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圣人的孔子和一位名声不怎么好的妇人相见，无论如何都是件特异之事。所以朱熹告诫学生：“此是圣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会它。”（《朱子语类》卷三十三）意思圣人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言行，不要老纠缠于这件事。他在这样告诫学生时，就已经表现出作为儒家宗师特有的焦虑：为什么人们总喜欢纠缠此事？
与西方比，中国古代文化素有“非性”特质，即视男女性爱为不详之举。如《荷马史诗》把特洛伊战争想象成为争夺美丽的海伦。而直到2007年，中国香港导演吴宇森在《赤壁》电影中才第一次将赤壁之战想象成曹操争夺“二乔”的战争。本来这一想象应该鼓励，而在中国影评界却是铺天盖地的攻击和指责，认为吴宇森在用他的无知糊弄全体智慧的中国人：赤壁之战明明是曹操为统一中国嘛，你怎么可以把作为民族英雄的曹操说的那么下作呢？2009年作为史诗巨献的《孔子》上映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夫子一生伟大事件有多少啊，非要让夫子和南子调情吗？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使命是让“乱臣贼子惧”，缺乏希腊、印度、巴比伦等民族共有的浪漫想象，所以中国只有冷静的历史，而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史诗。东西方的民族史诗的共同特征即交织着英雄和美女的情爱故事——英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是因为主帅阿伽门农夺了他的女俘，而后来阿喀琉斯之死也与他爱上敌国的公主有关。这一特征在印度和巴比伦的古代史诗中也很突出，史诗中的民族的英雄总会遇到一个美丽的公主，成为王国共同的创建者。中国的主流文化不但缺少这样的想象，而且把从民间搜集来的男女情歌也要解释成所谓“后妃”之德——仅以理性框范人，不以想象激励人。但是不管“非性”意识如何压抑想象，人类天性中对于异性的好感、好奇，使其对男女交往、情爱故事有着天然的兴趣。所以“子见南子”会被刻意记录在《论语》中，而且被各种潜意识和显意识玩味了两千年。我们再一次的玩味，也从这里开始。
首先应该为卫夫人南子一辨，看一看她的所谓“不好”的名声到底是怎么来的？《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其夫人南子召见宋国公子宋朝，在洮地相会。不久卫太子蒯聩从宋国路过时听见两句民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这两句歌谣很难理解，而西晋杜预坚持认为，“娄猪”指南子，“艾豭”指宋朝，影射南子和宋朝有暧昧关系。于是太子以为有辱国格，一心要杀掉南子。《史记·卫康叔世家》并没有明确透露南子的“淫行”问题。关于这次宫廷谋杀事件的前奏，太史公只是做了这样的交代：“（卫灵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这让我们不能不怀疑杜预的武断，他把野人的歌谣当作南子不贞节的铁证，这样美丽的南子与中国历史上许多美丽女子一样成为“美而无行”的人。这一解释与中国人对女子的思维定势非常吻合，最容易被普遍相信。据《卫康叔世家》载，卫灵公本人即为贱妾所生，因为襄公的夫人无子，不得已而立为嗣。南子既称“夫人”，自然不是贱妾了；既然太子欲杀她，那她自然就不是太子的母亲了。灵公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之久，那他的夫人肯定就不止一个了。南子大概是较年轻的一位，美貌是肯定的。至于南子是不是如杜预所断定的那样，亦不得而知。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从纣王和妲己开始，昏庸的君王身边总有一个淫荡的姬妾；而且貌美的女子经常会被想象成轻薄无行者。《尚书》中周公总是告诫世子、臣僚要洁身自好、远离美丽的女子。而周王朝最终还是不幸亡于褒姒之手（《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但如果按《左传》的记载，作为王后的南子婚前生活不检点，有辱卫国尊严，太子冒险去杀她，那么说明太子绝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为了匡正国家道德，为了卫国的风化，而不惜挑战身为国王的父亲，置自己于危险境地。这样太子蒯聩的行为就成了儒家所张扬的“杀身取义”的高尚之举了。而这一推测高估了这位太子。蒯聩逃亡晋国的第三年，即灵公四十二年春，卫灵公怨太子出奔，欲立较小的儿子子郢为太子，子郢拒绝。夏天，灵公去世，夫人南子命子郢为太子，说：“此灵公命也。”而子郢告诉她：“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只好立子辄为国君。此时爆发了著名的“阳虎之乱”，作为太子的同党，阳虎欲迎接蒯聩回国，被卫人发兵阻止。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南子在卫国并无恶行，而太子蒯聩的品格却很值得怀疑。在蒯聩儿子做国君的情况下，卫人依然严厉阻止其回国。于此可见他有多么不得人心，相反卫人对这位南子却似乎并不反感。这样，谁好谁坏就不言而喻。
