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给张政烺师的夫人傅学霖先生通电话，随便说到我准备写此文。出乎我意料者，是傅先生表示强烈的赞成，赞成我宣传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并且告诉我，说张先生在生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非常认真和用功，以至他所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封面都无例外地磨损。这也可纠正人们对张先生的一些误解，似乎张先生是只重考据之学。当然，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很不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作教条式的照搬。
已故的前辈史学家，如胡如雷先生、漆侠先生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很深的研读功夫。比我年长十岁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相当精熟。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从未有过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奢望。但是，我们这些人又多少掌握了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对着如今普遍存在的指鹿为马的现象，又不免有所议论和感慨。
就内心而论，我是敬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学者，而恩格斯的知识面还更为广阔，他们有着为广大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博大胸怀，甘愿主动抛弃了本可享受的剥削阶级上等人的生活，所以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创立于一百五十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尚局限于研究当时世界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在事实上不可能不全球化的今天，必须从全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加以重新考察，而即使是对西欧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发展，也有巨大的新进展。如今看来，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今天的现实发生差距，甚至完全相悖，是不奇怪的，尽管如此，其若干基本理论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已是很不容易，很伟大了。
我曾写专文，纪念漆侠先生，强调他是一位“真诚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真诚”两字，是用於区别那些不真诚的挂羊头，卖狗肉者。在此需要对另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如雷先生稍作介绍，略表崇敬之意。胡先生是阎锡山的外甥，按其本来的阶级地位而论，应当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胡先生经过精心研读，自觉地成了另一种人。我与胡先生仅在1989年有一面之交，并作了长谈。他对我这个後辈可说是一见如故交，无话不说。我从他精辟的、犀利的谈吐中，初次领略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和风采。当时对他的个别说法也有不以为然者，但事实的发展又很快证实了胡先生有先见之明。我有幸参加唐长孺和胡如雷先生的追思会，其实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至今想来，有两点印象最深。一是胡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连说了好几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把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说得清清楚楚，说明他已摘得马克思主义的骊珠。二是胡先生强调了唐太宗纳谏的阶级局限性。我迟至２１世纪初，才写作了两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台谏政治的文章。我不由扪心自问，当胡先生强调唐太宗纳谏的阶级局限性时，自己的史识是什么水平？
或以为在上世纪五、六年代，治史者必须谈马列，又非仅是漆侠、胡如雷等先生，何必单提他们。须知当时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其实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到胡先生发表上述谈话时，形势大变，他如果没有信仰，完全可以缄口不言，他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之下，主动地、自觉自愿地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试问，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进入史学界者，又有几位在另一种形势下，像胡如雷先生那样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难道还不足以反映他信仰的真诚？
胡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公认的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佳作，也是胡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之作。尽管如今我已不大赞成使用“封建社会”一词，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可能是用“租佃制社会”一词，即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更为恰当。转瞬之间，已间隔近三十年了。随着整个古代经济史，特别是宋明清经济史研究的进展。应当有人在胡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再写一部，更上一层楼，这也无疑是对胡先生最好的纪念。迄今为止，胡先生的著作还是完全不能被取代的，值得每一位治史者认真学习。
我曾在纪念漆侠先生的《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文中，揭露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真面目。的确，时间是可以淡化或遗忘许多事情的。但是，凡是文革前就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参加工作的人，对他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
邓小平赶走了迟群所派工宣队，改派林修德、刘仰峤和宋一平主持学部工作。当时人们都明白，这当然是与江青争夺舆论地盘之举。及至１９７６年，进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自然又使林修德等人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其时学部的老干部约有二、三百人，一般对这次政治运动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但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位先生。他十分起劲卖力地利用近代史所的领导地位，主动贴大字报，上窜下跳，向林修德等人逼宫，要他们交待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人们都清楚，他显然是积极投靠九天玄女娘娘，准备在一旦登基时高升呢。当然，其所作所为也引起人们普遍的厌恶。
到九天玄女娘娘倒台，政治风向为之一变，这位触犯众怒的先生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强烈要求撤销其人大代表资格，追查他与四人帮的黑关系。一天，我登上当时三号楼的楼梯，正逢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下楼，估计是在楼上小礼堂挨了批判。我当时心里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不久就传达了上级指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还是保留他人大代表的资格。
