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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代官员任用实行举、选分途，即登第后的资格授予与考察任用各行其是。举子通过礼部试“放榜”后，并不意味着“考试”的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的“才学”比拼。经过“试判两节”的关试，籍属吏部，“守选”三年，方“冬集铨选”，开始“官人”生涯。《通典·选举三》：“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谓之铨选。”吏部铨选，要经过颁格发解、磨勘检核、三铨三注、送省过官等程序。
通过解状审查的选人，就进入铨试程序，其内容是所谓“四才”：“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辩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通典·选举三》）铨试之后，对合格的选人拟定职位，是为注官，其标准是“校功以三实”：德行、才用、劳绩，“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旧唐书·职官志》）。“四才”和“三实”，考试与考核结合，是对选人为官从政素质的综合考察。
铨试“四才”，身、言是主选者凭感觉的“印象分”，书、判尤其是判才是考察的重点。铨选试判，“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实则“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所得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不难看出，在所体现的考试原则和才学标准中，“文学”扮演了重要角色。
吏部铨选，涉及数量庞大的新进士人和六品以下官员的选任，实际操作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掌握选官标准，二是如何解决官阙少而选人多的矛盾。唐初，天下兵革方息，“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僧多粥少”的问题尚未突出，随着获得出仕资格者增多，“九流繁总，人随岁积”，到开元时期“大率八、九人争官一员”（《通典·选举三》）。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以“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为原则，制定“循资格”的铨选规则：“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在资格范围、官资标准、资格定量、停替年限、实施对象、实施程序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有效地保障了铨选的正常秩序，然而亦限制了优异者脱颖而出，出现“公干强白者拘以考浅，废疾耄瞆者得在选中”的贤愚混杂局面。于是，平判入等和科目选等补充措施随之出台。所谓“平判入等”，就是对选人所试判，分出等第，“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判入高等”者所授官职多为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司经局之校书、正字等“望秩常班”。平判入等属正常铨选程序，参选者仍须受到选数和考数限制，为使卓异之才脱颖而出，就有了科目选的设置。《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参选者“不须以选数，听集”，使“格限未至”者可以不受选格限制。科目选所试科目众多，为人所重者惟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两科。博学宏词科因“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而为人瞩目，“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试文三篇”，亦即诗、赋、论各一篇，书判拔萃科试判由平选常调的两条增至三条，难度亦相应增加。
二
吏部铨试“四才”，书判远比身言重要。这首先体现在铨选程序上。《通典·选举三》：“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其次具体操作过程中，体貌、言辞的考察流于形式，事实上吏部铨选并不以貌取人，为官者中不乏身、言不佳者。“书”通过判文的墨迹考核，所谓“吏部选人，必限书判”，实则仅限于“判”。
“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赵匡《选举议》）由于判文与仕途攸关，以判文水平高低评价“官人”能力大小，成为一种时尚。《旧唐书·杜审言传》：“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其矜诞如此。”杜审言“侍才謇傲”，所“矜诞”者即为判文。
判文不仅在铨选中举足轻重，也是行政活动中影响“官人”能力与政绩的重要因素。《大唐新语》卷八：“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辍，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除雍州判司。”裴氏欲扬先抑，不判则已，一判惊人，众僚称奇，得以名扬遐迩，升级除官。也有因判文拙劣而受到嘲弄者。《朝野佥载》卷六：吏部侍郎李安期“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书判不佳，辞以损足，迂拙可笑；安期嘲讽，机警幽默，可见判文在铨选中的重要性。
三
判文作为裁诀狱案的文书，古已有之，大盛当在唐代。“唐制选士，判居其一，则其用弥重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苑英华》卷503至卷552，收录唐判1200余则，分乾象、律历、岁时、雨雪、水旱、灾荒、礼乐等70余类。徐师曾认为：“今所传如称某某有姓名者，则断狱之词也；称甲乙无姓名者，则选士之词也。”从其功用划分为“案判”和“选判”两类。但其类属可分为拟判、案判和杂判三类。拟判是为准备铨试的“练笔”之作，所涉案例用天干分别代表当事双方，故又称“甲乙判”；案判是官员在处理案件或公务时所作；杂判是公务之余，就日常生活事件的有感而发。
吏部铨选试判，意在考核选人“临政治民”的吏事能力，然而唐人判词大多辞藻华丽，试判要求“文理优长”，实则“文”显而“理”隐，乃至“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殊异”，故有“不切于从政”的指责。实际上，唐代判文的这些特征，既是文体自身发展规律与文学风尚的表现，也与唐代官员“高雅”的品格有关。“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制度的“指挥棒”下，朝野上下“读书善文”，塑造了一个“学习型”的社会。
随着文化积累的丰厚和人文素质的提升，试判也“水涨船高”，难度愈来愈大。吏部试判由“理”而“文”到“文理”兼优，经历大致三个阶段：试判之初，“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日月浸久，选人应试技巧提高，暴露出“案牍浅近”之弊，于是“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经籍为选人所长，“通经正籍”又显浅近，于是“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判目愈来愈难，案例亦由真实变为虚拟。
现存唐人判文，多为拟判，未著者姓氏，仅有张鷟《龙筋凤髓判》和白居易《百道判》（一名《甲乙判》）留存。张鷟先后四次参选，判为铨府之最，才名远播，无贤不肖，皆诵其文，万简万中，有“青钱学士”之誉；白居易“百道判”为应书判拔萃科的备考之作，白氏尝云：“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与元九书》）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百判（《龙筋凤髓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张判中有人名、官称、法司等，判目多出自真实案例，判文内容与律令相关。白判则“假设甲乙”，判目多出经籍，案例多为虚拟。实际上，二判均为“取备程式之用，则本为隶事而作，不为定律而作”的拟判。从文体和文辞特征而言，同为四六骈体，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用典赅洽。张判典实繁缛，极力铺陈，白判用典较为浅切，文辞简要。其间异同，自是唐代“文学”演进阶段特征之表现，所谓“居易判主流利，此（张判）则缛丽，各一时之文体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铨选试判强调“文理优长”，实则“文”的讲究超过“法”的运用和“事”的分析，成为无异于“诗赋”的“文学”。
唐代“官人”于官场内外有感而发的杂判，骈词俪句，笔致灵动，诙谐幽默，颇似美文小品。元稹有杂判18道，如《对蕃客求鱼判》《对养鸡猪判》《千年龟判》《对宴客鳖小判》等，显然是公余宴饮之际的游戏之笔，调笑而不失优雅，谐谑而不浮荡，以见于端谨勤恪的朝堂官衙之外，唐代“官人”休沐闲暇之际清旷飘逸、潇洒闲适，呈现出仪态优雅的“文官”风采。
判文伴随唐代“官人”为官生涯的始终，集学问识见、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于一体，熔“立功”与“立言”、实用性与文学性于一炉。铨选试判的制度导向，判词进入“官人”的精神生活，与礼部科举“以诗赋取士”相呼应，造就盛世发达的政治文化，成就了优雅的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活。
（作者：聂永华 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