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兴盛期和新变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阶段（1978－）
此间的法国汉学进一步走向兴盛，且在研究方向、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这种兴盛和新变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造成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影响的扩大；另一是二战后美国汉学成为西方汉学的龙头老大，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对法国汉学产生很大影响。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对外打开国门，吸引外国投资；对内确定以经济建设为新时期的总路线，经济开始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从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法国当然也不例外。1996年，法国占中国市场的份额为1%，1997年就增加为2.3%，翻了一番还多。进入21世纪后，中法在大型客机、高速列车、污水垃圾处理、农业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更是拉近了中法经济文化方面的距离。双方政府也有意成为推手：1998年，双方建立的友好城市12对，友好省（市）9对；1999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为期12天的“99ˊ巴黎——中国文化周”；2003年10月，中国文化年在巴黎举办，胡锦涛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分别为中国文化年开幕发来贺信，双方的外交、文化部长等政要和名流出席开幕式，两国各大媒体均给予显著报道。此外，广州、深圳、武汉分别在法国对口友好城市里昂、维埃纳、波尔多等地举办了文化周活动；2005年，中法文化年在北京再次拉开帷幕；２００７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又于４月１２日至６月１０日在中国大陆举行。届时中法两国的艺术家将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１４个城市，展开１００场文化活动，艺术门类包括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等多种形式，如歌剧、打击音乐会、话剧等。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国再一次出现“中国热”：1998年，法国来华人员达14万，其中在华留学生达800人 。仍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为例，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在该院学习中文的学生已由1964年的300人激增到1800人 。但此时的“中国热”已不同于二十世纪初，其主要关注点已由传统文化经典转向经济贸易、政治法律、教育科技和文化旅游等应用性领域，为了适应这一时代变化，很多汉学研究人员也对自己的专业方向重新定位，由中国历史文化等传统汉学转向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等实用类型的教学和研究。
另一是二战后美国汉学对法国汉学的影响。此时的美国汉学尤其是当代中国学，在西方世界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法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大量参考美国搜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少当代中国学家干脆到美国去进修或从事研究，学习和使用美国汉学的研究方法。而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的则是所谓“现代汉学”，它与传统汉学之间不仅有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别，在研究对像、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汉学是以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像，现代汉学则是以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风俗民情为研究对件；前者指向人文现象，比较单一；后者属于社会学，比较宽泛；前者的研究方法朝向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后者倾向于人文现象的 “普遍性”；前者研究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后者则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乃至经济学家。这又从另一个侧面促使法国汉学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走向转换和新变。
但传统汉学阵地仍有一批学者在固守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就有霍尔兹曼（汉名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迪埃尼(汉名桀溺，Dièny,Jean-Pierre,1927-)、列维 （汉名雷威安Levy,Andre）、弗朗索瓦•程(汉名程纪贤, Cheng, Fransois)、埃尔武埃（汉名吴德明，Hrvouet,Yves，1921—）等著名代表人物。
侯思孟1954年以论文《中国诗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的五言诗》获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8岁。1957年师从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以《嵇康的生平和思想》获巴黎大学中文博士第二个博士学位。1960-1968年任《汉学书评》编辑，还曾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组负责“中古社会”（经济社会组）和“中古时代洛阳城”（文化组）项目的研究，并开设“中国中古时代文人与政治集团-文献研究”课程。1968-1969年曾到台湾进修，师从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屈万里、台静农教授。1974-1978年任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古典汉学研究组主任，后任所长直至1993年退休。他是位魏晋文学和敦煌学专家，代表作有《诗歌与政治：阮籍生平与作品》、《公元3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竹林七贤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等。其中《嵇康的生平与创作》是法国汉学家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人的专论。诗人采用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将嵇康的诗作放到魏晋易代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来考察，揭示诗人内心的痛苦和追求老庄的真实动机。