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先生又抖起来了，并且晋升为人大常务委员。正值邓小平号召批判精神污染，这位当年曾卖力追查林修德等同志与邓小平黑关系的先生，又积极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以史界左派的资格，向精神污染猛烈开火，甚至咬定历史唯心主义就是精神污染。历史所党委书记梁寒冰同志召集座谈会，要大家座谈反精神污染问题。我忍不住发言：“如果让某同志能够认真检讨一下在文革後期所犯的唯心主义错误，岂不是对大家更有教益。”杨讷先生当即开玩笑说：“你不要盯住某同志不放，好不好！”
再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而言，强调社会人群的阶级区分，不能说是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按照过去一般的惯例，是在阶级（Class）大分类之下再区分阶层（Stratum）的小分类。但近年来，不少人就只谈阶层，讳言阶级，企图以阶层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阶级或阶层本是外来词的翻译，人们似不必作无谓的字眼上的争论。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此种提炼和总结，势必将剥削和统治阶级置于理性审判台的被告席上，因而招致他们的忌讳和恐惧。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地意志，其实都是阶级论的派生。如果是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
人们可以追溯当年对翦伯赞先生的批判，是从１９６３年《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开始的。文革期间，戚本禹，还有历史所的一些先生用“史绍宾”（意即哨兵）的笔名，又进一步撰文，“历史主义竟成为‘四人帮’迫害翦老的一个罪名”，当时又有哪些先生是处于迫害者的地位呢？翦先生针对极左思潮，强调一点历史主义，简直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弥天大罪。如今不少人以所谓阶层论取代阶级论，其至讳言阶层，妄图抹煞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被称之为马克思经济学基石的剩馀价值论，把好端端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糟踏得不像样子，倒是迫切需要有一些自命为坚持唯物史观的卫道士们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纯洁性了。唯物史观的卫道士站出来说话没有？且拭目以待吧。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言已至此，看来也只能对此敏感的问题直抒己见。应当承认阶级和剥削存在的起码事实，同时说明，在现今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下，阶级和剥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阶级社会，即文明社会中，劳动转化为文明大都只能通过剥削这个中介。我们不应笼统地批评剥削，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和肯定适度剥削，而对过度剥削却应大张挞伐，通过舆论、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严加限制，甚至严加打击。应当高举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旗帜，支持和扶植资本主义经济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发展，而坚决限制和打击其危害国计民生的恶性发展。由于目前的限制和打击力度远远不足，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已对国计民生造成了严重的、令人痛心的危害。前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动辄以无产阶级史家自居，咬定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如果连“节制资本”的旗帜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高举，岂非还远不如孙中山先生，因为孙先生毕竟是身体力行“天下为公”者。
记得马克思曾无比感慨地说，他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史学家的基本特征，无非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阉割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既然有此类人得便宜的滋生条件，抢实惠的活动空间，那么这种姑且称之为跳蚤式的理论家或史学家，必然应运继踵而生。但是，对此类收获跳蚤的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又更为重要，至少还可以让一些稍有科学良知者醒悟。
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和无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与曾在历史研究所工作，如今为山东大学教授的孟祥才先生谈天。他评论说，在历史所，尽管遭遇了众所周知的特殊环境，而唯一一个没有学会说违心之言的，是张政烺先生。他还举了一个事例，在文革初期，批判让步政策已经造成很大的政治声势和压力，但张先生在讨论时，还是坚持说，让步政策怎么能说没有呢？就是有嘛，孙达人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实在的，当我听孟先生介绍时，还是为张先生当时可能遭遇的迫害不寒而栗呢。用一句俗话，张先生从事历史研究，就是一根筋，只知有科学，只知说真话，而不知有他。任何人都会有个人的利益和需求，但是，在科学面前，就必须让位於无私和无畏。张政烺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从人类史上看，严肃的科学研究决不可能都是得到鲜花和掌声，有的必须支付代价，甚至惨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贾宝玉身上挂一块玉，是他的命根子。其实，任何学者身上也应有两块命根子的玉，一是道德，二是学问。我曾经总结郭沫若先生１９４９年後的学术道路，指出他成了权势的帮闲，外在因素是权势，内在因素是媚骨，压抑，甚至吞没了他的才华，而深致惋惜之意。媚骨必然扼制史才。如果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曲学阿世为人生坐标，无疑是什么主义都创立不出来的。
从另一方面看，目今很多中、青年史家又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取冷漠，不屑于学习的态度。一次与博士生讨论选题的偶然机会，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成了还多少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遗老。那位青年学者很有才华，并且勤奋。他的选题是宋代东南的官民社会，但他却全然不知自己的选题正应从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着眼。此事引起我极大的震动，我与著名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明史兼杂文家王春瑜先生，辽金史专家李锡厚先生，还有前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大姐通电话，表示自己的感慨，说如果我们青年时代选这样一个课题，肯定会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着眼。他们也深表同感，深以如今的史家远离马克思主义为叹。因为官民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正是抓住了官民关系最本质、最重要之点。治史怎么能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我常说，我们一代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当然是事实。但通过那次讨论，我又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代人还拥有一个强项，这就是多少掌握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当然是许多人根本不看重的。一些史家自认为已有足够的高明，根本不需要学什么马克思主义。我深知信仰自由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是决不能强迫人们信仰和学习，特别是自觉地运用于治史。
