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子建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人民大学红二楼224室。红二楼顾名思义，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三层红砖筒子楼。到了80年代，它成为青年教工的宿舍或住家，每层东西楼梯两侧各有一个公用的厕所和水房，楼道兼做厨房，这与电影《邻居》中的情形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这里还住着在我们学校属一属二的两位教授——胡华和宋涛，而且就在224室的斜对门：左边是胡华，右边是宋涛。
胡华和宋涛之间，确有一些可比性：两人都是从陕北公学一路走来的学者；在当年全国高校必修的三大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两人分居其中两课（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他们各自主编的教科书的发行量，说得夸张一点，几近天文数字；两人都是三级教授，自从历史系主任尚钺1982年病逝后，人大已无二级以上的教授，三级教授也寥寥可数了。
胡华和宋涛的家都在城内张自忠路（铁一号）人大宿舍，红二楼是学校配给他们的办公室，兼充宿舍。他们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铁一号（当时尚无一周双休制）。胡华常穿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虽不过60多岁，已是大腹便便，动作迟缓，加上不太修边幅，颇显出几分老态；宋涛则是一个看上去就属于长寿型的短小而敦实的老头。他们都在学校的教工食堂吃饭，食堂旁边是打开水的锅炉房。每到饭点，胡华总是拎着一个铁皮暖壶出来，走到宋涛的门口时，一边敲门一边喊一声：“老宋，吃饭了！”然后接着朝楼梯方向走，并不等宋涛应声，似乎很有默契。
两人都好管闲事。我刚搬到224室时，钥匙不太好用，每次开锁都得费点劲。有一天晚上回来，正和门锁叫劲，胡华也外出归来，立于门口而不入，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直到我捅咕半天，好歹把锁打开，他释疑后，才启锁进门。还有一次，大概是北京市刚出台一个关于机动车夜里开灯的什么规定，我曾听胡华在厕所里痛骂这个规定及其制定者，看得出不是泄私愤，而是替市政府操心。宋涛的爱管闲事，说来也很有意思，常借“找党委去”说事。例如一天中午，两个女邻居为琐事在水房吵了起来，声音很大，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一时谁也劝不住。不知道是把午睡搅和了还是听不入耳，宋涛也披着衣裳面带怒色破门而出。但他并没直奔东边的水房，而是在门口停顿片刻，然后朝相反方向的楼梯口走去，边走边说：“太不像话了，我找党委去！”
1987年春夏之间，我到人大出版社后看的第一部书稿《卢沟桥事变风云篇》，在折腾了一年多后终于面世。说来也巧，这本书的四个作者中，一个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两个是我的同班同学，这可以说是师生四人合作、有点纪念意义的一个成果。一天中午，我拿着几本刚领到的样书回宿舍，在红二楼门口碰见胡华，他问我拿的是什么书，我递给他一本，说这书的序言还是您写的。他翻开看了看说：是啊，他们怎么不给我送书？我解释说：这是刚印出来的样书，作者还没见到。胡华点点头，欣然收下了书。没想到半年后，便传来他因肝癌在上海不治去世的讯息。胡华是中共党史学界的前辈，恰好又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史》，据说印了近千万册。记得上学时，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从江西赣州到北京出差，在校园里散步，遇见胡华，聊了一会，他对胡华没去过赣州，却对赣州的四门街巷了如指掌甚为叹赏。这是因为苏区时期，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曾围攻赣州城33天，虽最终没能破城，这场战役却在党史军史中留下了一笔。胡华对中共党史的熟悉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和胡华有些类似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高阳来北京，高我一级的一个同学当时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被选派去陪高阳逛故宫，事先还做了不少功课。不料此前从未到过北京的高阳，“入宫”后竟然喧宾夺主，给陪同者讲起了故宫的整体及细节，等于实地讲了一堂故宫课，同样令陪同者大为叹赏。历史学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枯燥、乏味、无用和冷僻的，如果说它还有些许乐趣或魅力，大概也正体现在这些历史细节上。
胡华去世后，宋涛在红二楼又住了多年，直到他家搬到校内为止。宋涛虽动辄口出“找党委去”的“豪言”，并身为鼎鼎大名的学者，却没什么架子，看上去就是个随和、爽朗的小老头，平时也常操一口淮北乡音和青年教工开个玩笑。有一次，一个邻居在楼道炒菜，宋涛在边上感慨道：“这要是在外国，像你们这样的大学老师，哪能住这条件的房子。”对方马上“反唇相讥”：“宋老，要是在国外，像您这样的教授，哪能住这地方！”双方过过嘴瘾，哈哈一笑了事。
如今，红二楼早已“物是人非”，宋涛也在今年2月以97岁的高龄辞世。胡华和宋涛之间，虽说不乏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但差异也是显见的，那就是胡华享寿不及七旬，而宋涛则接近百岁，两人竟然差出去31年。就人生而言，不可谓不长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