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心理学研究克了许多新杈，其中一个小杈是愚蠢学研究。我听到这个资讯欣欣然，想像这个学术机构挂着一个闪光的铜牌：愚蠢学研究中心。而他们的名片上印着：愚蠢学博士、愚蠢学协会理事与学科带头人。
我觉得早就应该开展愚蠢学研究，吾国大学也应该开设这样的课程。如果说哲学——有一度被称为聪明学——是研究人类怎样避免愚蠢的话，愚蠢学则在研究人类是怎样实施愚蠢的，包括愚蠢的种类、方式与心路历程。
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成是愚蠢史，委婉一些说，是智慧消解愚蠢的历史。有一些愚蠢不能算是本真的愚蠢，跟时代相关，跟蒙昧有关。这往往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比如，古代日本曾举办过放屁比赛，也可说放屁秀，谁的屁最长最响，将获得一份奖品，像正大综艺台上那些嘉宾一样。还有16世纪的土耳其，任何喝咖啡的人被发现后将会被处死。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上发表避雷针的论文后，欧洲的妇女时兴在帽子上装一个避雷针，拖着地线。4世纪北非的多纳特教派热衷于殉教，他们拦住陌生人，请他们杀死自己。如果陌生人拒绝，他们将被杀死。1867，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获利720万美元，每英亩合2美分。1911年，美国人利奇乘坐一只木桶，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滑落下来，几乎摔碎了身上所有的骨头，但活了下来。次年，他去新西兰演讲，脚踩在香蕉皮上，摔伤致死。卡内基是美国钢铁大王，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晚年，他憎恨钱，一见到和听到钱就生气。一次，他在伦敦因为没带钱而无法购买车票，被从一辆电车上轰下去。18世纪的英国赌场雇有专人，他的职责是一有警察搜查就把骰子吞进肚里。
这些事也许不算太蠢，只是有些离奇。死在香蕉皮上的利奇更不能说蠢，他只是运气不好。研究愚蠢学的科学家们并不研究历史上的蠢事。这些蠢事随着历史的演进自然地消失了。愚蠢学的研究方向，是判断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为什么依然不能避免做蠢事的规律。事实上，做蠢事是人类的专利，动物几乎不做任何蠢事，它们还没有聪明到做蠢事的阶段，它们很少从事直接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像散文有大文化散文一样，愚蠢也有大小之别。大愚蠢是时代的愚蠢，是千百万人同心协力做一件蠢事，如大炼钢铁，如水稻密植到可以躺上去睡觉，如修长城，如喝红茶菌，搞鸡血、凉水、甩手疗法。我在公园的灌木丛中看一帮人练沈昌功，录音机传出沈昌尖锐的如钉子划破玻璃的喊声：大肠！公园的练者附合：通！然后是小肠、结肠，练者喊“通”，包括前列腺、脑垂体。难道脑垂体还要通吗？这个“疗法”按身体解剖学的教程把各器官喊了一遍，练者跺脚、垂手，齐齐喊：通！于是就通了。虽然人体除了血管、气管、尿道与大便之外并不一定要通，但他们一律通之。此时有小孩路过，高喊：虫牙！练者也跟着喊：通！牙通了之后（中医曰散坚化结）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清楚。时代的愚蠢是大愚蠢，以悲剧的样式收场，它的成本是阻碍发展。小愚蠢则是个体的愚蠢。每个人都做过一些蠢事，做过一些让人脸红的、不堪回忆的、自己希望永远忘记而别人说起来津津乐道的事情，如一场喜剧。人做蠢事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吗？有。我以为至少有三条。一曰坚决。人做蠢事的坚决比做一件正确的事时要坚决得多。这时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自信。从表面上看，人做蠢事时的情态是庄重的，有领神示。正因为如此，当事情的结局显示之后，人们被这种反差逗得哈哈大笑。做蠢事的第二个特征曰心机。蠢事往往为聪明人专属。一个人聪明到离谱的程度，就不愿按老办法办事，要取别人得不到的利益。他们真的认为巧则夺天工，有志者事必成。他们笃信“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一遇机会，就办蠢事。所谓离谱的“谱”是什么呢？是客观事实，是科学。我以为有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并不真正地相信科学。他们脑子里的科学比例，与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吃啥补啥、窗台摆一镜子可以煞气——相比，顶多占五成。他们也相信地球是圆的，月光是对日光的反射，但遇到什么法轮功之类还是要信，对60年前的“花旗银行债券”也信。如果说占便宜是干蠢事的动机的话，迷信则是干蠢事的理论基础。愚蠢到来之际的第三项表现，曰狂妄。一个人干蠢事的时候无论坚决、庄重或是聪明过人，都离不开狂妄，或者说是综合了坚决、庄重与聪明的狂妄。过于狂妄的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但“第一”是什么？福事第一常常与祸事第一相联，而干蠢事的人都非常忙，没功夫厘清这些区别，于是一条道走到黑天了。
一个人在日记里，一个地区在方志里记录一下做过的蠢事很有好处。蠢事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的估价与实际能力相比，往往差得很多，否则为什么会办那么多蠢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宜改为“蠢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蠢事是最容易被忘记的，这是人类独特的心理机制之一，这也是愚蠢学科研人员研究的课题之一。孔子其实是愚蠢学最早的专家，他说一句话就奠定了大师的地位：知可及，愚不可及。人的聪明才智是有止境的，但办起蠢事来永无止境。愚蠢到底有多少种方式呢？这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数也数不过来。
《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26日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