如果说《嵇康的生平与创作》是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继承和发扬的话，《阮籍：诗与政治》则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创新。这本专着以阮籍的82首《咏怀诗》为主体，探讨诗人与政治、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还翻译有《昭明文选》中的部分作品（包括嵇康的《养生论》、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曹丕的《与吴质书》、《典论论文》等），并将嵇康的全部诗作译成法文并逐一加以评。侯思孟对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有很深的研究，论着有《孝子与孝女：古代中国长期尊奉孝道》等。侯思孟曾在密西根大学、京都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执教，历任讲师、研究学者、访问教授等。退休前后，在世界上作了一系列的广泛演讲，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慕尼黑大学、日内瓦大学、京都大学等地讲学。是一位在世界上颇为活跃也很有影响的一位法国汉学家。
桀溺曾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师范学院。1970年起任巴黎国立高等学院历史科学与语言科学部研究组主任，还是高等汉学研究所（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桀溺是位研究汉代诗歌的专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着有《古诗十九首》、《中国古典诗歌溯源：汉代诗歌研究》（1968）、《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1977）、《曹植文集通检》（1977）等。在最先发表的《古诗十九首》中，桀溺对“古诗十九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实行了一种文学上的革命，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具有一股独特的更新力量”，并从古诗十九首的“抒情特点”、“结构艺术”和“新创的悲剧主义”三个方面来加以证明。《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关于汉朝抒情诗的研究》用主要篇幅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及其相关特征，在最后一章对《江南》、《平陵东》等十五首汉乐府进行选译和评析，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在这本专着中，作者还表明他研治汉诗的治学思想，他指出：研究汉诗，不能采用汉儒解经的方式，也不能像某些近代学者那样把此作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考察的例证，应该从“严格意义上文学角度”出发，“仔细地考察形式和主题发展的历史”，得出文学自身的结论。这对当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两种偏向——单纯的文献学和社会文化学倾向，有一定针砭性。《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将汉乐府《陌上桑》和法国十二世纪行吟诗人马卡布律的牧羊诗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的桑园文学与法国的牧女诗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各自的文学地位。研究中，作者将考证、文艺学评论和比较研究等传统研究方式和新的研究手段结合起来，在研究成果和方法论上皆有启迪意义。
雷威安是法兰西高等汉学研究所教授，全国科研中心协作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组成员，1981年起任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是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着译有：《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主持编写）、《高等汉学研究所论文集（第8卷第1—3册）》、《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法文本介绍》、《古代中国的商人们和文人们：17世纪的12篇故事》（《拍案惊奇》的摘译本）、《西山一窟鬼：12—14世纪的7篇古代中国故事》（《京本通俗小说》的摘译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出版年代明代》、《明代两篇富有哲理性的短篇小说和它们的来源》、《关于中国古代的3部故事集的论文汇编》等。雷威安对中国古典小说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举制度、剖析士人文化心态的“最细腻的诙谐杰作”。他指出：具有近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部非人化的机器，没有能力辨别它本应识别的个人德行，而过分刺激追求功名的野心”。吴敬梓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讽刺的艺术来“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讽刺“交织着爱和恨”，是“最成功的讽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至于《金瓶梅》，早在十九世纪初，法国汉学先驱人物雷弥萨就认为它是一部“淫书”，“从道德意义上来说，低于腐败的罗马帝国及现代欧洲所有黄色作品的长篇小说”。 二战前后流行于欧洲的几种摘译本更把中国名著肢解得面目全非。雷维安通过对全文的认真翻译和研究，真正理解了这部小说的文化学和史学价值，并把它完整的介绍给法国读者。他在该书的 “导言”中指出《金瓶梅》决不是什么“淫书”，而是一部描写社会风情、表现都市风貌的“奇书”。
程纪贤长期担任巴黎第三大学所属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也是该院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语言学的教学。代表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1970）和《唐诗语言研究》（1977）。在程氏的这两部专着之前，法国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从戴维尔•圣－德尼到戴密微，多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社会学方面的探讨。程纪贤则采用运用结构主义或象征诗学等西方文艺学理论，着重从内容上探讨唐诗的内涵和艺术形象，使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如在《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中，他认为“江”和“月”是诗中两个最重要的象征形象，它是本诗的独创。诗人力图将“明月”和“江水”的多种象征意蕴融为一体，并由此进入深广的哲理思考，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江中无情的流水衬托出明月变幻不定的脆弱本性；明月的光华照耀着江流，又使大江变得宏伟壮观。这种通过在大自然中找出的一些既有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因素来解释大自然的方法，还从未被人如此深刻地在诗歌中尝试过” 。程还有《“比”和“兴”》、《一些对比方式的展望：在中国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的宇宙论的表达方法和现实的表达方法》等论着。
