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新唐书·仇士良传》
唐代后期，随着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朝臣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逐渐激化，开始出现南衙北司之争。但与此同时，因为共同的政治目的，朝臣又时常与宦官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合作关系。本文即尝试从仇士良本传仇氏教其党羽以奢靡导君，勿使亲近儒生的记述入手，简要探讨南衙北司争与和的表现和缘由。
唐代翰林院除了学士和翰林待诏之外，通常会设置两名传达旨意得宦官，称为“知院事”，又叫做“学士使”（《新唐书·韩偓传》）。在德宗之前，学士使一般并不能参与翰林草诏之事。但宪宗元和以后，左右中尉已明显开始干预内阁草制。《南部新书·丙》记载：
元和，太和以来，左右中尉或以襆头纱赠清望者，则明晨必有爰立之制。[1]
可见到宪宗时，宦官已经深刻影响内朝草诏，翰林学士开始受到宦官的操控。当时主权的是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当时宦官排挤文人学士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旧唐书·李绛传》记载：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大过耶？”……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非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2]
事实上，中晚唐的宦官在文治政策的影响下往往极力反对皇帝倚重翰林学士等文人儒士，他们“实质上作为一股反文治势力而存在”[3]。为了取得和巩固对内朝权利的控制，宦官们一致地想尽办法阻止朝中以翰林学士为代表的文人儒士和皇帝接近。武宗时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时教诲他的后继者务必不能让皇帝接近儒生和儒家经典，就是为了能够达到专宠弄权的目的。
能典型说明宦官上述心态的除了最开始所引的仇士良的材料外还有《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三年》条记载的一件事情：
（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玹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玹，元略之子也。上夜诏学士韦琮，以玹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4]
可见到武宗会昌年间，翰林学士已经只能听命行事，宦官专权竟成为风俗了。
宦官的专权自然引起朝臣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两次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南衙北司之争：王叔文的改制和甘露之变。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称太上皇，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改革至此失败。王叔文先是被贬，后又被杀死；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5]
大和九年韩约奏报夜降甘露，李训等建议皇帝宜亲往观看。李训等本想以观看甘露为名，将宦官诱至金吾仗院，一举而歼灭之，但为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弘志）等察觉，这个计划失败，宦官劫持文宗，李训、郑注等人被杀并遭族诛，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班几乎为之一空。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因此郁郁而死。[6]
此外，《资治通鉴·唐积五十九》中刘贲的记载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文宗继位之初，亲策制举人。应使士人刘贲在对策中痛斥宦官的专横，并建议削夺宦官的权力，“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刘贲的策文震动了朝廷，但考官“畏宦官，不敢取”。[7]
以上简略的说明了南衙北司之争，事实上，北司的朝官大部分都是儒士，因为“唐朝各级官吏的任用都必须经过考试，官僚形态呈现新的特征。”[8],所以主要列举了学士儒者的例子，但依然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对外，而是分裂为若干派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过相关的研究：
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瞾以降女后之权柄，遂告中结。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与朱辉光等之争，既是其例。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或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与越王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9]
宦官的分裂是造成朝臣内部分为党派得原因之一，晚唐得朋党之争和宦官有着密切得联系。而宦官及其所支持得派系之间则形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合作关系。陈寅恪先生认为：
但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亦因此二事元有内在之关联性，不得分隔论也。[10]
他又认为：
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11]
考查唐代史事，宦官两党并进则朝官两党也随之并进，宦官党派中一党进而一党退时朝官两党也甲进而乙退。这很能说明当时宦官党派与朝官派别之间存在者紧密的联系。从制度上讲，翰林学士轮流出入内阁，而宦官则相对固定于内廷。“必然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形成学士宦官间的同年关系”[12]。仍举一个与仇士良相关的事例：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为相，属于牛党的翰林学士与当时的宦官首领刘弘远结成了同党。而当牛党李钰拥立皇太子李成美失败后，另一派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则拉拢李德裕入相，排斥牛党，也为打击异己的宦官势力。
综上，南衙北司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或明争暗斗，或荣辱与共，使本已混乱的中晚唐政治更加混乱不堪，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诡异的一笔。
主要参考书目：
注释：
[1]转引自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齐鲁书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98页。
[2]转引自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59页。
[3]同上，第299页。
[4]同上，第298页。
[5]参考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邱树森等编《新编中国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邱树森等编《新编中国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63页。
[7]转引自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0页。
[8]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页。
[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56页。
[10]同上，第285页。
[11]同上，第304页。
[12]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齐鲁书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99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