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和探险成为当今的社会时尚，在中国又是一门新兴的体育和休闲活动，自古以来，中国并不乏有远出旅游的外交家、宗教家和历史学家，张骞、苏武、玄奘都为后人留下跋山涉水的深刻印象，但这些活动都负有特殊的使命，并不以旅游为目的。以探险和考察为目的旅行家要数300 多年前的徐霞客为第一人，历史并不悠久。在华夏文明古国中，诸多文化事业领先世界，名家辈出，唯独旅游家姗姗来迟，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游记作品多是抒情描景之作，很少有自然科学价值的含金量，究其原因，这与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不无关系。中国文人富有通晓人文、社会、政治和历史知识的传统，对于自然科学少有涉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轻视工艺、技巧的倾向，在治学内容中缺少科学技术，导致知识结构上的偏颇，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文化名人相比，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很少兼通自然科学，徐霞客是个例外。他以毕生的精力，“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考察名山大川，探幽访奇，走笔为记，写成《徐霞客游记》，成为中国游记文学的高峰之作。这部游记不仅以隽永、清新、奇伟的风格著名于世，更是一部地貌、水文、生物，自然生态的考察实录，由此开创了寓文学情趣与科学报告于一体的新文风，充分表明他是一个集自然科学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徐霞客以旅游、探险作为人生抱负，并非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晚明一代世风的变迁，造就了他以游历来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理想。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消费，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安土重迁，老死难离故土，人们恪守的是“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教诲，这样的心态，与旅游无缘。天灾人祸可以迫使人们迁移，却不是有文化意向的旅游活动，所以在晚明以前没有专门的旅行家是并不奇怪的现象。
这种情况到晚明有了改变，商品经济的繁荣，丰富的日用品和活跃的游乐场所，以及由此而发达的各色行业，使得城镇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大大优越于古朴的农村生活。由各地商品带来产地的风光民情的信息，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周流千家万户的商品交换，促进了人们消费生活的扩大，也刺激了人们渴望了解家园以外的世界。从鲁朴、沉静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探奇追新的趋向，萌发了新的人生情趣，这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回响。
旅游首先得到文人的推崇，成为大丈夫的雅尚。著名文学家袁中道即以酷爱游历而闻名一时，他鼓动文人学士走出书斋，奔向大自然说:“行矣! 毋失名山与名人哉! ”结交名人是士大夫传统的社会交游，探访名山却是与大自然交往，可贵的是他把名山与名人并列，作为人生的两大乐趣，对于后者尤其强调决心和毅力，提倡旅游者必需具备的品格和气质。在众多的旅游家中徐霞客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一个厌倦功名，愤世嫉俗的高士；母亲胸襟豁达，目光远大，鼓励儿子“远游，得异书，见异人。”并亲自制作“远游冠”以壮行色。他鄙弃科举，不入仕途，与大自然为伍，手攀星岳，足蹑荒原，以亲知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揭示大大自然的奥秘和地质现象，历时30余年，写下60万字的煌煌巨著，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稀有之作。
如果说16、17世纪之交在中国兴起的是第一代旅游风；19、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学人走向世界推动了第二次的旅游高潮；到20、21世纪之交，旅游已成为全社会风行的时尚。改革开放催动了人们好奇、猎险、求知本性的释放，它显示的不仅仅是消费生活的提高，也是民族性格发生变化的表现，旅游就是观察世道民风的一道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