吴德明曾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文学院，毕业于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59—1969年任波尔多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1974年起任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1976年起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曾任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主席并担任该协会刊物《中国研究》的出版负责人，是位汉代文学专家。着有《汉代的一位宫廷辞赋家：司马相如》、《〈史记〉本纪第一•五帝纪》，以及《法国远东学院的中文手稿》、《宋代书目》等。吴德明的研究专长是西方汉学界鲜有人知的汉赋，其代表作是《汉朝的一位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全书分为九章，分别论述司马相如的生平、思想、创作和文学史地位，特别对“汉赋“的文体特征、产生背景和流变历程进行了评介，而且材料还相当充实，是法国汉学界仅有的一本关于汉赋的专着。他在明清小说研究上也有一些真知灼见，如在《聊斋志异•序》中，他认为《聊斋志异》的伟大价值并不在于揭示中国“深奥的梦幻”，蒲松龄笔下所展现那些离奇事物，实际上是人们“哀叹得不到的事物的颠倒投影”，是“对生活中的不足所作的一种想象性弥补”。因此，《聊斋志异》“非但没有把我们带进梦幻的世界，反而把我们置身于人世间”。这些美丽而又怪诞的故事，“无论就空间和时间而言，都与我们相距那么遥远，同时又与我们那么贴近” 。
这个时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及相关方面的汉学家还有席佩尔 （汉名施博尔Schipper, Kristofer Marinus，1934—）。他曾在法国攻读中国学，后前往台湾省台南市学习中文，研究我国传统宗教道教和自闽粤传入台湾岛的民间文学作品。他是法国国立高等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也是该学院宗教科学分部研究组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宗教特别是道教的研究，也从事闽粤民间文学（尤其是潮州皮影戏）以及比较社会学的研究。这个时段从事道教和道教文学研究的还有施博尔和索瓦米埃（汉名苏运鸣（Soymie,Michel）等。施博尔也是位中国皮影戏研究专家，着有《道教传说中的汉武帝》、《道教本体：身体，社会体》、《〈抱朴子内篇〉要目索引》、《〈抱朴子外篇〉要目索引》、《〈黄庭经〉要目索引》、《〈道藏〉要目索引》、《中国皮影戏唱册写本集》等。苏运鸣曾担任“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研究组”研究员和主任，着有《道教研究》、《罗浮山：宗教地理学研究》、《法国东方学的五十年（1922—1972）：中国研究篇》等。从事中国古典诗文研究的还有胡若诗、李治华、瓦莱特•埃默里（Vllette-Hemery, Martine）、梁佩贞、史泰安（Stein, Rolf Alfred）等。胡若诗的博士论文《唐诗中的“镜”与1540至1715年的法国诗》（1986），主要对唐诗中的“镜子”形象的象征意义进行探究，属于意象研究中的类型研究，内中又加入中西诗歌的比较。李治华主要从事元曲研究，着有《〈忍字记〉及其它元代杂剧》，翻译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瓦莱特•埃默里是位明代散文专家，着有《袁宏道（1568—1610）的文学理论和实践》、《袁宏道：〈云石集〉》（为袁宏道散文摘译本）等。梁佩贞在1977年出版《李清照诗词全集》法译本，是法国汉学界仅有的一部介绍宋词的译着。史泰安则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着有《有关西藏的史诗和吟游诗人的各项研究》等。
二、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的学术特征及相关思考
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历程的梳理和回溯，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若干学术特征，亦能引发我们一些思考：
一、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目的往往不是专注于文学的本身，而是试图以此为窗口，探察和了解中国文明以及中国人的心理习性，因此特别重视描绘中国风俗文化的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这和特别重视儒家经典和老庄哲学的德国汉学有很大的不同
法国汉学这个学术传统从传教士汉学时就奠定下来。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他们的译注中虽然有不少文学的材料如《诗经》和先秦诸子散文，但立意并不在纯文学研究，而是以此为楔入点来探求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到第二批传教士来华时，他们已将此楔入点从《诗经》和诸子散文拓展到小说和戏剧。此后的专业汉学家对此的理解更为普遍也更加自觉：要了解中国，不仅能从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四书五经中去了解，还能从反映都市习俗、市民和文人道德规范和文化心理的中国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中去深化和认知。法国汉学研究第一个专业学会“巴黎亚细亚学会” 首任会长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小说皆可以反映不同民族的习俗，而“真正的风俗小说具有真正的价值”。他之所以要把《玉娇梨》介绍到法国，就是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风俗小说”。他认为要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中国小说尤其是描写民风世情的小说“是必须参阅的最好回忆录”。因为中国小说所描写的常见主题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弱点、爱好和道德习俗”，“小说中的人物又具有一切可能的真实性”和“现实的贴切性”，也由于小说家“力图描绘的理想模式和接受它的那个民族精神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它能让人看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了解“难以深入了解的东西”，从而更好的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是旅行家游记、传教士的著述所无法替代的。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子19世纪杰出汉学家斯坦尼思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31）也热心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绍介。