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我觉得学术界对荀子的研究有所忽视，有所冷落。
我认为，研究荀子，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经学史的方向，一个是哲学史的方向。以前中国没有哲学史，都是从经学、文化上看待荀子。刚才陈来教授谈了近年国内外关于荀子学术研究的动态，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很重要：荀子对待文化传承的态度，及其政治儒学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大家都知道，荀子提出过“法先王”“法后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把“法先王”和“法后王”对立起来，认为荀子是“法后王”，其他人是“法先王”。“法先王”是复古的、倒退的、反动的。实际上，荀子是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法先王”就是讲“文化传承”，就是继承尧舜以来的文化传统，他讲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他也曾批评惠施等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后王”就是立足于当时政治，讲“政治儒学”。我们从中国现代社会考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是“法先王”。但这不意味要把现代社会倒退到古代，这只是文化上的传承。若从政治上讲，那还要以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法后王”。荀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是孟子一派过于强调“法先王”，“言必称尧舜”，什么事都按尧舜的方法办。荀子对孟子一派有所修正，“隆礼义而杀诗书”，“杀”是减少、降等的意思，就是要把《诗》《书》地位往下降，把“礼义”的地位往上抬，把当世的事情放在首位，我认为这是当时儒学策略的一个调整。
荀子重视文化传承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就是“传经”。荀子是“传经”之儒，我们没有听说过孟子传经，孟子在“弘道”方面做了许多事。而在“传经”方面主要是荀子做的。孔子之后有两个大人物是传经的重要代表，一个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再往后就是荀子，汉代的经典传承是从荀子这一派下来的，这也证明了荀子对文化传承是很重视的。比如说《诗》学，《诗》学在汉代分为四大派，除了齐《诗》以外，毛《诗》、鲁《诗》、韩《诗》应该都是荀子传下来的。还有《春秋》学，《春秋》三传，除了《公羊传》之外，《谷梁传》《左传》两派也都是从荀子传下来的。
而且，在先秦，荀子第一个提出“读经”的概念，当时他没有提《周易》，其他五经都提到了，那时候的“五经”差不多是一个小百科全书。《诗经》是文学，《尚书》《春秋》是历史学，《礼经》是社会学，《乐经》是音乐学，那时候读了五经，基本知识就够用了。所以，荀子说，读了“五经”，“天下之道毕矣”。总之，我们可以从经学的研究方向好好研究一下荀子。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哲学的研究方向来研究荀子。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搞哲学史的人只讲两个对子：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按照这样一种很死板、很教条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变成了简单的“贴标签”。80年代以后，大家就反对这个模式，要按中国思想史的本来面貌来研究它。
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思想史上有没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传统呢？我认为还是有的，只是不要把它绝对化、教条化就好。从唯物论的角度看，荀子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唯物主义的人。后面的人，柳宗元也好，刘禹锡也好，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也好，都是从他这个路子下来的，应该说还有一个唯物论传统的。我认为这个唯物论传统一直到张岱年，张岱年对历史上唯物论传统钟爱有加，其中他最喜爱的是张载。80年代中期我们思想史研究室的包遵信发表过一篇《唯心主义再评价》的文章，对唯心主义评价很高，却相对贬低了唯物论。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包遵信讲了他的观点，张岱年先生听后非常生气，坚决予以反驳。他认为绝不能抹杀唯物论哲学家的历史贡献。
如何来评价荀子唯物主义的思想呢？我个人认为，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派对自然界的认识上，荀子唯物主义一派哲学家，可能更接近真理。我自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上帝鬼神。我曾经问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上帝存在吗？”他说：“上帝怎么不存在呢？”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经常会碰到“天”这个概念，它到底是自然之天，是神学之天，还是义理之天。我觉得可能就是自然之天。神学之天，义理之天，都是人们加上去的。所以，从一种“求真”的角度去考虑，荀子唯物主义一派哲学家可能更接近真理。
但是，我们人类还有一个“求善”的诉求。在“求真”之外还要“求善”。“真”“善”有的时候有矛盾。因此我觉得，荀子唯物主义一派哲学家可能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把一切可能有的神圣价值都解构了，由此而失去了对天的“敬畏”，对很多应该“敬畏”的事情缺乏足够的“敬畏”。而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恰恰就缺乏这样一种“敬畏”之心。
最近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天”加上一点“敬畏”的内涵。古人非常聪明，“神道设教”，“神道”是为了“教化”而设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从西周以来，天、天命一直具有神学的意义，到孔子之时“天”和“天命”也一直具有神学的意义。到了荀子之时，就排除了“天”和“天命”的神学意义。我们中国哲学史不能少了这个东西，不能没有对“天”的神学意义的反面的质疑，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真理出现。但是，“真”和“善”之间的关系，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这是哲学家应该好好考虑的事，我想这个意义也很大。
前面我们说到，最近三十年荀子的学术思想受到了冷落。其实，这也不只是最近这三十年的事情，两千年来荀子的学术思想差不多一直受冷落。汉代重经学，轻子学。唐代韩愈说荀子“大醇而小疵”。宋代《孟子》升格为经，《荀子》一书倍受冷落。所以在以往的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史中，荀子的地位一直不很高。我认为，我们要重新给他一个历史评价和定位。
梁涛教授近年提出“新四书”，“新四书”中包括《论语》《孟子》，这两部书是老“四书”原来就有的。他的意见是要把《大学》、《中庸》回归《礼记》，把《礼记》当成一本书，这个意见清初的陈确曾经提过。《礼记》原来并不是一本书，是汉代儒者将许多儒家文献编在一起的结集，内容很杂。其中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孔子的“大同”思想就见于《礼记》。第四本就是《荀子》，把《荀子》提高到“经”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提议是必要的，“事在人为”。我们大陆道家研究一直都很低落，但是出了一个陈鼓应，把道家学术弄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这就说明要“事在人为”。最重要的，我对梁涛讲过，要写出有份量的研究著作，要有四五十万字有份量的研究著作立在那里，要花工夫写一本像样的书。这些年来，在学术界还没有关于《荀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虽然我们有些学者在研究“气论”这一派的传统，但是专门研究荀子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没有。我希望能够出现这样的学术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