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编”本是有逊于正式专著、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民国前从未见古人在编撰年谱时用“长编”作书名。近三十年来，忽然一下子涌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我见到过的就有六十来种。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全然不知“长编”一词的本意。“长编”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在很多人因为对某一词语模糊理解，别解甚至误解，并逐步积累，逐步扩散，最终偏离原有的共识而形成新的共识的情况下，个别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就像“空穴来风”“每下愈况”等古代成语，现在都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用法。“长编”看来亦是如此，错用和别解已有年头，至少从国民党“党史办”的秀才们就已经开始误导了。但若将“长编”作为“简编”“略编”这样的近代才有的名词的反义词来用，在逻辑上倒也还可以成立。“长编宁失于繁”之“繁”，亦自应有度。“繁”亦须有价值，无史料意义的“繁”是不能允许之“失”。
吾国史学著作以“长编”名者，据我所知，最初始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何以名之？《文献通考》载李焘于乾道四年（1168）第二次上呈《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今《资治通鉴·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书，以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其间牴牾，要亦不敢自保。区区小忠，前表盖尝具之。仰惟祖宗之丰功盛德，当与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绘画臻极，讫弗能近，矧令拙工强施丹墨？臣诚愚暗，岂不知罪？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承命踊跃，干冒来献。夤縁幸会，得御燕闲，千百有一傥符神指，更择耆儒正直若光者，属以删削之任，遂勒成我宋大典，垂亿万年，如神宗皇帝所谓‘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者，则将与《六经》俱传。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区区小忠，因是亦获自尽，诚死且不朽矣！”
可见，“长编”就是更正式、更庄重的“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级阶段”，或“前期成果”。“长编”的“义例”和特点，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李焘非常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说：自己編写的书没资格径称《续资治通鉴》，而只能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若有像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大家来“删削之”，才能成为一部可以垂诸永久的大典。当然，李焘此书受到宋孝宗赞赏，诏令宫中一依《资治通鉴》用纸和字样的大小缮写，并将李焘大名及衔位也一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首的格式标书。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实际上当时就获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后来的史学家，大多也充分肯定李焘之书可以垂诸后世。然而，“长编”一词本来是有逊于正式专著、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的意思，是确切无疑的。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按，李焘原书未能完整保存传世，今见五百二十卷本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所辑出者），在《总目提要》中也说：“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应该说，古人是都懂得“长编”的这个意思的。后来，还有人将“长编”用于经部注疏之书名，如清人刘宝楠撰有《论语注疏长编》《毛诗正义长编》《礼记注疏长编》《说文杂注长编》等；甚至还有人用于子部，如清人吴其浚撰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也都是“初稿”的意思。但“长编”一词，自是用于史部编年体之书名为最宜。
而年谱，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本属编年体史书；但令人略感意外的是，民国以前从未见古人在编撰年谱时用过“长编”作书名。现今，最为人所知的年谱长编，是1936年夏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当时仅刻印五十部,每部线装十二册,由谱主家属分赠亲友，并征求意见；而后，因为在大陆、台湾有好几家出版社先后出过排印或影印本，甚至在日本亦有译本，所以最为有名。在那以后近五十年间，人们一般仅知有1979年出版的上海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和1984年台湾出版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1976年台湾出版的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实据我所知，近人最早所撰的年谱长编，大概应数193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上述寥寥五种年谱长编，有三种自称“长编初稿”，显然那些编著者（沈、汤二先生除外）已经不懂“长编”固有的本意了。盖“长编”本就是“初稿”也。
