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一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
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史学精神，都有他的哲学思想。梁漱溟的思想中，有着较明显的进化论思想，指导着他的学术生活与日常行事。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怪的大世界。如果说宇宙是“生命”，那么生命也即是“宇宙”。宇宙与生命共处不断的进化中。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命进化史。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梁漱溟引用孟子的话语说，一切事物的演变都有其不可强求处。他虽然承认天地之间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但又信服儒家的天命观。他指出，“一切有定数，非杂乱，非偶然。”这好象是命定论，实则为机械观与目的观之合一，与柏格森之创化论相近，不相违。
他说宇宙中有“进化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精神。然代表这个进化精神的只有人类。没有人类，进化得不到解释。所有进化，归根结底是人类精神的进化。他的思想明显踏入精神史观的领域。不过，他的精神史观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不同，与朱熹的“天理”观有异。他思想中的“人”本体占着重要地位，与王阳明思想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他又论述，人类进化具体言之，表现为生活与文化的不断进步。文化是人工的、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本来”的。所谓进化，其实质就是“创造”。人因为有了创造，所以能进步、有进化。他还说：一个人的创造可以不表现在外部，而表现在内部。这种内部的创造，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成己”。另外又有政治家的活动等，他们的成就是表现在外部的，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这种外部的创造，是“成外”。梁漱溟这番话，可说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一个思想家如果有进化理论来做他的指导，大概不会落入保守倒退的一途。正因为此，梁漱溟说出以下的话：“几千年的老文化，传到近百年来，因为西洋文化入侵正叫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我们不能像其它时代的人那样，可以不用心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亟待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非用心思不可。”
札记二 我身此心，何处着落？
陈独秀在《新青年》(一卷四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论述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不仅是轮船、汽车、飞机、声、光、化、电等物质方面的差异，而且是思想上的差异。中国不如西方是在思想上不如西方。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文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也论中国不适宜今天时代的发展，要使中国跟上世界的潮流，要谋中国继续生存于世界，非舍去中国文明中落后因素，对西方先进文化做出积极回应不可。他又说西方文明的根本点在“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所以必须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到中国来。
值于此时，梁启超于民国 8年欧游回国，他实地考察西方情况，发表《欧游心影录》，传播这样的信息：在欧洲，科学已经破产。鼓吹科学万能的人本希望科学成功，黄金的世纪指日可待，但欧战使这样的梦想破碎，“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呼吁：“我们亲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文章中又说出以下别具意义的话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向外扩张，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梁漱溟的观点与梁启超大体相同。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建设观，参加了当时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论战。
他主张在中国恢复对孔子的崇信。他介绍自己是如何从一个佛教的信者，转去过“孔教的生活”。
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说：自己以前思想曾经一路折入佛教的一门，而现在的思想变了，从佛教的生活转向孔教的生活。以前始终以为只有佛家的生活是对的，只有佛家的生活是自己最要的生活，但是终于舍弃了以前的想法。“我不容我看着周围种种情况而不顾”，周围种种的情况，“都是叫我不要做佛家生活的”。
他感觉到，孔子思想是入世的思想，凡是关心社会变化、民族命运及人生人心的人都会认为孔子的思想最适合自己。他看到世界上的种种的弊端必须改革，决心脱离“出世”的佛教转向“入世”的儒学。
梁的脑海中浮现出西洋人的“可怜”：他们的精神生活实在是太简陋了，他们所谓精神的东西仅仅是希柏莱的那点东西。而中国的思想如此博大，足以给疲惫的精神以莫大的慰藉。足以给人类伟大生命以真正的关爱。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正在盲地抄袭着西方的东西，他看到当时的中国到处流行着“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他断言西方人是委琐的，当今的东方人则是糊涂的。“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尝过人生的真味”。他十分感慨的说，现在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孔子人们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他又以为，世界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种类，其一是西洋的文化，其二是中国的文化，其三是印度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成人生的三种路向。
