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云南青铜文化是我国青铜文化体系中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时代从商周到西汉末或东汉初，其中春秋战国至西汉为其鼎盛时期。由于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云南青铜文化可以划分若干文化区，其中的滇西高原文化区( 亦称洱海地区) 以洱海为中心，大致包括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东部，楚雄自治州的中、西部和丽江市南部部分区域。该文化区地理位置独特，处在藏彝走廊这条南北民族交流大通道的南端，与滇西北高原、滇西横断山区、川西高原以及滇池地区都存在密切联系，加之生态环境多样，其内的文化、族群以及生业形态都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特征。目前，虽然已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形态、生业方式、族属、文化内涵以及遗物等方面对滇西高原青铜文化进行了研究，但限于材料，有关该区域信仰观念的认识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日前，笔者在对滇西高原及其周围区域青铜时代的考古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应当存在有鸡、马信仰。
这些信仰的产生和存在应与该区域的族群及经济文化类型密切相关，并可能与云南地区古老而著名的“金马碧鸡”传说的起源有着直接联系。故草写此文，略陈拙见。
二、考古材料所见鸡、马信仰
滇西高原的青铜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洱海周围及其东部的祥云、宾川、弥渡、姚安、牟定和楚雄等地，包括墓葬、遗址、窖藏以及零星出土的遗物，其中大部分遗存的年代为战国晚到东汉初，以西汉为主。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青铜时代的滇西高原社会已经存在等级和贫富分化，一些反映权力和观念信仰的器物如铜鼓、编钟、杖首和动物俑等集中出土在少数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在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上或饰有鸟、鸡、虎、马等动物形象，或本身就被铸成马、牛、羊等动物造型。在这些动物形象中，以鸟、鸡和马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鸡形象主要为杖首顶端的饰件，同时还有少量的鸡俑和饰片( 图一，1 ～ 6) ，在祥云大波那土坑木椁墓、祥云检村和红土坡石板墓、宾川县石板墓、洱源河东村、弥渡苴力石墓以及丽江坝长水马鞍山麓的地层中均有发现。据笔者统计，以鸡为饰件的杖首在滇西高原地区出土的频率和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仅祥云红土坡石板墓M14就出土了37 件。对于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所存在的杖首，李昆声和刘弘等先生认为其应属于权杖，是权力的象征物，使用者当为巫师和拥有巫师身份的部落首领。如此看来，这些杖首上的鸡形象就不会仅起简单的装饰作用，而应该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特殊含义。此外，民族学材料也暗示，鸡即使在今天滇西高原的人群和文化中仍具有特殊地位，该区域至今仍存在有鸡信仰，流传有许多关于鸡的传说，鸡被当地部分白族支系作为图腾; 这些现象虽然存于现在，却可能是该区域古老信仰的遗留。
图一鸡形饰杖首、饰片
1． 祥云检村M3∶ 3 2． 弥渡苴力石M4∶ 1 3． 宾川古底M9∶ 4
4． 祥云红土坡M14∶ 40 － 3 5． 祥云红土坡M14∶ 40 － 7
6． 祥云红土坡M14∶ 40 － 40 7． 盐源C∶ 735
用马、牛、羊、猪等立体铜动物俑随葬是滇西高原青铜文化的特点之一，不见于周邻地区。相对鸡而言，马形象的数量较少，主要为立体铜俑( 图二，1～ 3) ，也有少量为器物上的图案，在祥云大波那土坑木椁墓、祥云禾甸公社和红土坡石板墓、宾川平川和力角乡等地的石板墓和土坑墓中都有出土。据笔者统计，该区域出土的动物俑中以马俑的数量最多，出土频率最高，如祥云红土坡石板墓M14 出土的109 件动物俑中马俑就占了三分之一多。由此可知，马是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最重要的家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象征财富和身份地位，而且还可能与人们的信仰观念有关。
三、鸡、马信仰的来源
