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看似普通的军事政变，一次看似寻常的改朝换代，一个没有流血的朝代更迭，其中却蕴含着改变了中国国家民族性格的因素，历史就是这样，在无形中、在人们不经意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转变。以至于这样的转变影响了以后的时代发展和民族进步。
（一）还原历史
“陈桥兵变”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它的经过是这样的：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旧历正月初一，农历的新年使得后周宫廷中处处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小皇帝和大臣们准备欢度这一个传统佳节的到来。然而，就在这时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两州的边关来报，说北汉和契丹联合入侵，后周的两位宰相范质和王溥闻听后慌了手脚，急忙命当时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前往抵御。
赵匡胤立即率领大军前往御敌。这时的北周君臣才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慢慢的恢复了先前的平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比契丹和北汉联合入侵更加可拍的阴谋这时正在开封城郊40里的陈桥驿一步步得以实现。
大军行至开封城郊的陈桥驿，已是夜晚，便驻扎下来。将士们劳累了一天都在安心休息，而这时的中军大帐中，这支虎狼之师的统帅赵匡胤正在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以及那个被后世称赞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按照预先的部署，进行着紧张的兵变准备。他们派人到将士中去鼓动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军中的将士很快开始议论，当今皇帝年幼，不能理政，就算我们打了胜仗，也未必能够得到皇帝的嘉奖，这样出生入死太不值得。索性不如拥立点检为皇帝，改朝换代，也好做的功臣。
声势起来了，于是，赵匡胤又派人回到开封城中，和驻守京师的石守信、王审琦秘密约定，作为内应迎接赵匡胤进城。等到一切都做的天衣无缝后，赵光义和赵普连同几员大将进入中军帐将赵匡胤从“睡梦中”推醒，披上皇袍，拥立为帝。回到开封城里，赵匡胤连同他的爱将们，逼着小皇帝禅位于己，因为自己曾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故该国号为“宋”，建元建隆，以汴京作为都城，彻底改朝换代，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宋王朝。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可能习惯于在杀伐和屠戮中一个朝代结束这样的事实，因为那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儒家文化讲求的忠臣涌现的大好时机。然而，北宋的建立却失之这两个看点。一个34岁的青年军官，带着日后名垂青史的宰相，“勾结”着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将领，去欺负死了父亲、亡了丈夫的孤儿寡母，不免有些令人不齿，但是这毕竟是既成事实。但是，这样的事实却让以后灭亡宋王朝的元代统治者所耻笑，甚至是效法。公元1276年3月，当时南宋的孤儿寡母也捧着印玺和曾经被中原文明所深为鄙视的蛮人们一起来到了后来被马可波罗大加称赞的大都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给朝代更迭开的有失水准的玩笑。
（二）惊梦
赵匡胤轻而易举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没有像一些暴发户一样，挥霍着白白落在自己头上的钱财或是江山，而是想尽办法让这个属于自己的大好河山长久的姓赵。这样的心理我用了《牡丹亭》中的“惊梦”来命名，或许初登大宝时无论是头脑再清醒的人也会飘飘然而不知下一步该干些什么，但是，天长日久，望着南方正在摆弄文笔吟唱着“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下阙）。”的后主李煜，望着北方如狼似虎的大辽王朝，他没有心思再去回忆登基的辉煌和僭越的快感，于是这个战车启动了，但是先被这架战车“碾碎”的并不是这两个王朝，而是这架战车中那有碍于其全速前进的零件——朝廷内的带兵者。
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成语“杯酒释兵权“诞生了（有部分学者坚信没有这样的事件，但是，尚无定论，这里权且采用）。
有一次，赵匡胤这样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既然，君臣之间达成了共识，那下一步就是实施了。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史料见于《资治通鉴》）
以上一段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赵匡胤想缴了石守信和王审琦他们的“枪”，但是，有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于是乎，在君臣慢条斯理地谈话中，他们显然心灵沟通能力极强，双方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达成了共识，赵匡胤的心病（也可以说是历代皇帝的心病）解决了。这不能不说中国人的厉害，本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场面，竟然处理的如此艺术。
梦醒了，精神头自然在经过了质量及高的熟睡之后变得异常好，于是，接下来，北汉、南唐、吴越等一系列小朝廷被北宋灭亡，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统一的局面。
此后，宋朝君主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诸如设立转运使、分化相权、让更多的文人参政议政，以及削弱地方驻军规模和驻军素质，抽调精锐部队保卫京师等等，这些做法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宋代的江山得到了一时间的巩固，但是，这样的局面却没有维持太久，在辽王朝和西夏王朝以及后来的金王朝的铁骑检验下，证明，宋代这样的军事策略和地方管理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我想，我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太祖赵匡胤在认识到了唐代灭亡是由于藩镇割据，中央难以管理而导致的这一原因后，采取的措施不免有些过于绝对化。赵匡胤简单地认为，罢免了一个又一个有过战功的大将，废除了一个又一个有经验的老帅，让文官们接受地方的政务，就能够遏制地方叛乱频发的局面，从而使得自己的地位能够永远牢固。其实，并非如此。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中，文人从政捅出来的“乱子”并不比武夫们捅出来的要小，要好收拾（我这里的“乱子”不一定指坏事）。例如，武则天时期，五王拥立李显复位，这是文人密谋的结果，武夫只是他们利用的对象；再如，历代的党争，很多是文人发起的，闹到最后国家的存在都会收到威胁，皇帝也因为代表不同的集团利益而成为这些文人们废除的对象。这时的武夫又是他们的“帮凶”，毕竟，将军脑子里想的永远比政治家们要少一点，但是那怕是在微不足道的一点，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影响因素。所以，文人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当然，也有人会说那是没有政治头脑军事家的作为，可是秦桧害死岳飞又是怎么样去合理解释呢？
