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李白，人们头脑中往往涌现出的是他那卧蚕眉，单凤眼，飘逸潇洒的仙容道貌，是他那“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式的狂诞，是他那让掌权者丑态百出的“御手调羹，龙巾拭吐，国舅捧砚，力士脱靴”，是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强做不合作，是他那……是的，我们头脑中有太多的“那”想要喷涌出来。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从李白的诗歌中读出了一种超越常人想象的孤寂，读出了一种隐藏于诗歌表象背后伴着焦灼而来的苦涩。读着读着，头脑中原先本来十分清晰的李白的形象却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最后模糊成了一头走在旷野中的“狼”。耳畔也不再是那原本铿锵豪迈的诗歌声，而渐渐变为了深夜旷野中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狼的嗥叫。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魏连殳。如果说魏连殳是“五四”思想大潮退潮后失去目标的一头受伤的狼，那李白就是盛世唐朝承平时代一头无意闹入文苑的受伤的狼。
清代诗评家赵冀说：“国家不幸诗将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那么，国家“幸”的时候，即天下一统，承平盛世的时候，诗歌该“幸”还是不该“幸”？再细究一下，心怀壮志，渴望建功立业而又生活于承平时代的人是“幸”还是“不幸”？
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李白也不可能超越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这就决定了李白只能通过出仕才有可能实现他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夙愿。
姑且不论李白是否真有治世的才能，单就承平时代而言，统治者需要的不再是敢于批龙鳞，逆龙颜的诤臣，而是善于粉饰太平，精于歌功颂德的弄臣。而李白特有的傲岸不屈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自己人格的独立、生命的尊严而成为上下专营、溜须拍马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弄臣。
这样，无数人向往、无数人羡慕的李白生活的盛世唐朝就成了李白表面“幸”中深藏的大不幸。
李白无意用诗歌粉饰太平，却用诗歌凑出了盛世最强音，李白无意于在文坛扬名却赢得了生前生后名，李白有意于仕途却仕途不顺，“一事无成”，李白渴望受皇帝赏识成为管仲、诸葛亮一样的人，当朝的“管仲、诸葛亮”却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靠裙带登显位的杨国忠。
悖谬，一切都显得那么悖谬。
盛世唐朝容得下四海的文化，却堵死了李白一展政治才华的途路，虽然这种政治才华也可能是三流的。李白自身的大不幸成就了后世人的大幸，使后世人有幸一读太白那风格多变、自然天成的诗作，后世人的大幸却又是以李白一生的大不幸，一生的孤寂为代价换来的。面对此情此境，李白是该哭还是该笑？那后世人呢？
“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功名利禄全抛下。”抛不下功名的青莲最终也只能幻化成一匹受伤的独狼，在盛世唐朝深夜的旷野中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用诗歌的形式发出狼的嗥叫。（作者单位：山西省阳泉市荫营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