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
国学是什么？大家好象都清楚；但一具体到什么是国学？好象又说不甚清楚，仿佛是有点可以意会难于言传似的。翻检几部新旧版的《辞海》、《辞源》一类工具书，对“国学”一词的定义均谓：“本国固有之学术也。”显然，这种释义比较抽象，仍给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一词的本源何在？国学所包摄的内容范围又是哪些呢？关于这类提问，我想援借牟润孙先生关涉到“国学”的一文内容作答：
——所谓“国学”，其实是一个来自外国的名词，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自称为“汉学”Sinology，文字、语言、历史、地理、考古、民俗、美术无所不包。中国人办研究所，自然不能用“汉学”两个字，于是改称“国学”。几十年来积非成是，大家沿用不疑……虽然中央研究院不用“国学”这个名称，而人们心中所向往的仍是外国人的“汉学”，经过北大、清华，到史语所成立，清代考据余风与外国“汉学”很容易地结合起来，成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史之学发展的根源。（摘引《敬悼陈寅恪先生》一文，原载台湾《新夏》杂志第11期，1970年5月台北出版）
略需说明的是，“五四”以后，胡适先生首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北京大学率先创办研究所，成立“国学门”。嗣后，清华大学仿北京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开启了一代学风。站在今天来回顾昨天，几十年来文科的顶尖人才主要源于清华研究院，理科的问鼎人物则主要出自西南联大。此是题外话。再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这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北大、清华、史语所。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研究之风大盛，有关国学研究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达几十种之多，在当时的学术界，国学之研讨成了一种蔚为大观的气象。检阅历史故实，我以为牟先生对“国学”一词的解说正名是可信的。
国学与国学家
“国学”的基本概念已如上所述。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清代的考据之学。有清一代形成的学术风尚，主要体现在乾嘉诸老的考据之学上。清儒治学讲求证据，即所谓“训诂明义理明”也。顾颉刚先生亦曾说过：考据文章好，好在说话有证据。考据之学又名“朴学”，即朴实之学，它本是针对晚明以来日见空疏的心性之学的一次反拨，但它发展的结果，却形成了学脉学派，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影响十分深远。可见一种学术生命的延续，主要是靠发“内功”，它可能会受到外因的影响，在此时得势，在彼时失势，但它的学术价值却是恒久的。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在中国学术界被公认的几位国学大师，基本上亦是承续了清代考据之学的风绪，但又不同于清儒汲汲于训诂考订，而是更上一层楼。如章太炎先生及稍后的钱穆先生，他们在治学的方法上，均是以考据为基础，然又不是专治一曲，而是期于淹贯博通，冶文史哲、儒释道于一炉，既博大又精深。
中国的学术传统，比较注重于“通”；西方的学术传统，却更强调于“专”。这是由于学术文化背景的根本不同所形成的。在现代社会学术分工日趋细密，学科分支日见纷繁，专家之学是理在必然，但从事物的另一面来看，通人之学就更显稀罕。何谓“通人”之学？葛洪在《抱朴子·尚博》篇中有一解说：“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并斥陋儒不能认识通人博杂的真正价值，“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缁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葛洪指出了通人之学能考镜源流、举纲张目的高明处。综观被誉为“国学大师”者，其共有之特点，无不皆是学兼四部、出入经史、腾踔百家的通儒硕学。
近几十年来，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学术界多不用“国学”一词，对所谓“国学家”也不大以为然。国学与国学家隐隐然代表着一种文化守旧，多少还蕴含有一点贬意。这本是一种偏见，一种不该出现而实际出现的偏见。
国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研究应该贴近时代，好的学说思想还应该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指导作用。否则，任何一种好思想好学说，一旦脱离实际远离社会，只能是一种装饰品、点缀品，最终有可能会沦为毫无生命的木乃伊。
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研究，在方法上应该不囿于清人的考据之学，在意义上应该有更大的现实针对性。现在倡导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其中就有一个辨别、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型学说，尽管道家的思想源远流长，但相对而言它不占有主导地位。《易经》里讲乾坤阴阳，揭示宇宙万物之生命运动，儒道两家的宇宙观俱源于此。儒家比较倾向于乾卦之“自强不息”，而道家比较倾向于坤卦之“厚德载物”，儒家阳刚进取，道家阴柔退守，两者相辅相成，可谓平分乾坤。儒家比较注重社会奉献，道家比较着重个人自由，因此道家的思想在民间有比较广泛的基础，但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却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作用。现在一说到“弘扬”，当不可不辨良莠，不分巨细，单是儒家的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如儒家讲“三纲五常”之伦理，“三纲”中首先讲的“君为臣纲”，就无法开出现代民主。过去十亿人的大国，共用一个头脑思考，兴衰成败定于一尊，殷鉴未远，教训深刻。“父为子纲”则容易酿造出畸形的血统论。“夫为妇纲”之本身定位就显示出男女不平等。可见“三纲”思想与现代社会已格格不入。而“五常”所倡的“仁、义、礼、智、信”，在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今日社会，似能起到道德自律的作用，因此它仍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固有的学说思想，我以为当代新儒家提出的“创造性的转化”一说较宜，或可使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实际上是讲的更广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时代不同，研治的方法、意义都应该有新的大的改变。讲国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一是研究。没有认识，就谈不上研究；没有研究，更谈不上弘扬。今天研治国学，应该不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文化积累的层面，更应该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接榫通轨，打通经脉，古为今用，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俾使优秀的学术思想之花结出丰硕的文化生命之果来。
（原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一期）
附记：拙稿《国学三题》，原是十多年前分别发表于《大公报》及《东方文化》杂志上的旧作。日前，因故重检旧作，觉得当年的看法似未完全过时，于是央人照原文打印录制，有意以旧文新刊于“国学网”上。希望对于厘清国学概念，能够起到一点参考辅助作用。2009年8月20日记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