第二：文人政权必然的劣根性。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最喜欢的就是“窝里斗”这主要表现在文人们的党争上，从唐代的“牛李党争”到宋代的三次有名的党争，无不说明，文人政权的劣根性。为了自己政策的推广，不惜否定前人政策的合理性，大肆加以更改或是摒弃，外带对前人的人身攻击。例如，王安石变法引出来的党争，可以说让北宋最后几十年没有过过消停日子，“元丰党人”和“元佑党人”在中国文化史几个巨擘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的带领下，斗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这样的斗争表面上看来可能只是政见的不同带来的结果，可是深究下来却有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斗争胜利的一方，忙于欢庆胜利的果实而疏于或是不屑于验看政敌留下的政策是否适合国情，是否能给百姓带来好处，一味的加以摒除，这样使得政策的连续性缺失，除看来并没有什么，可是，百姓被这“一日三变”的政策搞得昏了头脑，支持国家的积极性不久也会被磨平。
同时，文人政权往往会疏于对国防投入或者管理，于是，这样的国家就会变得弱不禁风，要不了多久就会在文人的相会谩骂和将士们的持续堕落中悄然消失。
赵匡胤这位雄主就是被一时的论断所局限，没有看到文人政权的弊端，而又过分低估了军人对自己的忠诚度。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书在谈到宋代时都冠以“柔弱”这样的字眼，这不是史学家的小气，这是历史的事实！
（三）改变——国家民族的性格
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和陈桥兵变导致了宋王朝政策的变化，而宋王朝政策的变化却使得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唐代以前的中国，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面对外来敌人入侵的时候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是毫无保留的，他们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无论是民族间的战争还是国家间的征伐，到处显现出战斗中呐喊的气势和顽强的民族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宋代政策变化之后，有意无意的从人们的眼帘里黯然消失了。曾经一种或许无意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战斗的精神就在国家利益收到威胁时也显出一种世故，原本激昂的民族战争变得毫无生机，战争变成了护卫一个赵姓或是朱姓或是爱新觉罗姓家族的产物，家天下的思想变得尤其浓重，就像慈禧太后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似乎，只要是保得住家族的手段，国家的脸面或是民族的尊严就算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也不会有任何的激愤。
我们并不是一个好战者，只是在盘点华夏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时不免产生一种失落感，从宋代以后，任何的战争其内涵无非就是为一个家族而进行，国家利益、国家观念再也没有受过丝毫的重视。如果要加以史料的映证，南宋一次次战胜后给金代的岁贡，不是想为了百姓的安宁；明代为了不使领地受到损害，不惜禁止让渔民出海打鱼，以免和倭寇发生冲突，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地盘（毕竟，古时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和积累了很多年的财富。
这应该是那种胸怀的体现，之所以题目中提到“陈桥兵变”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性格，是因为这次兵变使得从上古时期积累至唐王朝的开阔而博大的胸怀即包容四海，尊重私人公共空间的意识全方位萎缩，变成了对文人的包容，以至于宋太祖对其子孙立下盟誓:“不杀士大夫,士大夫不因言获罪。”这样固然使“文字狱”为历代最少,文化高度繁荣,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的确确是衰退了，民族性格趋于衰弱。而越衰弱对外界的反映越加敏感，再加上历来的本民族主义观念，不虚心向他人学习的“本能”，原本一个伟岸的中国民族变得缩水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利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的确，很难把这样的衰落说成是陈桥兵变的直接结果，但是，我们能够想象以及分析，没有这一次兵变，没有这一次轻而易举的改朝换代，如果宋太祖是经历了腥风血雨换来和平，那么会不会中华民族的上升期还会持续呢？历史有时候需要大胆的怀疑和推测。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陈桥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代政策变化的诱因，虽然远远不能作为决定因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政变，竟然也变成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抹去的一笔。
（尾声）思考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开篇的那些话：“一次看似普通的军事政变，一次看似寻常的改朝换代，一个没有流血的朝代更迭，其中却蕴含着改变了中国国家民族性格的因素，历史就是这样，在无形中、在人们不经意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转变。以至于这样的转变影响了以后的时代发展和民族进步。”
历史往往充满了偶然性，但是，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些偶然事件时，我们不难发现，将这些偶然事件放置在历史的画卷中，他们有时候会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或许是衬托鲜花的一捧绿叶，或许是点缀画卷的一块怪石，但是，仔细品味却能够看出他们那深深埋藏着的韵味。（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