南子之“不好的名声”实在来自我们民族对君王身边美丽女子的集体想象。胡玫电影《孔子》将南子演绎为一个美丽而有智谋的人，是合理的。
再看孔子的“绯闻”又是如何形成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卫太子蒯聩谋刺南子未成而逃亡的这一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做了鲁国实际的宰相。一上台就诛少正卯，经过三月的治理，使鲁国商不欺市，路不拾遗，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太史公还特别强调在孔子的治理下，“男女行者别于途”，即整个社会秩序中男女有别，互不侵扰，这也成为孔子政绩之一。没想到鲁国的政通人和引起了的齐国的恐慌。齐国对鲁国实施的离间策略是向鲁君送来八十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匹文马，整天在国都城门外翩翩起舞，此举明摆着就是挑战对女色高度戒惧的孔子。鲁国大臣季桓子多次前往观看，并怂恿国君微服前往，果然耽误了政事。加之这年冬天又不给孔子分送祭品。这些事情让孔子感到失望，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前往卫国。虽然卫灵公给孔子以在鲁国一样的俸禄，但后来因为卫国一些人的陷害，孔子在卫国呆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子见南子”在定公十五年孔子第二次到卫国时，此时孔子五十七岁：“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一位年近花甲的男子与一位二三十岁的女子见面，政治与礼节性因素恐怕要多于其他任何因素，而门人子路的“不悦”似应从政治层面去理解较为合理。孔子入见南子行的是最高级别的跪拜礼“稽首”；南子“再拜”，也是一种很恭敬的礼节。“环珮玉声璆然”在用声音形象强调南子恭敬行礼的实在性。由太史公的描述可见，“子见南子”重点在于礼节，孔子拜之以礼，南子还之以礼，宾主之间是融洽而愉快的，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尴尬。孔子对这次会面比较满意，出来就对子路说：原以为最好不要见面，没想到南子的答礼还是比较恭敬，看来见一面也没丧失尊严啊！但子路还是“不悦”。南子处在卫国政治斗争的交结点上，见与不见表达着一种政治姿态，而这对于初来乍到、立足未稳的孔子师徒来说，需要谨慎从事，子路多半为此而“不悦”的，与“好色”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后世的理解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淮南子·泰族训》云：“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桓宽《盐铁论》卷二“论儒”也认为“子见南子”是“忧百姓之祸欲安其危”而不得已之举，两种解释都给这一行为赋予了济世救民的崇高意义。而东汉王充《论衡》“问孔”对此事谈论就包含了一个固执的成见，他武断地揣测子路的意思：“子路不说，谓孔子淫乱也”。男女之“相见”与“淫乱”之间，何啻天壤？何敢贸然断定孔子淫乱呢？在下面一条中，王充更自以为是地宣称孔子的发誓不可能息事宁人，不可能让子路相信，因为孔子在引不可能发生的祸端（天不可能杀人）而赌咒发誓，是一种虚情假意，自然难让弟子相信。这是《论衡》中诸多可笑论辩之一。发誓之事，自然是自明心志，如何可以纠缠在字面意思所代表的事实上呢？《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节郑庄公说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表达的是对偏心母亲的怨愤，颍考叔建议“掘地及泉，隧而相见”，实则以字面义瓦解了庄公的本意，这样的方式用于善意的游戏还可以，但正经说理时，却要考虑誓言的引申义，不可以从字面义，王充恰恰犯了从字面义理解誓言的错误。