他认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 二十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对此更形成共识，二十世纪杰出的汉学大家雷维安（André Lévy）就认为：明清白话小说 “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坦率而真切的写真”。 另一位汉学大家儒伯亦认为，从传统和民间两种文化角度看，研究这类小说可以一举数得：“一则可以了解儒者对大众传播媒介之暧昧立场；再则可知儒者本身对儒学所持之异见，同时也可以发掘一般百姓的态度——一方面为上流文化所吸引，同时又拒斥这种文化”。还可以透过它被社会大众接受的程度，来“分析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审美心理”。 皮埃尔通过对《水浒》中比武的场面的分析来肯定它的巨大文化价值，他认为：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仁爱和禁欲主义的聚义原则，固然是这群出身、心理和才能皆各不相同的好汉们赖以联合的基础，但并不是构成“落草入伙的条件”，“对武艺的钟爱”才是这伙英雄聚义的“最重要特征”。这伙英雄生逢尚文不尚武的宋代，作者用了巨大的热情和相当的篇幅来颂扬比武的场面，“不仅是对时代的反拨，而且反映了中国文化一种更深层、更广泛、更带真正民间传统的潮流”。 他们认为：《水浒》中的这些场面和文字正是它的精彩之处和价值所在 。艾琼伯强调《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异域风情和文化价值的书：它“具有异乡色调，是超脱于欧洲及大西洋彼岸的文学标准之上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我生活在其中并苦苦探索的世界。我宛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宋王朝覆灭一样，亦像今日的欧洲，一个金钱万能可以用它来收买一切达官显贵的商人统治的世界”。因此这部小说既有观照中国封建社会都市文化的价值，也有映照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克洛德•鲁阿认为《红楼梦》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它像百科全书那样丰富，像《人间喜剧》那样有趣，读这部小说，犹如“置身于18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可以借此知道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与文艺爱好、娱乐活动，信仰、神学和迷信，美食与医药，家庭和政治生活，行政与商业，家庭关系与性生活”。克洛德•罗阿认为《聊斋志异》是“世界上最美的民间寓言”。它的价值在于使人们从中了解到“一个令人大为惊叹的民族深奥的梦幻”。蒲松龄的贡献在于通过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神怪故事，“对人类精神的难以捉摸的现象作出神秘的或诗意的解释,对人类的梦幻作出深刻的揭示，从而提供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 他认为《聊斋志异》等寓言故事和神怪小说是中国人心理梦幻的反映，也是认识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要想认识一个民族，“不应当仅仅知道它的所作所为，还必须探索他所幻想的内容” 。
二、二十世纪法国汉学的发展取向是由传统汉学向应用型汉学转型，汉学家的应对方略是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正确对待角色置换；又固守传统，坚持和发扬既有的特色和优长
二十世纪法国汉学的研究重心逐渐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为主的研究型汉学，转向以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为主的实用型汉学，这种转换一方面由于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也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式紧密关联，这在前面部分已加述论。值得强调的是： 面对这种转型，相当一部分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为专长的汉学家，并不是对自己被边缘化而怨天尤人，或是固步自封，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而是一方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正确对待这种角色置换，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另一方面又固守自己的研究阵地，发扬既有的学术专长，做到旧学新知兼而有之，涌现一大批在此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汉学家，如前面提到的法国汉学兴盛期和新变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人物雷威安、桀溺、艾琼伯、侯思孟、程纪贤、吴德明、李治华夫妇等皆是如此 。雷威安是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着有《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编译有《金瓶梅》、《拍案惊奇》（选译）、《京本通俗小说》（选译）等，但1981年担任波尔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口语翻译等应用类课程，并亲自担任主讲教师。另外，还和该系教师乐易凡（Flora Laugier）合作翻译了巴金的名著《家》，又和中国学者合译了老舍的《茶馆》。桀溺是位研究汉代诗歌的专家，着有《古诗十九首》、《中国古典诗歌溯源：汉代诗歌研究》、《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曹植文集通检》等汉代诗歌专论，但也写有《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和为孩子们写的书》这类普及读物。“世界是属于你们的”，这是引自毛泽东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苏青年学生的一次谈话。艾琼伯译有《王维》、《陶渊明》、《孔子》、《有关诗歌翻译的谈话》等中国古典诗人诗作，但也关注当代政治文化，着有《我们知道中国吗》、《我的毛主义40年》以及当代文艺批评——五大部《文艺卫生》。侯思孟是位汉魏文学专家，曾分别以论文《中国诗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的五言诗》和《嵇康的生平和思想》获中文博士和第二个博士学位，其《嵇康的生平与创作》更是法国汉学家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人的专论。但在学术转型期，他也选译了《老舍中短篇小说选》，并出版了当代文学论文集《为政治服务的者艺术》。程纪贤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着有《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和《唐诗语言研究》，但也在巴黎第三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教学，并翻译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李治华主要从事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着有《忍字记及其它元代杂剧》翻译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但也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有艾青的诗集《向太阳》，并与妻子雅歌共同翻译了巴金的《家》，又与保罗•巴迪、弗朗索瓦•莫勒等合译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月牙儿》等九篇小说。
