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胜教授《还是简称“龙学”好》(《光明日报》2016年8月1日第16版,以下简称“吴文”)一文,全盘否认拙文《“〈文心雕龙〉之学”当称“文心学”的几条理由》(2015年8月于云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上所作大会交流论文),谨就吴文之驳议,逐一回应之。
其一,关于“前两条不是指向事情本身,也不是讨论‘名’是否符‘实’的问题,因此不足以成为理由”。“前两条”即指拙文所论“《文心雕龙》之学”与“中华龙之学”皆称“龙学”易产生混淆及“龙学”之名无以对应于“文选学”这两条理由。吴文所谓“前两条不是指向事情本身”,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虽说“中华之龙”之“龙学”与“文选学”不是指向事情本身,但二者所论都涉及《文心雕龙》本身,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与辨析,怎么能够一概说成“不是指向事情本身”呢?至于“也不是讨论‘名’是否符‘实’的问题”,那就更不对了。“前两条”就是围绕着“文心学”之“名”是否符合《文心雕龙》本身之“实”的问题论述的,全文皆如此。吴文说“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现在通行的叫法是‘中国学’,或曰‘汉学’,而不叫‘龙学’”。这里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拙文原来没有说“中华文化的学问”即指“龙学”,而是专指研究“中华之龙”的专门之学“龙学”。正因为吴文将拙文“中华龙之学”的外延扩大到了“中国学”或“汉学”,所以,吴文才认为“与‘《文心雕龙》学’是井水不犯河水,并不存在冲突的问题”。
吴文认为,“至于说‘《文心雕龙》学’的命名要与‘文选学’对应,‘理由’更是牵强”。因为拙文的观点十分鲜明,就是要将“《文心雕龙》之学”命名为“文心学”。为此,拙文便从刘勰与萧统的亲密关系、刘勰参与《文选》编撰、《文心雕龙》与《文选》在篇目大多相同、文学观念相似等诸方面考析,来论证 “文心学”与“文选学”对应契合的几条理由。如此论证清晰之“理由”,又怎么会“更是牵强”呢?“文心学”与“文选学”名称的默契呼应,是《文心雕龙》与《文选》这两部巨著原本就天然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殊不知,“文心学”与“文选学”的自然对应现象,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牵强”出来的。
其二,吴文认为,“‘龙学’恰恰最精准地表达了《文心雕龙》全书的精神实质”。吴文是“分两点来说这个问题”的。
一是他认为“‘文心’和‘雕龙’两个词的关系应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关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并列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为了强调“并列关系”,吴文列举《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等语论证之。刘勰说得明明白白:“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理在先,文辞在后,这前后关系显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周振甫先生的解说则更为切实,他说:“情指情理,所以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就是情理是经,文辞是纬,情理是主,文辞是次。”(《文心雕龙今译》)再从“文心”与“雕龙”两个词的组词结构关系来看,吴文的“并列关系”说则自是无可立足。先看“文心”,这是偏正结构;次看“雕龙”,这是动宾结构。组词结构不同,作为偏正结构的“文心”与作为动宾结构的“雕龙”怎么能成为并列关系呢?
二是他认为“《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用‘龙学’比‘文心学’更符合《文心雕龙》的精神气质”。接着就列举了《原道》《神思》篇中能体现宇宙意识与富于气势的一些句子,如“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等。《文心雕龙》全书有50篇,仅举两篇中的几句,怎能代表“《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呢?笔者逐句翻检《文心雕龙》全书,“龙”字仅6见而已。吴文凭此来认定“《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显然是以偏概全,不足道也。
值得欣慰的是,刘勰早已自认《文心》乃《文心雕龙》之简称之事实。为拙文原来的三条理由增加了一个更具内证学术价值的重要砝码。刘勰《文心雕龙》在其具有总序作用的《序志》篇开宗明义即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所谓“文心”,就是讲作文的用心。也就是说刘勰撰写《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讲如何进行文章写作的。刘勰从前贤著作《琴心》《巧心》受到启发,精选出“文心”一词,认为甚切全书旨意,“所以用它来做书名”。如果说刘勰于此论析的“文心”之说尚不够鲜明突出的话,那么,在《序志》篇的第四节,刘勰通过对《文心雕龙》的创作方法与原理、全书纲目与结构、文体名称与流变、理论体系与功用等方面的精当论述之后,更是确定了《文心》即可指代《文心雕龙》的无以变更的重要地位与意义了。其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很显然,“《文心》之作”,必为《文心雕龙》无疑。既然刘勰自己已经认可《文心》即指代《文心雕龙》,那么,我们称其“《文心雕龙》之学”为“文心学”,岂非天经地义而理所当然者也欤?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