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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简化字取得积极成果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然后分四批推行，拉开了汉字简化的帷幕。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总表》扩大了可以类推简化的偏旁，并且规定了无限类推的原则（即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保证了书面语用字的规范和统一。
汉字简化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有三点：一是节省书写时间，提高书写效率；二是提高阅读清晰度，节省目力；三是便于计算机自动识别，便于进行数字化。弊的方面主要是：有的简化影响了相对应汉字的理据性。但是，权衡利弊，利仍大于弊。
60年来，简化字的推行取得了积极成果。据2004年发布的数据表明，平时写简化字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95.25%；写繁体字的，则占0.92%；两种都写的，占3.84%。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数据比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因为简化字易学便用，符合汉字演变的总趋势，已经在民众中扎下了根。《简化字总表》收简化字2235字，占通用汉字的三分之一。汉字字形虽然发生了这样利民、利用的变动，并没有引起文化传承的大起伏，实属不易。
“文革”结束以来，社会上有关简化汉字的议论始终未断。每年的全国“两会”，也时常收到要求恢复繁体字的提案议案。但是从社会多数民众的反应来看，支持简化字的力量很稳定。所以，反对简化字、要求恢复繁体字的意见，很少有人附和，是理所自然的。
简繁汉字使用范围不同
当前的形势，是恢复繁体字的路走不通，要继续坚持推行简化字；彻底废除繁体字的路也走不通，繁体字要和简化字长期共存共用，二者使用范围不同。
使用繁体字的古籍文献汗牛充栋，是国家民族的宝贝，不能弃置不用；把所有繁体字的古籍文献都用简化字印刷出版，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港澳台和一部分海外华人仍在使用繁体字，繁体字是和他们进行交际的语文工具。
上述情况要长期存在，不会改变，因此简繁体汉字必然是长期共存共用。目前简繁体汉字使用的情况大体是：占主导地位的是使用包括简化字在内的规范汉字；文物古迹、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等，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肯定了这种情况，为简繁体汉字长期共存共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于2009年发表了题为《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的文章，认为，“推行简化字是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负担，因此在简化字推行后，在全国印刷的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简化字，也就是‘以简代繁’。被简化了的繁体字不再使用，而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需要时照旧可以使用繁体字。可见，推行简化字并没有废止繁体字，只不过缩小了繁体字的使用范围”。
总结60年来推行简化字的经验，简化字已经站稳了脚跟，文字生活进入了简繁体汉字长期共存共用的时期。我们要研究共存共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对汉字研究的一点建议
纪念《汉字简化方案》公布60周年，要多做实事。
多年来对“规范汉字”的含义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使用起来就往往造成混乱。我建议，在简化字的文本里，将符合下列四个字表的字认定为规范汉字，其中包括：《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和《通用规范汉字表》。在简化字文本里，繁体字不属于规范汉字（但不是错字），所以，不能掺入规范的字形表里。但是，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要指定可以使用繁体字范围，并明确标明同一文本中，不能简繁体混用的条文。
2009年6月22日，周有光先生写信给我，提出关于在高中开“读古书”选修课的意见。他说：“近来网上谈论‘简繁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我的想法是：（1）可在高中开一节‘读古书’的选修课，学习阅读繁体字的古书，例如《古文观止》。（2）小学和初中完全不变。规范字就是‘正体字’，包括一部分简化字。这个办法，可称为‘用简识繁’。避免扰乱原来程序，可能平息纷纷议论。”我觉得周先生的意见富有启发性，不妨由相关部门研究，以权衡是否可行。
此外，要大力营造研究汉字的学术氛围，实事求是地评价汉字的功过是非。对那种随意解说汉字字形构成和意义的不良倾向要加以扼制，以维护祖国文字的尊严和健康。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