法国汉学家和法国大学面对社会转型所作的上述应对，对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大学的研究方向和办学方向均有借鉴意义。
三、欧洲传统汉学在二战以后受到来自美国现代汉学的冲击，引发法国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变革，较为成功的融合了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优长
如前所述，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 “现代汉学”，它与传统汉学之间不仅有上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别，在研究对像、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其汉学研究也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其“现代汉学”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欧洲传统汉学形成极大的冲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rik Zurcher）教授对此的感受是：“比起1960年以后的美国，欧洲的中国现代、当代研究发展略显迟缓。欧洲传统汉学直到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才领教了这个急速发展成长的双胞小兄弟。在许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当代中国研究的欣欣向荣曾导致双方的误解和紧张。这股 ‘新兴势力’（通常非由《四书》陶养成器，而是受政治学、经济学训练）指控传统汉学家是已经僵滞的老古董；汉学家则为当代中国专家打上浮浅和政治化的标记”。这类争论在法国汉学家当中自然也存在，但更多是引发他们的思考和变革，也许是出于法国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法国汉学家容易接受“现代汉学”的研究思想，较为成功的融合了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优长。因为法国的社会科学与欧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各学科之间联系比较紧密，二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可以统率其它学科；社会学则渗透到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学之中。所以法国汉学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既重视文献资料，又多采用文化学和社会学方法；对古典诗歌研究则较多引入结构主义和象征派诗学。这一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七十年代的谢和耐（Gernet,Jacques）和他的弟子魏丕信（Pierre Eiemeivill），其前驱人物则是葛兰言（Granet,Marcel）。众所周知，法国的考据学派在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学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学派师法中国的干嘉学派，把主要精力放在典籍的考据和注释上，沙畹、伯希和、马伯乐、韩百诗等著名汉学家都是如此。但葛兰言在汉学研究中不再以考据学派为圭臬，开始融入社会学的研究方。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则奉行结构主义的学说，加上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在其代表作《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中就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对《诗经•国风》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采用社会学方法，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证据。
谢和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变研究思路，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汉学研究体系，在方法论上对汉学研究作出较大贡献。他一方面继承老师戴密微重考据的传统，又突破了他们不进行系统研究的框框，将历史考据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由考史进而写史论人，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从而向现代史学迈进了一大步。例如他的专着《中国和基督教》并不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书中还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另一部代表作《中国社会史》中，强调国内各种因素以及国家之间皆互相影响的辨证观点，指出 “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于其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在“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其它区域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广泛的影响” 。这种辩证的观点成为他写作这部作品的出发点。正因为谢和耐对于中国历史的评价，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都比较“客观公正”，特别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更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本书于1972出版后，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并连续数次修订，先后又被译为英、罗、德、西等文字出版，成为西方汉学领域内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他的这种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体系，经过他的学生和学术继承人魏丕信（Pierre Eiemeivill）的进一步完善和理论化，从而使他成为法国汉学新学派的开创人。
