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史学大体可以分为“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自古以来，“精英史学”一般为当权者所驾驭，如传统史学着力要表现的是政治事件和显要人物，传统的书写史学正是为这一宗旨服务的；“大众史学”多以口舌相传的形式流行于坊间，以中国古代的大众史学而论，那些视觉感极强的画像、碑铭、壁画、服饰，那些声情并茂的俗语、诗词、民谣、戏曲，那些富有影响力的口头传闻、话本、小说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归列其中。在西方，自荷马时代以来的民间行吟歌手所保留的口述历史以及其他诸多形式，也包含着很丰富的大众史学内容。当前史学界流行的影视史学，正是大众史学在当代的一种重要表现。了解与认识影视史学的缘起与发展趋势，对于推动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影视史学是史学和现代媒体“联姻”的产物
影视史学的诞生有着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渐弊端丛生，历史著作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与引人入胜的情节没有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界“让历史回归历史”的呼声不绝于耳。到了80年代，叙事体史书又为史学界所看重，相关著作陆续问世。这种史学发展的嬗变对以叙述为专长的影视史学的产生，无疑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影视史学还是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产物，特别是近百年来媒体革命的结果。当历史学家还沉湎于档案文书、在尘埃扑面的故纸堆中爬梳的时候，1895年电影悄然诞生了，观众被那些“移动照片”所产生的视觉冲击震撼了。以电影发明为滥觞的媒体革命，将人类视觉图像文化不断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阶段。这种延续不断的媒体革命，也日益在史学中引起连锁反应，现代媒体与史学开始了“联姻”。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撰写了《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在文章里，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Historiophoty，意为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海登·怀特这一文章发表后迅即在美国本土引起激烈争论，也迅速外传。在汉语学界，台湾学者周樑楷教授率先将Historiophoty译为“影视史学”，但把它的内涵扩大了，认为这一概念既包括各种视觉影像，还包括静态平面的照片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和建筑等，此说获学界普遍认可。此后，影视史学逐步登上了中国史学的论坛，佳文新作不断，相关学术研讨会也不少。2011年出版的《大辞海》（上海版《辞海》的拓展本），“影视史学”终于“登堂入室”，作为一个条目赫然在列：“现代新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新方法。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怀特首创了一个新名词Historiophoty，意指通过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话语传达历史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见解。怀特之论断在学界流传并多有影响。不过，国内学者对此持广义之解释，认为影视史学不只是电影、电视等媒体与历史相交汇的产物，举凡各种视觉影像，如照片、雕塑、建筑物、图像等，只要能呈现与传达某种历史理念，皆可成为影视史学的研究对象。它的出现，是对以书写为主的传统史学的一种挑战。但其学科地位的确立尚需时日。”这一条文虽然不长，却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影视史学的“前世”与“今生”，对于我们理解影视史学是有帮助的。
当下，自媒体的发展裹挟新一波的视觉图像文化浪潮奔腾而来，营造了一个由视频、照片和文字等组成的大世界。借助于有声的、移动的影像传达某种历史理念，它所具有的震撼力、表现力对受众的影响显然要胜于通过静态的语言文字来传达历史的“书写史学”。当然，影视史学要进一步发展并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决不能拒绝这种史学和现代科技结合的新趋势。
影视史学给史学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影视史学在对以往史学构成巨大挑战的同时，将会或彰或隐、或间接或直接地改变当下史学的生态。与传统史学（精英史学、学院派史学等）相比，影视史学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变化值得探讨。
一是历史观的变革。这里主要是指由“自上而下”的历史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这使史学家在研究“经国大业”之外还把触角伸向普通民众，去关注他们那“平凡的世界”。决不要小看这一转向，对历史学而言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历史观是历史学之灵魂，影视史学的发展正是叩击到了史学之魂。
二是史料观的转变。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要以史料为据，不能无凭立论。以往的历史研究多以搜集纸质的文献资料为圭臬，但新史学研究的史料来源非常广泛，如以图证史，图像不也可以成为一种史料吗？比如流行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北洋画报》、南方的《良友》等，谁说不能成为史料之来源？细细考察，从中或可映照彼时之时代风貌与社会痕迹。影视史学的发展使史料进一步拓展，一些史料在当前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取之亦易，真正达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程度。这种史料观的转变，是由上面所说的历史观的转向所决定的。
三是述史方式的变化。影视史学的发展使述史方式由单一的书写编纂方式向采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段转化。影视史学所具有的震撼力、表现力更启示我们，即使是传统书面表达的精深理论与专门著作，也应深入浅出，讲究可读性。否则，让历史女神克丽奥走向坊间便成了一句空话。进而言之，由于学院派史学的精深，它的旁征博引和坐而论道决定了它只能在学界专业圈觅求同道，而不可能在公众中广泛流传。影视史学则不同，它的平民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它在业内与业外均拥有众多的知音。可见，史学如果自视清高必日渐倦怠，只有接地气才能日渐兴旺。
四是重现历史的可能性。重现在自然界非常常见，比如日出，人们可以经常在泰山顶上观日出、在黄浦江畔迎朝阳，我们可以说日出不断重现。但倘若将重现用之于历史，就成了很复杂的一个史学理论命题。以往万千历史学家都为寻觅史料绞尽脑汁，以为可以据此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静态的史料重现历史的能力十分有限。而当动态的视觉图像证史之门一旦打开，图文并行不悖，或许就此可以找到一条重现历史的新途径。须知，由学院派史学家支配历史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将为公众及其“小历史书写”开拓无限广阔的天地。试想，在自媒体时代产生的海量视频，经过筛选、去伪存真，经过多少年沉淀后或许可能成为“民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重现当年的现场。
影视史学有助于中国公众史学的构建
近些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公众史学正在构建中，学界在为它作顶层设计时也互有争议，因为公众史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科概念。在以往的争论中，虽冠名不一，但影视史学总被作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我以为，影视史学的发展无疑有助于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的构建。
首先，必须明确提出，影视史学应当作为中国公众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之相连结。须知，影视史学即使从海登·怀特首创至今，也不到而立之年，在汉语学界时间则更短了，其理论基础十分薄弱，故既需“修炼内功”，更要“巧借外力”。现在有了与公众史学这个连接就有了依靠，在公众史学视域下的影视史学研究可借助公众史学的理论，让自身与公众史学相向而行，在保持学术品位的同时始终坚持自身的公众性。
其次，影视史学在公众史学这个大家族中最具“亲民”的特点，应当也能起到先锋的作用。一旦公众拿起数码相机、摄像机、智能手机，拍下身旁的点点滴滴，记录社会一角的琐琐碎碎，人人都成了历史影像的记录者，组合起来就是一幅幅悠长的历史画卷。在这一过程中，从影像叙述个人小历史，进而由小历史变成大历史，历史就在我们身旁。影视史学的功能为公众提供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最初的体验与实现的可能性。
最后，中国影视史学和公众史学的发展，需要以此为职志的一批人才。在这个群体中，既应包括职业史家的“转型”与“跨界”，也应有史学界之外或更多来自史学界之外的人士。这是因为，公众历史学家要有多方面的学识与技艺。
时代发展是催生学术开拓的温床，社会进步是滋生学术革新的土壤；而某种新学科的诞生又会反过来回馈时代、回报社会。以近二十年影视史学成长史观之，庶几可矣。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