对于西南夷地区常见的用杖习俗，有学者指出其可能受到古蜀国的影响，但同时又认为滇西北的杖首可能与北方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杖首的关系更为密切。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这种关系不仅限于滇西北地区，滇西高原及其附近地区所存在的杖首也应是北方青铜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只是已经地域化。目前，我国最早的杖头出现在史前的西北地区，而后在北方青铜文化中也十分常见，其上常饰有各种动物造型，如马、鹿、羊和鸟等，但却不见鸡形象存在，因此这种鸡形饰杖首不应来源于北方青铜文化。同时，由于与滇文化区直接相邻，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的杖首还受到了滇文化的影响，将部分杖首銎部的后端做成铜鼓造型，但以鸡为饰件的杖首在滇文化中并不多见，所以鸡形饰杖首也不应来源于滇文化。此外，在与滇西高原相邻的盐源青铜文化中虽然也有鸡形象存在( 图一，7)，但多不作为杖首饰件，且该区域以游牧为主的生业形态可能不具备产生鸡信仰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以鸡作为杖首饰件的现象应当是滇西高原青铜文化的地域特色，并非来源于其他地区，所反映出的鸡信仰应当是该地区固有的传统。任何观念的产生必然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条件，作为家禽的鸡因其习性一般适合在定居的农业社会中进行培育和饲养，而滇西高原很早就有稳定的锄耕农业，具备产生鸡信仰的社会经济条件。
据张增祺先生研究，云南的驯马、骑马文化和草原青铜器应该是由来源于北方且以游牧为业的石棺墓民族通过横断山脉传入的，呈现出由北向南的传播趋势。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川西高原的雅砻江流域应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孔道之一，位于该路线上的盐源盆地则是南、北民族及其文化交汇的枢纽地带，既出土有许多极具北方特色的器物，如环首短剑、曲背铜刀等，同时又有属于南方民族的器物，如铜鼓、靴形钺、蛇首无格青铜剑等。据研究，盐源青铜文化的主体族群应为南下的北方系民族，他们的生业方式以游牧为主，保存有强烈的马信仰，不仅以马随葬，同时还将马形象铸于一种青铜“树形器”上，其基本造型为树形枝杈的顶端有“一人牵双马”形象( 图三，4～ 6)，研究者多认为这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双马神信仰有关。由于盐源盆地与滇西高原在族群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杖首、曲刃戈、山叉格剑、圆弧刃钺等器物和鸡、马等形象在两地都有存在; 特别是祥云大波那木椁墓M1 所出土的一件铸有的骑者的马俑与盐源青铜文化“树形器”上其中一种人骑马的造型非常相似，因此笔者认为滇西高原很可能受到盐源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也存在马信仰，其基础在于滇西高原存在的畜牧业。此外，马信仰还可能传播到了其他地区，衍生出了许多有关天马的传说。
图二马俑及铜树形器
1． 祥云红土坡M14∶ 18 － 1 2． 祥云红尘坡M14∶ 118 － 8
3． 祥云大波那铜棺M1 4． 盐源C∶ 646 5． 盐源C∶ 654 6． 盐源C∶ 651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滇西高原所存在的鸡、马信仰最初应当根源于不同的地区、族群和生业方式，其中鸡信仰应当起源于定居的农业社会，是滇西高原固有的文化传统; 而马信仰则起源于游牧文化，通过人群移动或文化交流而由盐源地区传播到了滇西高原。
四、鸡、马信仰的融合
在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反映鸡、马信仰的鸡形饰杖首和马俑等器物不仅共同存在于同一墓葬单位中，而且还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墓葬之中，由此表明来源不同的鸡、马信仰已经融合为一个整体。对于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根本上应与滇西高原青铜文化的族群状况和经济文化类型有关。目前，滇西高原青铜时代的墓葬遗存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土坑墓，出土的器物以及所体现的葬俗与滇文化等关系密切，当主要属于南方系族群的遗存; 另一类为石棺墓，所出的带耳罐、三叉格剑等器物在滇西北和川西高原的石棺墓中常见，反映出的葬俗也基本一致，应主要为北部南下族群及其后裔的遗存。虽然上述两类墓葬所代表的族群祖源和葬俗不同，但两者的随葬品却十分接近，锄、钺、矛、螺旋纹茎三叉格铜剑、杖首、动物俑等器物在两类墓葬中都普遍存在，说明不同祖源的两大族群到后期已经存在着深入的交流和影响。在上述背景之下，滇西高原青铜时代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呈现出显著的混合特征，在土坑墓和石棺墓中都普遍出土有铜锄、铜斧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以及反映畜牧业的马、牛、羊等动物俑。这种兼有农业与畜牧业的经济文化类型可称为兼营式的耕牧经济，它是由该区域原有的锄耕农业与北方系族群( 即石棺葬民族) 所带来的畜牧业在融合后形成的新的经济文化类型。