大概大陆学者受到台湾出版的大部头十巨册的胡适年谱长编的“刺激”和“诱惑”吧，我猜想。近三十年来，内地忽然一下子涌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我见到过的，屈指数来就有六十来种。谱主除少数古代人物（如孔子、孙觉、秦观、朱熹、吕留良等）以外，多为近代以来著名人物，谱主名单可写出一长串：林则徐、莫友芝、张裕钊、张之洞、徐润、郑观应、盛宣怀、沈曾植、林紓、陈三立、刘鹗、孙中山、张元济、王一亭、蔡元培、黄世仲、黄兴、张伯苓、穆藕初、王国维、朱希祖、陈垣、鲁迅、马寅初、刘师培、吕思勉、李大钊、陈寅恪、陶行知、宋庆龄、卢作孚、叶圣陶、洪深、蒙文通、胡先骕、邹韬奋、杨贤江、徐悲鸿、冯友兰、陶冷月、郁达夫、瞿秋白、闻一多、石评梅、丁玲、李源澄、艾青、季羡林、丁善德、钱三强、程千帆（与沈祖棻合谱）、卢是……。以上都是正式出书的，还没提到好多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书稿，一些发表在刊物上的年谱长编和一些以年谱长编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没包括如穆旦年谱那样的原先叫长编，最后出书时去掉“长编”二字的。内地以外，这期间台湾也出版了尤侗、赵翼、沈家本、释印光、阎锡山、蒋介石、张君劢、孙连仲、李玉阶等人的年谱长编，香港也出版了唐才常等人的年谱长编。其中如台湾曾出版的黄郛、沈家本等人的年谱长编，这期间大陆亦重印了。尤可一提的是，近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还相继特设了专门的年谱长编丛书，并积极组稿，成为出版社的主业图书之一。短短一世三十载，年谱长编竟蔚为如此大观，不能不令我辈读书人激动和感叹！
不过，有个问题一直没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些年谱长编的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也全然不知道上述“长编”一词的本意。因为，事实上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都没有今后“删削之”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来就是先出了“年谱”而后再出同一谱主的“年谱长编”的。由此，亦可换一种说法：“长编”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年谱长编”，现在只是“年谱简编”“年谱略编”（须指出，该二词古人都不用，或用“年谱略”或“年谱纪略”）的反义词，略与“年谱详编”（应该指出，此词从无人用过）同义。在好多场合，年谱长编成了年谱或年谱简编的扩大版和升级版。例如，台湾胡颂平就是先在1971年发表《胡适之先生年谱简编》，而后十多年才出版长编的。对绝大多数年谱作者来说，“长编”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谦词（所以有些人要再加上一个“初稿”），恰恰相反，是一种自信、自豪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说法，连有些字数并不太多的年谱也非得叫“长编”不可，大有好像不“长编”就不高级、不完善之概。
我想，这一现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应该有所肯定。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确实，年谱所载史料越丰富、越详细越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多有求全求备心理，就像不少人看完长篇电视剧后还很想再看“未删节版”一样。但是我又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有史学常识，“长编”的本义还是必须了解的。至少，“长编初稿”这样不伦不类的别扭词，作为史学工作者就不该用。或用于内部征求意见稿那就算了，作为正式问世的书名不免引人匿笑。就像后人给鲁迅文集所取的书名《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样，叠床架屋，即使很多人见怪不怪，我总感到难受，盖鲁迅本人是绝不会取这样的怪书名的。
有一件事得老实交代。近年鄙人也在从事《郑振铎年谱长编》的研究项目。我为何也用“长编”一词？一是为争取国家科研经费。拙著《郑振铎年谱》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544千字），2008年又出过修订版（937千字），那两次撰写都没有得过任何基金资助，现在因想做大规模增补修订（约增至1500千字）而争取经费，书名如不变换一下，哪怕你再苦力再需要钱，有关方面咋会批准立项呢？二，我也是“从俗”“随大流”。既然现在出了那么多“年谱长编”，就强有力地说明有很多读者、研究者、出版者和科研基金的审查者都特喜欢这个名称。本来，在很多人因为对某一词语模糊理解，别解甚至误解，并逐步积累，逐步扩散，最终偏离原有的共识而形成新的共识的情况下，个别人也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像“空穴来风”“每下愈况”等古代成语，现在都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用法，最后无可奈何，只能是在词典里新加上一条解释而已。“长编”一词看来亦是如此，错用和别解已有年头了，至少从国民党“党史办”的秀才们就已经开始误导了。还有三，若将“长编”作为“简编”“略编”这样的近代才有的名词的反义词来用，在语言逻辑上，倒也还是可以成立的。
