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愚若智”是大智若愚的反意：外智而内愚，表面聪明，而实质愚蠢。1957年反右的时候，漫画家华君武画过一些错误的漫画，在报上讽刺过胡风、浦熙修等一些被冤枉的同志，伤害了本不该伤害的人。每提起此事，华老便悔恨不已，多次对人表示：“我当时这样做，无非是想表现自己的积极、进步，应该说是有私心的。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其实很蠢！”因此他刻了一方闲章，上书“大愚若智”四个字，时时把玩摩弄，提醒自己不要重犯当年“若智”的错误。
华老的“大愚若智”，是深于自省。而从2011年1月26日中华读书报《家园》上，读到鲍尔吉·原野的《愚蠢学研究》，一拍即合，觉得从愚蠢学的视角，“研究人类是怎样实施愚蠢的，包括愚蠢的种类、方式与心路历程。”观察、分析一下有些“大愚”者，是怎样耍弄表面“若智”的手段，诱骗幼稚者上当受骗跟着做蠢事的，也会引出警戒。
这种例子，历史上不少。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典型。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然而父亲却不称赞他。赵括的母亲问赵奢缘故，赵奢说：“用兵打仗，是生死攸关的险事，而括讲得很轻易。赵国不用括为将,则罢了；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来，赵王命赵括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赵括只知死扣兵书，不善变通，被秦军大败，赵国从此一厥不振。这位“若智”的赵括，也死于乱军中，成为“大愚若智”的典型。
何谓智慧？何谓愚蠢？我的观点是：军事家打胜仗，以少胜多，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甚至不战而胜；政治家治理好国家，使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文化发展；不管他表面上如何木讷，是否有文采或诗才，甚至个子高低，外貌美丑，都属于大智慧；“蠢事往往为聪明人专属。”老百姓宁愿要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定的大智若愚的“愚人”，也不愿要造成穷困、动乱的“大愚若智”的“聪明人”。因为大愚蠢往往貌若大智慧，是以“若智”的面目出现的。
“蠢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都过去了。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使以后的路走得平正一些，不再做过去那种蠢事。
而人们做蠢事的时候，往往如坠“迷梦”，自以为“智”而不以为蠢。如深知其蠢，就不会做了。我们是怎样堕入这种“迷梦”的呢？
无疑是被当时一些“若智”的“巧人”蛊惑了。
想当年“文革”开始时，姚文元的宏文在各大报一登，说得多么冠冕威严，煞有介事。加上林彪、江青之流的呼风唤雨，大施手段，制造出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众人由困惑、质疑，而到盲从、紧跟，思想被纳进窠臼，于是乎，全国上下，十余亿人，弥漫着大愚蠢……看出这种愚蠢的张志新、李九莲等“独醒”的女性，反被残酷地杀害了。直到“四人帮”垮台，依然从旧有的窠臼中跳不出来，又坚持“两个‘凡是’”。经过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方才如梦方醒，逐步走上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正道。
转变如此艰难，重要的原因是中了“大愚”者“若智”的蛊惑。
蛊惑手法之一是耸人听闻，夸大其辞。捕捉一些风影，大肆夸张，诱使人们错估形势；手法之二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埋头抓生产、关心百姓生活的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伺机夺权的野心家却成了“智者”。愚蠢变成了“智慧”；手法之三是以偏概全，忘记根本。鼓动一些“私”字当头的人，因为一点不满，就不顾其余，否定全盘，无视人民生活、社会安定这个大局；手法之四是毁灭理性，搞乱社会。在群众受其蛊惑，头脑发热时，悖离民主与法制的理性轨道，挑起社会动乱，以坐山观虎斗，趁乱取利，可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作为百姓，要做到不受“大愚”者“若智”的蛊惑，就要时刻保持清明的理性。独立思考，坚定地站在现实的硬地上，凡要扰乱人民生活和法律秩序者，无论他说得多么堂皇，都绝不听信。这样才能保证不再重犯“大愚若智”的错误。
《中华读书报》（2011年02月16日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