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怨
《尧曰》：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忍
《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
闻
《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目前，在古书中历来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的注解中，还较为广泛地存在着王力先生指出过的“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结果”的现象。我们提出“以考察分布为主轴的训诂”，就是试图改变这一现状。这种训诂方法，较有可操作性，过程和结果较为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就是实践这一训诂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所谓“分布”，一是指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等；二是指词的结合能力，即该词修饰何词，该词被何词修饰，等等。通俗地说，就是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
其中至为关键的，就是好些学者都曾论述的，几乎没有哪个词的分布和其他词雷同。虽然仅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古汉语，要确定一个词的分布总和很困难，但出现频繁的常用词，考察其大致的分布并与其他词加以区别还是可行的。用分布的区别性特征，在同时代典籍中仔细分辨词或义位分布的不同，就可将某一词语和其他词语区别开来，古书中的疑难词句就有可能求得确解。
《论语·尧曰》中“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以前的注本——包括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都把“谁”理解为主语，翻译“又谁怨”为“又有谁来怨恨呢”“又谁来怨你呢”。考虑到古汉语中主语经常不出现，上古汉语宾语“谁”一般位于谓语动词之前，这一“谁”可能是宾语，“又谁怨”应译为“（他们）又能怨谁呢”。既然主语“谁”和宾语“谁”都在谓语动词前边，怎么鉴别呢？我们统计了大量同时代文献后，发现主语总是位于副词“又”之前，宾语总是位于副词“又”之后，这一句的“谁”应当是宾语。这是考察同一个词的分布。
《卫灵公》中“小不忍则乱大谋”，该句的“忍”历来有两种解释：忍心，忍耐。目前的《论语》注本一般都注“忍耐”（容忍）。但在《论语》成书时代的典籍中，当“忍”受否定副词修饰且不带宾语时，只呈现“忍心”的意义，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汉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离先秦时代不远的汉朝人正是这样理解的，《史记》《汉书》多有记载。这是考察“忍”的两个意义在分布上的区别。
《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译注》读“唯恐有闻”为“唯恐又闻”。我们通过对《论语》同时代典籍的全面考察，发现动词“闻”除了几种特殊情况外，都必须带宾语。其中一种特殊情况是固定结构如“多闻”“无闻”等。“有闻”因出现较频繁，也是固定结构，不带宾语。如：“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滕文公下》）而“又闻”少见，不是固定结构，要带宾语：“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可见“有闻”不能读作“又闻”。这里考察了“有”“又”两词的分布特征。
因为每一词甚至词的每一义位的分布都是独一无二且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全面准确考察的前提下，十位学者分头考证，结果可能一样或近似，这就较为符合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因此以考察分布为主轴，形训、义训、声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等手段、方法都围绕着分布来进行，是较为可操作的。
符合分布的标准，指经过同时代语言的全面考索而能够文从字顺。符合分布也即文从字顺的句子，不必再作他释；不合分布也即不通的句子通过改变句读、读若他字词或换字等手段而最终文从字顺者，为合格的考释。
有无例外？当然有。例外是如何造成的？古代汉语没有录音，现存古汉语材料，无论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都是通过汉字这一媒介来记录的；汉字记录的古汉语有着少量的失真，尤其是在古代不用标点符号的情况下。但是，第一，这类例外并不多见，也即大多数“两读皆可通”并非真的如此，其中大多数可以证明只有一读。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有八种读法，我们已经在《论语新注新译》这章的《考证》中证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读法在当时语言中是文从字顺的。第二，这“两读”都必须经过同时代语言的全面考索证明是文从字顺的。
我们不提倡两种做法，一是在考证这类疑难词句时，将语言系统之外的情理、义理作为重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二是虽然在语言系统之内运用形训、义训、声训等方法、手段考索疑难词句，但至为关键的考察分布的环节却缺位了。
古人虽然没有说什么“分布”，但有关词语考证的经典范例，都符合分布原理。例如“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释《诗经·邶风》“终风且暴”，通过对“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句式句子的归纳，认识到“终风”不是前人所说的“西风”“终日风”，“终”是近似“既”的意思，这就是典型的以分布为主轴的考据。古人谓之考“辞例”，反复予以强调；杨树达先生谓之“审句例”，说它是王氏之所以成功的缘由；我们不过是明确提出以分布为主轴罢了。
前人多认为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胜过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因为前者更注重书证，也即更注重辞例；前人注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胜过注重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也是因为前者更注重辞例。可见，前人未尝不明白“重辞例”“审句例”的重要。我们反复强调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然王氏之释“终风”，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无疑是精华，我们当然应该吸取并发扬光大之。
当然，利用分布来考索古词语，有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例如出现频率很低的字词，暂时还未找到考察其分布的有效办法。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