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南朝傅大士最早倡导三教合一，《傅大士录》曰：“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儒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傅大士以道上、佛中、儒下的表相，明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学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唐人白居易在《三教论衡》里指出：“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共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白居易的三教合一思想，其根基源于自身，也就是把个人的本位放在第一性上，把生命意识当成根本。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他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道：“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三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人性规则
《论语》：“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隐”一直被解释为“隐瞒”，其实它是个通假字，同“檃”，见《荀子•性恶》：“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檃栝即矫正）。《孟子》中告子给“性”下了四个定义：其一，“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其二，“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其三，“生之谓性。”这个“性”就是生而俱来、人之本我的状态。其四，告子曰：“食色性也。”告子在这里说的“性”是人的天性，而不是男女之性。
佛家说的“戒”是梵语(silam)，有行为、习惯、品质、本性、自然等义，通常也指道德规范、好品质、良善的行为，如佛教的行为准则“戒定慧”等。但在具体的“三戒”（贪嗔痴）、“八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中，它又是戒除不良习惯的意思了。
《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并不是说天地间的大自然，而是指“道”的存在、运动、变化的一种特性或状态。老子说的“人、地、天、道、自然”，恰好形成了一个回环，所以“自然”就是道家关于人生回归的一种高度哲学概括。关于“自然”与“道”，老子还有一个著名的“婴儿”之喻，也就是人生的“返璞归真”。可以将“自然”如此分析：“自”是鼻子，在母体中最早成形为婴儿；“然”是样子。如果从心学上来解说，就是王阳明说的“人之初”那种“无善无恶”的样子。
三字真诀
“生”是国学之根柢。甲骨文中的“帝”也是花蒂之“蒂”，“帝”由神化花蒂而来，而花蒂为先民所神往则在于它是植物结果、生籽以繁衍后代的生机所在。中国人的“生”的初始意识是萌发于草木的生殖的，而这则正可与“帝”崇拜由之衍生的花蒂的神化相互说明，从“帝”崇拜到“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是一种有机生成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道出了中国人文意识中最深切的理致，也是中国人文意识中最动人的情致。
“道”是国学之纲维。如唐人陆德明所说：“‘道’本或作‘导’”（《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道”在“导”的意味上有朝向性，有实践性，所以它主要是一个与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实践范畴，而不可将其执著为一个思辨性的认知范畴。此外，“道”在老子、孔子这里都已有了“形而上”的品格，也就是《周易•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就此而言。
“觉”是国学之门径。《说文解字》中释“学”：“学，篆文‘斅’省”，“斅，觉悟也。”《广雅》中释“学”：“学，觉也。”不过，此所谓“觉”或“觉悟”绝不是离群索居者的苦思冥想所能奏效的，所以《广雅》中又释“学”：“学，效也。”这个“觉”意味着所“学”对于“学”者的心灵有所默示，而对其生命有所触动。正是“学”而“觉”之的祈求，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学问本质及其精神性状。“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这句托重古人以强调“学”而“为己”的话，是就儒学旨归于人的心灵境界的提升而言的，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之学，其趣致亦在于人的灵府安顿。
时间文化
世界上唯一不能复制的东西就是时间，它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时间是上帝，它造就了万物的生命，也决定了万物的死亡。哲人说时间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永不复回，明天姗姗来迟，唯有今天是可以牢牢把握的——“时间即现在”。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即生命”。
人生的全部学问，就是同时间怎样打交道。一是所有关于时间的思考都源于一个共同且根本的问题：生命的“有死性”。而这种“有死性”在中古时期（汉唐）表现得尤其突出。二是在儒家文化中，时间给人的效应呈现出两面性：无可奈何的迁逝感与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两者构成了悖论。三是时间的概念有三个层面：哲学时间、历史时间、审美时间。观照时间的方式分为“执有”、“体无”、“解空”三种，分别对应于儒家、道家、佛禅三种思想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时间的描述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点”形说，如韩非子曰：“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时。”法家只求牢牢把握住现在，而不管过去与未来的。二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线”形说，如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儒家的眼里，时间永远是条流动的线，要一如既往保持人格操守。三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圆”形说，如庄子曰：“生也死之德，死也生之始。”道家以为时间是可以逆转与回归的。完美的人生当是“三位一体”：立足于点，把握今天；连点为线，矢志不渝；衍线成圆，返璞归真。
出入世间
儒家主张入世，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
佛家主张出世，认识世界的无常苦空、虚幻不实的本质而放弃一切贪恋之心，但需要有济世度众的大慈大悲心，不能放弃苦海众生，自求彼岸的涅槃寂静（堕入寂灭）。虽然破除了粗细两种转世因缘，对虚幻的世界没有丝毫贪恋之心，但为度化苦海众生，需要处在世上，与众生同甘共苦，承受众生苦难，直到一切众生脱离苦海。