中国古代士大夫有忧国忧民的好传统，陆游“杜门忧国复忧民”，“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正是此种精神的写照。今日的知识分子是不应当弃之而不顾惜。回顾自己的人生旅程，正是在文革期间最苦闷之际，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使我扭转了极端悲观厌世的情绪，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也增强了自己抬头做人的生活勇气，觉悟到不能听凭江青等一小撮人恣意摆布，应当为祖国和个人的命运，作一点力所能及的抗争。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上加好。但是，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大多数人只能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共荣辱，一休戚，同祸福。当然，也必然有少数或很少数人，他们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可以形成强烈的反差。当时我收获最大的，是懂得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前述胡如雷先生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谈话中，也强调了巴黎公社原则。
去年，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天祥的文章，据杂志社李孝纯先生的贺年卡说：“您那篇大作反响很大！”但我随即应《北京日报》之约，在报上撰文，对前一篇文章作了必须的补充，点明中华古代爱国主义与现代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是现代爱国主义必须具备民主和科学的内涵，这是古人因时代的条件，不可能具备的。众所周知，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是母校北京大学提出来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难道还不是民主和科学，这与北大精神又有什么矛盾？马克思主义强调新社会应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贯彻直接选举，反对等级授职制，任何公仆的收入只能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取消任何金钱特权，这难道不是彻底的民主精神？马克思主义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榨取工人阶级的剩馀价值，在政治上建立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这难道不是彻底的科学精神？不能撇开民主和科学，而空谈什么爱国主义。我在上世纪末发表的第一篇杂文，根据国情，有意一改“居安思危”的成语，据《朱子语类》一书，改作“居危思安”。这与倡导“盛世修史”，正好成了相反的两极。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1]本世纪开初之“盛世修史”，都是现代史学的伪科学标本。那位“盛世修史”的发明人，不是也出面批判民族虚无主义，用以显示他的爱国情怀吗？
记得在１９５８年，有高年级的学长贴出一条口号：历史学不应为古人算帐，而应为活人开路。此语可能记忆得不完全准确。历史作品的题材、风格和功能应当不拘一格，而多样化，就自己相当比例的作品而论，也只是为死人算帐，这并非是不需要的。我写过一篇介绍古代跪坐习俗的文字，後来绍兴有位先生来电话，说他们塑造王充的像，开始准备了一个坐交椅，伏书案的设计，看了我的文章，方知此种设计不符合汉代的真实。这只能算是古为今用，算不得为活人开路。但史学确有为活人开路的重要功能，万万不可丢弃。博古通今当然是个很高的学识境界，我难以企及，但对治史者而论，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王春瑜先生说：“今古何妨一线牵。”这条线，依我的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能深切地理解过去，而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史学的此种重要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用我常说的一句话，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
考证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我曾发表了一篇批评高校和研究机构衙门化的文章。一位记者在电话中说，她接触高校教师颇多，听到许多反映，觉得“衙门化”三字确是说到了弊病的关节点上。在衙门化的条件下，目今各种各色学术腐败简直是铺天盖地而来，不少人成了时代之骄子，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决不是用在学问上，而是用在拍马屁，拉关系，通关节，唬弄外行的官员和媒体上，目标是抢占权势和金钱的制高点。抢占了权势和金钱的制高点，就意味着盘据了“学问”的制高点，即可盗名欺世。他们可以发表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词，但听其言，观其行，他们真正全力拼抢者，无非是自己鼻尖上一点蝇头之利，看得比天大，而置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利于不顾。他们事实上造就了史学界把权势和和金钱抬到远高于学问的位置，史学学术殿堂竟出现了荒唐的官迷和钱迷。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并非全然见利忘义，而缺乏勇气站出来明辨是非。看来，古代儒家的义利之争，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延续着。但是，堂堂中华史界，我们是痛陈当时弊政的大史家司马迁的後代，是疾呼直书、鄙视曲笔的大史家刘知幾的後代，难道不应有愈来愈多的人，敢於挺直腰杆，多说人话，不说鬼话？
去年，我在《宋史研究要点》一文中，有两句自认为是最重要的话，一是“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我在辞去会长的那次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大会发言中说，希望宋史会能成为一个比较清白，弘扬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内涵的爱国正气的学术团体。中国近代是出了若干史学大师，其情况各有不同。近日我在电话中对乔幼梅大姐说，看来，如果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份责任感，没有为民主和科学的献身精神，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能力，只怕难以成为上乘史家。乔大姐的回答是“不可能”。王春瑜先生一次电话中对我批评闫崇年，说他评价清军入关，其实是兜售抗战时标准的汉奸理论，他说史学家没有点正义感，是搞不好历史的。
以上这些话是否是抓住了中华史学发展，特别是後继人才培养的关键，仅供史学界的广大同行思考、讨论和批评。个人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重要性，是感觉到存在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而降低治史质量的问题。但在前也已谈及文革前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的不正常状况。排他性当然是不对的，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都应认真学习，吸取其营养。例如上世纪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辩”讨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其治史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说是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至于掌握尽可能丰富的史料，即尽可能多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笔对治史的重要性，因大致有共识，在此毋须赘述。
注释：
[1] 关于评法批儒，《解放日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４日《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介绍了较深的内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