由上可知，来源于南、北方的族群在青铜时代的滇西高原发生联系，在共同生活中不断的交流和融合，除了依然保持原有的丧葬习俗外，两者的文化、生业方式已经逐渐融合并趋于一致，形成了一种具有混合特点的区域文化和经济文化类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下，原本来源不同的鸡、马信仰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为生活在青铜时代滇西高原上的各族群所接受。
五、“金马碧鸡”及其起源
“金马碧鸡”是云南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见于汉人的正史之中。关于其为何物，历来颇有争议。颜师古在《汉书•郊祀志》注下引如淳的观点，最早将“金马碧鸡”释为“金形似马，碧形似鸡”; 今人任乃强先生亦认为其系矿产; 汪宁生先生则认为其是反光的自然现象被古人误解想象而成的传说; 另有与此相近的景色变化说。而后苑利先生从汉语构词法角度对“金马碧鸡”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应为“白马白鸡”，是一种祥瑞的现象而不是物种。最近还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该词进行了解释，认为“金马碧鸡”实为汉人对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误解的结果，其翻译成汉语的真实意思应为“盐井好多”，并进一步认为该传说与白族盐业开发史有关。上述观点虽各有所据，但我们认为他们的论证显然有两点不足: 一是未对“金马碧鸡”产生的时代、地域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忽视当时人对该故事的认识;二是未注意到“金马碧鸡”只是后来的简称，最初并非如此，若按简化后的名称来进行解释可能有违原意。因此，要对“金马碧鸡”的起源和最初内容进行认识，首先必须从早期文献记载入手，同时考察其产生的时空及社会历史背景。
目前，王褒的《碧鸡颂》是有关该故事最早的直接材料，其内容如下: “持节使者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廉平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可以为伦。归来翔兮，何事南荒。”在赋中，王褒呼唤“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归来，以便它们能与“白虎”、“黄龙”为伦。“黄龙”和“白虎”是汉代十分著名的祥瑞动物，不仅文献多有记载，而且也是当时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王褒将“金精神马”和“缥碧之鸡”与“白虎”、“黄龙”并列相对，说明它们在其眼中当为同一性质的对象，都是具有祥瑞意义并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动物。稍晚的扬雄在《蜀都赋》中最先使用合并简称的“金马碧鸡”一词，并将其与“期牛兕旄”等并称，明显也是将其看作现实存在于蜀地外域的物产。据上可知，“金马碧鸡”在西汉之时仅被视为现实存在于西南夷地区的特殊物产，很可能就是指鸡、马这两种被赋予了祥瑞意义的动物。但到东汉以后，“金马碧鸡”就逐渐被虚拟神话，变成了“神”或宝物等内容。
关于“金马碧鸡”的发生地，早期文献一致将其定在青蛉县。对于青蛉县的位置，文献记载尤详，近人也多有考证，谭其骧先生认为其在今云南大姚; 任乃强先生则认为其县治在今永仁县，辖金沙江南岸地区; 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其大致在今永仁、盐丰和大姚北部一带。上述各家的具体观点虽略有差异，但大致认识是接近的，即在今天楚雄州西北部的大姚、永仁及附近地区，正处在本文所划分的滇西高原文化区范围内。
于上所言，文献记载中的“金马碧鸡”最初应当发生在西汉中期时的滇西高原一带，此时的滇西高原正处于青铜文化的繁荣时期，社会中存在有浓厚的鸡、马信仰，二者已经组合成一个整体并成为该区域普遍遵信的对象。由此可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信息在时空和内容上都十分吻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金马碧鸡”故事应当根源于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所存在的鸡、马信仰，而后才流传到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