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诞生之后，直到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这一段时间围棋发展和流行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从后人的一些记载以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一些资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画出一个轮廓。
围棋在古代除了娱乐竞技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间，方罫之内，胜负视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计较者。”（焦循《孟子正义》）也就是说，下围棋可以培养一定的算术知识和计算能力，有发蒙益智的特殊功用。
张华《博物志》“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的说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的观念，分别从正面和侧面证明古人是很重视围棋的这种功用的。数即算术，在周代是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周王室及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事关德行教养，意义非同小可。《玄玄棋经》礼卷欧阳玄序说：“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比及弱冠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偏习矣。他日因射之余意为投壶，且寓礼焉，因数之余意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说：“弈之为数，即六艺之数也。”可见古人在围棋与数和围棋与六艺关系上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20世纪初，日本学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学习喇嘛教义。他在参观为未来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贵族子弟学校时发现，那里的学生就是靠藏棋——一种与围棋极其相似的棋艺游戏，用摆放棋子的方法来学习和练习算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资料和民族民俗学的资料是在告诉我们，围棋正式诞生后，其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还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时，它的流传相当程度上是有赖于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范围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贵族子弟中。其流传方式，除自学外，至少在西周时，还有设课教习的可能。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逐渐衰微，礼崩乐坏。紧接着的春秋、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时期，诸侯争霸，列国称雄，战争频仍；社会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出现了牛耕和铁器，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开始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时期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渐趋活跃，最后造成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围棋跳出宫廷娱乐和教化益智的狭小范围，开始流传到民间，并逐渐传布开去。
到春秋时期，围棋在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较广泛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时间是公元前548年。人们在谈话中使用比喻，都是选择互相之间比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这样才能使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更为形象，更为明白，对方也才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大叔文子用围棋作比喻绝非偶然，说明在卫国的宫廷和士大夫中，围棋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展，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卫国只是当时十多个诸侯国之一，地处当今河南濮阳一带。而这十多个诸侯国互相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周王室的联系都比较密切。这说明围棋在各国开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开展了。
“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朴素的围棋理论，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它总结前人下棋积累的经验，概括了一个制胜之道：下围棋时，每落一子，必须深思熟虑而又要当机立断。若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就战胜不了对方。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可它却是当时人们对数百年围棋经验的精辟总结。从此后它成了棋手时刻必须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一句成语。
随着围棋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中的逐渐流行，它与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开拓人的思维，培养计算能力、判断能力和敏捷的反应，带来无穷的趣味和愉悦；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时费日影响人的其他活动，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对围棋褒贬不一的议论。《论语·阳货》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是“仁”，而要达到这种境地，必须学“道”。他上面这番话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向弟子们讲的，意思是如果人饱食终日，于学“道”无所用心，则很难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欲以打发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类的游戏吗？如果从事这些游戏，还胜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生淫欲。在他看来，博和下围棋当然不能和学“道”相提并论，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如果能从事博和围棋，就会得到一定的快乐和满足，阻止淫欲邪念的萌生。他的观点和倾向性很明确，与《左传》中大叔文子的话毫无褒贬之意有所不同。
还有一部叫作《关尹子》的书，传为周人尹喜所作，原书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辑，书中有不少谈及围棋的地方，如“道虽丝纷，事则棋布”，“两人弈，相遇则胜负见”等。其中还有这样的话：“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为了说明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才能达到目的，举学习射、御、琴、棋为例，指出这些技艺没有哪一样是不经过长期学习就可以学到手的。宋人辑佚此书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据，但从所举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艺之一，可能也并非完全杜撰。这段文字本身虽无褒贬之意，但以围棋直接代表“数”艺，而且与其他几艺相提并论，其褒扬的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战国时齐处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书，原书已佚，今本是东汉人伪托，其中讲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认为围棋是智者的游戏，褒扬之意更为明确。
战国时期，出现了对围棋贬斥得十分尖锐的言论。《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善事父母为孝，古人对孝极为重视，被视为人伦之大节，孔子就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敬兄）”（《论语·学而》）的训导。将围棋列为五不孝的行为之一，足见世上一些人对围棋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孟子是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游历齐、宋、魏等北方诸国。五不孝的说法既然是“世俗所谓”，足见在北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下层中，围棋已经流行开来了，而且以钱财作注赌棋的风气也开始出现，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围棋而不顾奉养父母。
随着围棋的流行和发展，著名的围棋高手开始出现，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是战国时齐国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载：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非然也。
