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诗评家方世举《春及堂诗》有《沈归愚宗伯方选今诗，闻以余入，放言有作，寄而止之》，其中有句云：“天下声名须后定，故人嗜好恐阿私。”沈归愚即沈德潜，著名诗人、诗选家。“方选”即将要选或刚开始选。方世举、沈德潜不但均以诗名世，而且年龄相仿，素有交往，所以方诗有“故人”之说。既为老朋友，便难免“阿私”，而劝沈勿以己入。诗之优劣，留待后世评说，后人自有公论。看来沈德潜接受了方世举的意见而改变原选编计划，不再选在世诗人之作。所以《国朝诗别裁》凡例明确宣示：“人必论定于身后，采取均属已往之人。”而未选方世举诗。
方世举、沈德潜对于诗人评判的意见，即“声名须后定”、“论定于身后”，很是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诗为古代最主要之文学，如今又有散文、小说、剧本等与之同列。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学创作，道理都是一样的。方世举说的是诗名，所以这里还以诗而论。
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诗选，均为前代诗选，如《唐宋诗举要》、《唐诗三百首》。清代才子袁枚所撰《随园诗话》，允称名著，因主要收录当代诗人，而难免“阿私”之讥。袁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教授，为古典诗词研究名家，有人因如今诗选太多，应有一公正的权威选本，问钱先生可有意为之。钱先生说不欲选当世诗人之作，其用意应与方世举、沈德潜同。
如今的诗选，大体分三种，最常见的是专选当世诗人之诗，其中多数又以收费或摊派推销为前提，则其质量乃至动机难免招来非议。少数是以年代划限已故者和在世者均选，专选和主要选前代或已故者则极少，真成凤毛麟角。选“已往”诗人诗作，既不能讨好作者，更不能收取任何费用，还要阅读大量诗集、资料。虽对诗词事业有益，但却是件苦差事，所以如今已极少有人为之。据笔者所知，近年似乎只有毛谷风先生选编过《历代七绝精华》、《历代律诗精华》等。
当然，若为促进当今文学创作计，专选在世者诗也无不可，但明显“阿私”乃至“阿官”、“阿富”，则实在不可取。“阿官”、“阿富”的例子已经太多了，甚令人厌。还有，如今选诗，大多是让作者自选，或让作者自选若干择用，实际为自选之合集。这样的“诗选”自然省事不少，但已失古法。古人选诗，绝对不会这样偷懒。
同样为了品评有些类似于选诗的，是开研讨会。如今一些作品研讨会，实为溢美吹捧会。有些人因无知或无耻，动不动就誉以“最好”、“范例”、“炉火纯青”，说某人的诗可比唐诗。笔者所参加的一个诗会，有人发言时极力称颂某人诗，不但尽善尽美、好得无以复加，而且到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诵其诗”的地步。我听后已甚感恶心，不想这位发言者还成心要让我呕吐，会间休息时，他摇着头对我说那人的诗“还不行”。
比选诗和研讨更可虞的是评奖。中国似乎早已进入靠“运作”而评奖的时代，各种文学评奖，那就更恐难以公正。以致不少评奖乃至最高级别的国家奖，颇受争议。如今多有评奖、多闻“精品”之说，更有“大师”的封号，却极少有名副其实的精品出现，不能不说是件颇滑稽的事。
古代许多诗人，只是因性之所好而不懈努力，在世时并未入选什么更未获什么奖，甚至没有太大的诗名，身后却诗名长著。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杜甫即其一例。而当代有些作者，头上光环很多，乃至声名显赫，死后便很快湮没无闻，无人记起。偶有人文中谈到，却是不以为然乃至鄙夷，适成一种讽刺。
北京诗人钱世明先生也感于此，近以一诗寄我，有“附庸风雅叹争趋，鱼目成堆尽号珠”之叹，末云“品评期降沈归愚”。希望当今诗坛有沈德潜出现，何其难也。虽难有沈德潜，如今的诗人、作家，还是应该读一读方世举致沈德潜的诗，想一想这方面的道理，学一学古人的心态。不要热衷于入选、获奖、扬名，而埋头多出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即可传世之作，留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