二十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还多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或是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欧洲名著或亚洲同类题材、艺术手法作一比较，或是在中国同题材、同体裁作品间进行比较。属于前者的如雷威安对清代著名的民间传说《白蛇传》的研究，他将《白蛇传》与日本的白蛇故事和欧洲名著《浮士德》、《唐璜》等作一比较，指出人们不仅在日本可以找到她的“姐妹”，在西方也能找到相似的主题，这就是超人性的女子与过于人性化男子之间的冲突，女子体现了一种非社会或反社会的力量。其劝诫意义是普遍的：即使是“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人也不应该不受制约的背叛爱情，即使是与鬼神的爱情”。雷威安认为“白蛇的重要性可与浮士德和唐璜在欧洲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东西方的差别只在于处理的方式不同：在西方，主要把灾难产生的原因归咎于男子；在中国，则是把爱情与佛教的“超脱”对立起来；在日本，则归咎于爱子（日本白蛇名字）毁灭性的情欲 。他指出，白蛇的故事虽然在日本可以找到它的“姐妹”，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故事。但中国的白蛇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西方：在日本，爱子（白蛇在日本的名字）表现为毁灭性的情欲，“这种趣味与中国人将另一世界人格化，并以此反对人类的反人性趣味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人不应不受制裁地背叛爱情，即便是与鬼神之间的爱情”。而在中国的《白蛇传》中，并不想说明基督教教义关于爱情的种种矛盾之处，而是要把爱与佛教的超脱对立起来。属于后者的如皮埃尔－艾蒂安•维尔的专论《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作者从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上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作一比较，他认为：从两种文化发展来看，《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背景和环境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别，虽然《儒林外史》较之《水浒》对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更带悲观色彩，一种与儒家世界观不能分割的悲观主义”，但两部小说“都围绕国家问题展开描写”，“都表现了脱离社会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追求：“梁山好汉热衷武术，这种狂热和迷恋建立了他们的价值体系，并显然是他们谈话和活动的内容。而《儒林外史》中文人们的兴趣只限于文学道德的价值和活动，这在他们饮酒作乐时没完没了地重复谈论，跟《水浒》不分上下”，这说明“绿林丛和文人圈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颇相似。他们都显示了合群性甚至好客性，很显然这首先是中国人的作风”。 另外，他们对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山英雄并非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去效忠宋王朝，《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也是这样，面临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选择。两部小说在布局结构上也颇为相似，都是屉格式结构方式，都是用个人命运来自由的串连故事，都采用庆团圆的方式来标示全书的高潮：《水浒》是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会，《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回泰伯祠大修礼。作品中每个场面的出现都构成了颂扬各自中心价值的节拍，如《儒林外史》中的“诗会”，《水浒》中的大战，这是中国古代重文传统和尚武精神两股文化潮流的表现 。这种比较建立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文化性格的分析之上，也许是我们这些庐山中人觉察不到的。
四、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并不是单向的，中法文学间有着交流和互动
当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和被接受的同时，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福楼拜等也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章法结构乃至社会变革、思想革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对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的接受，在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之交时表现的特别显著，随着20世纪初“五四”运动掀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地震波向全国推展，中国由近代史跨入现代史。在这个历史性的跨越中，不应低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包法利夫人》、《茶花女》等现实主义小说的巨大启蒙作用。这场文化互动，首先从思想领域启动，而主要反映在文学领域尤其是法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上。由于各种原因,发轫期的许多法国文学译本现已无法找寻,我们无从对其总量做出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据1908年登载在《小说林》杂志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1907年出版的创作小说共40种,而翻译小说达80种。1911年,又有目录表明该年度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其中不少是法国文学译本。邹振环编着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中,文学作品有37部,其中法国作品9部,居各国之首。据武汉大学张泽干调查：单是《新青年》一种杂志，在1919年2月至1920年10月这20个月内，就刊登76篇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法国小说27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场文化互动也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流播和接受从来就不是单项的，一种先进文化从来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没有国家的界限，也不属于某一民族所专有，它不仅对产生地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对影响所及之地也会有变革社会、重塑人性的强大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