古代有许多因技艺杰出而传名于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艺加称其名。弈秋便是这样。因为他名秋，围棋下得好，在齐国冠绝一时，所以称他“弈秋”。至于他的本姓则无人知晓了。中国古代没有专业围棋和业余围棋的概念，也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我们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为生来予以辨别。从《孟子》的话看，弈秋是在课业授徒，而且声名甚显。这表明战国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围棋已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而弈秋就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专业棋手。这件事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围棋已开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棋艺精湛的高手必然会得到人们承认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了中国。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对社会的统一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却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难。秦始皇为保证嬴氏江山得以万代相传，防止诸生以其所学惑乱民众，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施严刑峻法和文化禁锢政策。规定除秦记和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之外，其它如《诗经》、《尚书》等典籍，以及诸子及百家之书统统都得烧掉；世人有相对聚语议论这些书的，处以死刑，而借用这些书以古非今的诛灭九族。围棋这时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是一种微艺末技，也没有出现专门的棋艺著作和棋艺理论著作，但因为它同天文、数学、阴阳、军事知识有关，经战国之后又很容易同纵横家学说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围棋至少是两人相聚，若是下注赌棋还会招来更多的人，所以虽然没有明令查禁，但人们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围棋了。另外，秦王朝设博士官职掌官学，严禁私学，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课业授徒教授围棋。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的文化娱乐根本无法谈起。本来就缺乏理论、还不够发达的围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丧失了活力，除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如宫廷内部的一些人中勉强生存外，几乎绝迹了。
秦始皇的万世之梦，不过两世就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打破了。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快速地发展起来。文化上，较灵活、开放，在儒家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道家文化也得到发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也开始传入和被消化吸收。这样，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间及东汉（公元25—220）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史学、音乐、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都非常繁荣发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给围棋带来了勃勃生机，围棋出现了复兴局面，并有了新的发展。
两汉时期，宫廷中盛行围棋，许多帝王都爱好围棋。西汉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就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他们二人围棋行乐竟形成宫中习俗，而且出现什么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要取丝缕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传说，可见围棋影响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艺，擅长鼓瑟击筑，曾击筑伴和刘邦唱《大风歌》，又会弦管歌舞，还会围棋，自然深得刘邦宠爱。为此，刘邦几次想废太子（吕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后因吕后阻挠，张良设计请来四皓辅佐吕后之子而未成。吕后对此深深忌恨，刘邦死后，便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后，她身边的宫女都被逐出宫。这些宫女在宫中或耳濡目染，或身体力行，自然都会下围棋，出宫之后，将棋艺带至民间，对围棋普及倒不无作用。汉宣帝刘询也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水平还不低。据《汉书·宣帝纪》所载，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与刘邦不同，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陈遂十分要好，陈遂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陈遂棋艺略逊一筹，常常输棋，欠刘询不少棋注。刘询当皇帝后，准备擢用陈遂为太原太守，曾赐玺书一封：“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职不小，奉禄丰厚，这下可以偿还你当年输的棋注了。你妻子当时在旁边，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证人。结果陈遂深知为臣之道、今昔之别，不敢领此厚爱，婉言辞谢了。陈遂虽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历史上第一个围棋赐官的例子。汉宣帝还常与王褒等放猎，纵情享乐，辞赋为欢，朝中多有非议，他便借孔夫子的话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除了皇帝外，在刘氏诸王中，爱好围棋的也不少，如广川王刘去、淮南王刘安即是代表。刘去通诸经，史称“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喜欢方士，也极好围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围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围棋击剑，亦皆自然”等，说明他是深谙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围棋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响应。前面提到的陈遂，即是一例。到东汉时期，爱好围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谭、班固、马融、李尤和黄宪等，都是著名的爱好者。
桓谭（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官至议郎给事中，是著名的经学家和哲学家。他著有《新论》，其中涉及到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认为围棋与兵法相类；更视帝不懂兵法犹如不懂棋，结果使别人死棋得生、自己功败垂成。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先任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喜爱围棋，对围棋的深奥道理和丰富的文化内容作了严肃的探讨，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对围棋作了全面的论述，对围棋的特点多有发掘，是一篇划时代的围棋理论文章。
李尤（约55—135后），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累官兰台令史、谏议大夫、乐安相，是当代的辞赋家，被誉为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他有一首《围棋铭》：“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精炼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于言表。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经学大家，生徒数以千计。他十分爱好围棋，认为围棋源于兵法，作有《围棋赋》，抒发自己一介书生在三尺之局的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愉悦之情。
这时期，民间的围棋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扬雄《方言》对地方语言研究颇深，所谓围棋“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本身就说明了中原地区民间围棋活动流行的程度。另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属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详，既被称为夫子，或因学识过人，或因棋艺超群，没有频繁的交流比赛，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这样的称号的。这至少说明，长安附近及其周围地区的围棋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由于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围棋总的来说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难见诸史乘的。一个“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迹都仅有几十字的记载，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没了姓名的棋手，虽然不能传名后世，但他们为两汉时期围棋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两汉围棋的发展推动了围棋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棋谱的收集和整理。棋谱的记录留存起源于何时，尚难以考定，但两汉时期是肯定已经比较流行了。一些优秀的对局谱，经收集整理后成为棋家珍藏之物，对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从两汉后收集整理棋谱便成了棋艺研究的重要方法，几千年来一直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汉代棋谱现已无处可寻，唯从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的“汉图一十三势”一句话中，才知道他们在唐以前还广为流传，为棋手们所推崇。
从当时棋手和围棋爱好者的籍贯和游历看，围棋活动在长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四川、江苏、湖南等地区都开展起来。而且根据一些资料推断，围棋还可能流传到了发羌、唐旄地区，即今天的西藏地区。西藏有一种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称为“多眼戏”。它的制式和规则除个别地方外，与两汉时期的围棋极为相似。围棋的历史早于藏棋，完全有可能是两汉时期或稍晚时候流传到西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