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孔子是“轻视劳动人民”的人，因为他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实上，孔子的这句话应该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实际是强调重民、“知”民。对于这样的理解，已有前人指出过，但若不是新的材料出土问世，仿佛对孔子的误解永远也得不到澄清！
所谓“愚民”思想，指的是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统治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愚昧民众的思想措施，属于典型的阶级压迫。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往往被认为是愚昧民众的根源。《论语》中明确记载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一般理解为，只能让老百姓按照统治者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愚民”言论！？
其实，孔子的本意还真的不是如此！
事实上，单就孔子此语，古今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该句如何句读上。长期以来大都沿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古人何晏、邢昺，今人杨伯峻等都这样认为。如果真是如此，后来许许多多的学者对孔子此语采取批判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借古代文献材料的出土问世，这一似乎铁定的理解终于得到了重新认识。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郭店楚简，其中有《尊德义》一篇，对正确理解孔子思想具有重要价值。该篇简文记载说：“尊仁、亲忠、敬庄、归礼，行矣而无违，养心于子谅，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这里强调，为君者要培养爱人之心，尊重贤人，亲近忠信之人，行为不违背人的本性，是教君向善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属承上而这样断句，不能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因为它强调的是对“民”的引导。在句式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与之相同，既然这里不可能是教君如何愚民，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应该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楚简中所谓的“道”与《泰伯》中的“由”相对应，“道”即是“由”之意。这里，我们看不到孔子有任何愚民的思想，相反却看到了孔子教民、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爱民，主张对“民”采取进行教化的态度，如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理大国，应当恭敬从事，诚信无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征用劳动力应当不违农时，由此可见孔子具有爱民之心，强调国家在使用民力时要照顾到百姓的生产生活。孔子还主张藏富于民，主张在富裕的基础上对民众进行教化。透过《论语》等典籍中孔门师徒的问答，处处可见孔子对民众的关爱，这与所谓“愚民”丝毫都不搭界。
诚然，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孔子基于对民情、民性的认识而提出的。在孔子看来，君子治理百姓的前提是要做到知民情、懂民性，即要了解百姓疾苦，从百姓实际出发，由此制定的国家政策才能得到百姓拥护。如果执政者想为民所想，急为民所急，百姓自然会听从其命令；相反，如果背离百姓意愿，则会招致百姓的怨恨，即便表面上顺从，内心也将产生憎恨，长此以往，必将产生邪僻行为，最终导致国家的败亡。
其实，文献中还有不少材料可以作为旁证，例如，在《孔子家语·入官》中记载有孔子这样的话：“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这里强调的是为政做官者的表率作用，同时也十分注重了解百姓，“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即所谓对民众的“知之”。
从西周初年以来，“敬德保民”思想已经是政治思想的主流。孔子“宪章文武”，崇拜周公，重民、保民的思想在孔子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纵观孔子的政治思想，他的确特别强调国家治理中的以民为本，他真正看到了民众对国家的价值作用，从而执政者要引导百姓发挥他们的善性，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天津日报》2011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