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准文集》，他写道，在古希腊，“学问不是‘货与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论孔子》）。他又写道，“‘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在西方，政治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科学与民主》）。
阅读至此，感慨不已。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一类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当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后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将其归为“隐逸”“逸士”。今日得闲，就把《二十五史精华》中的“隐逸”部分通读一过。再参照顾准对古希腊知识分子命运的分析，不禁为中国古代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感慨不已。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下，假如你不把所学知识“货与帝王家”，简直没有出路。而归隐便是这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这样概括道：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表面看，隐居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实不然。隐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或对现实政治不满，以此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抗议。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假如读书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动甘居下流了。范蠡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后，看穿了越王的为人，弃官不做，泛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之上，后来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识分子不能医国，就去医人，但看看华佗的下场，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权威是个什么下场了。无奈之下，只好隐居，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哪怕生活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著，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研究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无此传统，即使研究了也没有出路），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这些人一个出路。汉光武刘秀就曾下诏：
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隐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头脑者，如东汉桓帝延熹时的汉阴老父，当汉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只有他“独耕不辍”，当尚书郎张温问他这是为什么时，他回答：
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
一席话直说得张温“大惭”。
更有南郡襄阳人庞公，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责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这样回答道：
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何等理直气壮的隐逸者的宣言！
只是可惜这些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既不能从政，又不能进行专门知识的研究，而默默终其一生，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损失。
《文汇报》2011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