本人申报《郑振铎年谱长编》，实是受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和南开大学张铁荣教授諸学兄的启发和鼓励。金林兄的《叶圣陶年谱长编》，就是在他的初版《叶圣陶年谱》的基础上扩大了三四倍。铁荣兄和我一样，他的《周作人年谱》也出过初版和修订版，但他以《周作人年谱长编》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科研经费。我和金林、铁荣还有一点相似，就是我们在年谱初版后都一直不停顿地继续研究谱主，多年间又发现和看到了很多新的资料，因此才有了修订和补充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想补充的都是“干货”而非“水分”。而在我看到过的今人所编年谱（不限于“长编”）中，有的是靠大量引文（且都录自后人编的文集，而非发表的原报刊），靠大量无价值或意义不大的东西来扩充篇幅的，恨不得将谱主的文章、书简、日记、甚至他人的回忆评述等等全部抄上去（而且有的连笔也不用，是剪刀加浆糊，甚至是电脑上的剪切加粘贴）。我想，若是重要的罕见的材料多引一些也无妨（像梁氏年谱长编那样），却偏偏都是最常见的或远非第一手的东西（这就好像今人出的有些“注释本”书，别人知道的地方他大注特注，但别人看不懂的地方他偏偏不注，因为他也不懂）。而这样的东西，居然也有人为之叫好，真是怪事。鄙人认为，“长编宁失于繁”之“繁”，亦自应有度，绝非毫无节制的堆砌，特別是正式出版的长编。“繁”亦须有价值，无史料意义的“繁”就是不能允许之“失”。
在现今年谱出版如此花团锦绣之际，讲这样“煞风景”的话，实在要请原谅。盖鄙人早已感到，现在所出的年谱和年谱长编，其质量良莠相杂，参差不齐，有的尽管印得很漂亮，甚至是大开本、影印本，其实根本就不够格，可谓不值识者一哂。因为怕得罪人，姑且不举今人编的年谱来说事，就谈谈有名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吧。此谱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属当时手中保存的谱主书简，这当然对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但此谱最大的缺陷也正在此，即除了这批书简以外，撰写者几乎就没下过大力，不曾去查阅浩如烟海的报刊、档案、以至谱主的全部著作。梁氏是那么著名的著作家、政治家、思想家，而他有很多重大的活动和重要的作品、演讲等却常常不能在此谱中看到该有的记载。因此，从年谱应有的标准来看，此谱实际是并不合格的。该谱问世已近八十年，早就应该重编了。到现在还只会将它反复简单重印，实非崇仰先贤之道，也是没出息的一种表现。老实说，梁氏一生所写文字、所编报刊、国内外媒体对其之报道等等，几乎是从不间断的，编写他的年谱并非特难之事。不像有的人物，名气虽响，单篇文章不多，又没有大量日记书信，编其年谱就很难。而有的编者既无真功夫，又不肯下笨工夫，只会抄录多年后他人的回忆，甚至大抄谱主被审查时被迫所写的“交代”之类来填补其人生记载的空白，对这样的所谓“长编”，真是“自刽以下”，吾不欲讥之矣。
我想，当今年谱撰著应遵循的，无非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知人论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并力求将二者相结合。如果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乾嘉学派相结合。这种方法是永新的。撰著者当铭记这样一段经典指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应力求采山之铜，竭泽而渔，日积月累，集腋成裘。须知目前在国内，不，甚至在世界各国，除了少量旧时书籍报刊已被数字化以外，绝大部分的史料都还处于时时被自然风化、人为损弃、虫蛀鼠啮的状态。因此，要想撰著一部高质量的年谱，绝大部分材料都是要从各种报纸、杂志、档案、书简、日记、笔记、方志、谱牒、碑传、选集、文集等等原始的纸面记载，包括很多未刊手稿孤本中，捲地毯式地细致搜索，一条一条爬梳而得，皆非“聪明人”在电脑网上简单搜索而可获。而且，翻检原始材料，如果仅仅看一遍也常常是不能一下子就有所发现的。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都是逐字逐句反复仔细阅读，经“批判地审查过”，才能辨别其真伪，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价値。
当今世上，愿意老老实实花费精力编撰年谱的，本来就都是一些被人看不起的笨伯、愚人；“聪明人”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本领、学问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玩理论、冥证、玄虚为终南捷径。不过，风水轮流转，他们那套把戏现在也有很多人不屑一顾了，而年谱、年谱长编好像也开始有点吃香起来，于是便有一些“聪明人”也想来玩了。不过鲁迅先生说过：“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写在〈坟〉后面》）他老人家又辛辣地调侃那些“聪明人”说：“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随感录·四十七》）毕竟历史本身是不好骗的，当代和后代也终有识货者，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向工人农民学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