其一是“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
其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其三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销这种问题或要求。……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
他总结说，“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
都以此为根据。”
他继续说，对于这三种文化应取的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第三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既然是将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那么，这种态度究竟是什么呢。在梁漱溟看来，是孔子的精神。
他认为世界上对于人生的态度各有不同。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世外道为一边”。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观为一边。在这些人生观中，前者否定现世人生，要求禁欲与出世。后者肯定现世人生，以为人生不外乎是种种欲望之满足。他说：一般人以为除了以上的生活态度之外，大概是不会有另外的人生态度了。
然而，他认为中国人创造了第三种人生态度。“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力倾注之所在。”
他分析中国的民族精神其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向上之心强”，其二为“与之情厚”。
他说中国人真正的生活意义是在不断自觉地实现他所看到的“理”。在实现这个理的过程之中，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他又说：所谓“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就是不断地努力，以一种力行的精神去做事，将自己所体会到的理变为事实。
在论述“相与之情厚”时，他引王阳明的话说“是故见孺子之下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此则为人的善良天性。儒家之学在于肯定人的这种天然之心使之扩充，不至于被后世的物欲所蔽。它又说人应该具有广泛的“关情”，要使自己的不忍恻隐之心有所升华，使之变为对于社会的普遍关爱。
所以他有以下的一段言论：“普泛的关情，即不啻普泛地负担了任务在身上，如同母亲要为儿子服务一样。所以昔人说：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陆象山语）”
既然孔子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好思想，继承与发扬孔学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为此，梁漱溟怀着“继绝学”的雄心与悲壮情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 。他觉得生死已不属于自己而系于天命。如今孔子之道晦涩不明，天下无道，自己负着天命来到人间。这样的天命绝无他人可以代替的。“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
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问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为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他以为自己是负使命而来又负使命而去。欣然而死，死而不足憾。”
人心如翔，总要着落。梁漱溟的“人心”一生梭巡，终于着落在祖先之道——儒学的怀心。
札记三 “践形尽性”
梁漱溟称自己一生学问可用“人心”与“人生”加以概括。他的最终学问关怀是纠正人心，参与社会，在探讨具体人生态度时，则表达了“践形尽性”的观点。
“如狗如猫，无论它是什么样子，没法责备它不对。因为它就是那样子，不得责备它。再如老虎吃人，也不能责备它残忍。”
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它们在世界上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们是在实践自己的本性，是无可以指责的。世上的一切都在实践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梁漱溟所了解的“践形”。“践形”，就是“践”“性”。既然连动物都在不经意实践自己的本性，那么作为生物之灵的人类则更应该作到这一点。
他又说，生物进化到现在，其他一切的生命都落于不进，只有人类开出一个很大的机会，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辜负这个机会，不辜负天给他的这个可能性。
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话说“形色天性也，唯圣人为能践形”，他解释说，所谓形色就是我们人所长的这个样子，──耳、目、口、鼻、四肢等。他又说这样理解“形色”，是照着浅近处说的，往深处想，形色还具有无穷的意义。
那就是人所具有的天生，或者说是生命的“可能性”。这个可能也叫做是“理”。“理”就是个“应当”。也就是理所当然。梁漱溟思想的深处有着一个阳明精神的情节。他将“形色”“理”与王阳明的“良知”结合起来思考。他这样说：“道家有所观的东西，儒家只是教你当下不马虎，此即王阳明先生所谓致良知。亦即真诚之诚，此非反观，而实是反观之最彻底最深者，道家之反观为生理的，而他是心理的，儒家即如此而已。”
他又说，每个人都是伟大的与高明的，这是本有的伟大与本有的高明。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尽其自身可能将这种伟大发挥出来，将这种高明表现出来。
这种伟大与高明乃是潜在的，不是已成的高大与高明，而是“能够高大”与“能够高明”。假如一个人不在这个人生中努力，这种高明与伟大还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去努力做，不去发挥扩充，谁也无可如何：不过是你自己把自己的可能性落到小处，你湮没自己罢了！”
这里梁漱溟将王阳明思想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努力去做”，尽力地发挥自己的“高明”，这恰是对“致良知”思想的一种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