但正是因为这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轻率和固执，“子见南子”一事从此进入男女情爱关系之暧昧想象，孔子从此深陷于他一生所深恶痛绝和竭力回避的男女情事之中。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王充的想象难道不正有人类他潜意识中的“好色”情结吗？朱熹《论语集注》卷三的解释也有此种情结在作怪，说“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所以不悦。一个以“非性”为主导意识的民族，最容易在男女问题上出现错乱想象，不能不说王充和朱熹都陷入了一种错乱，“子见南子”由此而有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暧昧色彩。
最后再看后人对“子见南子”加以何种现代性玩味？
首先是林语堂写于1928年的独幕剧《子见南子》。该剧中南子不但与孔子见面，最后还让子路出场，与孔子体验相同的新奇和尴尬——作者根本就没有给子路“不悦”的机会。事实上整出戏就是为了塑造一个性情开朗、思想开放的新女性。开场孔子和蘧伯玉的交谈显露了南子夫人的一些情况，为她出场造势。南子出场之后，机智风趣，高谈阔论，让智慧如孔子者也时时被“岔住”。她不但对六艺教化有独到理解，而且对饮食男女、桑间之会侃侃而谈，无所顾忌。最后还带着训练有素的歌女演唱《诗三百》中的情歌，把孔子和子路团团围在中间，让这对正经高尚的师徒颇感不安。当子路问夫子“可以留在卫国吗”，孔子正深陷内心煎熬，他答非所问地说：“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相信南子。”民族传统在西风欧雨冲击下乱了方寸的窘境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9年胡玫导演的《孔子》，“子见南子”与夹谷盟会、堕三都、子见老子、陈蔡之围等历史事件一样被加以重点演绎，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孔子与南子之间的“感情戏份”，由周迅饰演的南子在电影中有很多戏份，十分抢眼。其实这里已经没有太多的文化意味需要解读了，因为作为商品的电影需要吸引观众，就需要一些活泼而养眼的场景。电影首先是一种公共制品，应该符合共管制品的规则，我们不必以历史或教化价值去要求电影。有人说这是对圣人的“大不敬”，因为一个民族历史中的圣人是用来崇敬的，不是像小丑一样被随意涂抹的，没听说过西方让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成为现代“绯闻”的主角。这其实又触及到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即我们该如何看待孔子？孔子到底应该是圣人还是一般人？北大教授张颐武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力辩将孔子作为“圣人”危害在于“成也圣人，败也圣人”，即当我们把圣人看作民族文化神圣表征时，那他同时也需要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种种问题承担罪责，中国现代百年历史中对孔子一会推扬，一会痛斥的态度，其实正因为我们的“圣人情结”，他以为应该以平常心对待这位鲁国的教书先生，充其量把他看作我们民族的一个思想者，他面对着自己的时代难题展开思想，这样我们就应该理解他的思想，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五四时期，一方面“打到孔家店”，一方面也有折衷文人对孔子形象进行现代性重构，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位，他先后写过《孔子的近情》、《孔子的幽默》、《孔子在雨中歌唱》。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以现代“人”的意识，将孔子作为“人”的一面展示出来。历史地看，秦汉时期孔子被神圣化，现代以来孔子被“人”化，这是中国历史中“人”的意识演进的必然。似乎现时中国更需要一个“人”而不是“圣人”，再过若干世纪，当我们民族实在需要“圣人”的时候，孔子还会再去做他的“圣人”。
于是又想到“史诗”。按照传媒普遍说法，09年中国电影界有两部史诗巨献，一部是《花木兰》，一部是《孔子》。“史诗”电影该如何拍？是板着面孔说教呢，还是像人类早期史诗将英雄气象呈现在婉约柔情中？中国一直缺乏那种男女情爱夹杂其间的史诗，现代人能否用电影媒体为我们民族重构这样的史诗？我们期待着“子见南子”在未来获得进一步的书写与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