道家引导人从世俗功利中隐退，留更多的时间思考精神深处最细微的东西，从而使生命的资源在内心安和与满足中得以实现和发扬，实在有儒释两家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作为一种生命哲学，道家没有一般宗教常有的取消论色彩，不仅不对立现世与来生、此岸与彼岸，相反总努力联通两者，宣扬“我命在我”，“神仙可学”，耐心而周到地劝诱人追求肉身成仙，不老不死。道教要让人相信，天上的超越性享受不过是现世享受的另一种延续，而现世的享受也因为有超越性信仰的加持而不致放滥与靡费。如此，使道家与其他追求灵魂解脱与来世利益的宗教有了明显的区隔。
一理万物
胡适曾经说过：“宋代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佛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图等，是道教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家的遗迹。”他说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事实上都是从佛教来，吸取他们的灵感，吸取他们的学问，所以宋代的理学家是一个混合的产物。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他们是“儒表佛里”，再明白一点说，就是“阳儒阴佛”。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里面有“理一分殊”之说，其中讲一理与万物的关系，以及一切与万物的关系。他这些理论，便是根据唐代永嘉大师《证道歌》中的第三十五首而来。永嘉大师是六祖惠能的五大弟子之一，原歌是这样的：“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儒家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圣，佛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佛，道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仙。他们各自所走的路线不同，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宋孝宗曾经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佛家讲究治心，道教讲究养生，儒家讲究治世，这三教各有不同，各有成就。晋代孙绰就讲过一句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他认为周公就是印度的“佛”，印度的“佛”就是我们中国的周公孔子，竟然能说出这么惊天动地的话！宋代的司马光，也有类似的看法：“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世道人心
三教合一的“心学”理论，可谓高屋建瓴。儒家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七个字说明了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心。道家则用了五个字：“外化内不化。”身可以适应社会，而内心不会妥协。佛家更简单，就是两个字：“觉悟”。其实就是“见我心”，不要只见别人，却看不到自己的心。由此可见，道家主真心，儒家主善心，佛家主美心。尤其是儒家更着重善，因为真和美都附丽于善，也是善的体现。如果离开善，真和美也就都成了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说中华文化之鼎，真、善、美就是三个足，缺一不可。王阳明说得好：“万化根源总在心。”那些迷失的人们，需要把自己的“心”找回来。其实，“心”并不遥远，就在花月之上、山水之中、人与人的微笑之间……“心”永远都在那里，等着你的唤醒！
儒家的道德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人的基本道德，即“五常”：仁义礼智信；二是公民的基本公德，就是爱国、利群、奉公、守法、敬业。道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可归结为“六德”：朴德、谦德、俭德、慈德、宽德、信德。佛家道德的最高标准是普度众生，从而进入“慈悲为怀、天下大同”的境界。王蒙先生以为：“人心可用，世道可兴，传统可取，开拓可新。”我们要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中华民族：人心当中一定能挖掘出美好的东西，能和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与吻合。当今的世道就是共同向往的“中国梦”，社会文明就会更加兴旺与发达，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能够感动、教育、说服人们的美好东西。
会通中和
儒家提倡的“乐”——来自真诚、内在的坦荡，外在的一切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快乐在于把握了人生的尊严。人生会面临不同选择，在一刹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一刻就是永恒。道家主张的“虚”——不是空空的意思，而是单纯的意思。单纯就是一次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使得我的生命可以集中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你同时有很多东西需要实现，那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到最后一片茫然。中国人学会儒家、道家的要领，等于打通任督二脉了。佛家宣扬的“心”——改变了你的心，你就看到了你的人生真谛。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事物,做到如此心不动,那么可以说与慧能祖师同样悟性了。与佛家有着渊源的阳明心学，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一种可能性。人生的成功在于这样的三度修炼功夫：态度、气度和厚度。态度决定未来的命运，气度决定事业的格局，厚度决定自我的价值。总之，三家的哲学对人生有诸多好处：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智慧，可以引导我们发现真理，可以指点我们去过好生活。
当前国学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重建传统文化基层。这个草根层面的建立一定是儒释道各显神通，但前提是和合共转。儒家直到近代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有其人伦教化、经世导俗的传统优势；道家道教以其飘逸逍遥、长生久视的仙道文化而具有特殊的文化魅力；佛教作为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仰基础的文化传统，以其化俗向善、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不可或缺，现今更是具有完整的社会建制，在三家中最具活力。三家取长补短，相互扶持，草根文化层面才有可能稳固重建。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基层，我们很快将面临中国传统文化版图和文化性格全面丧失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