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中国，不只是冯小刚导演的河南大灾荒影片中所演示的悲惨局面，还有太多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回顾和怀念。那一年，在中国西南边陲昆明，西南联大创下了中国高教史上的一大奇迹。
西南联大是抗战爆发后由北大、清华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三校于1937年8月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法商、工、医4学院17个系。随着日寇步步入侵，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被迫撤销，三校迁往云南，5月4日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1946年秋，北大、清华和南开返平津复校。
这里展示的是1942年7月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以及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联合签署的化学系毕业生李士谔的毕业证书。1942年中国人民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是抗战以来最为艰苦的一年。然而，就在这一年，联大理学院90名毕业生脱颖而出，涌现出包括李士谔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
李士谔，知名生物化学家、肿瘤学研究专家。主要从事酶学、肿瘤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1942年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生中，类似李士谔这样知名的专家大致还有四五十名。也就是说，在90名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成为知名的科技专家。其中有12人（含1名外籍院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毕业生中产生12位院士，这意味着每7个半人中就有1人成为院士。这组数字摆在世人面前，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创下了独一无二的奇迹。
为何称之“独一无二”？那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据杨振宁的回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的，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日本敌机的空袭，有时一天多达五六次，为躲避敌机空袭，上课经常是断断续续，这对教学影响的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生活方面，困难更多。多数学生是清苦的，尤其是来自敌占区的流亡学生，完全靠“贷金”生活。据当年联大学生赵瑞蕻先生回忆：“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了；冷天披件黑棉衣（这都是长沙临时大学搬家时学校发给学生的），一路穿到蒙自、昆明，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吃的方面，多数学生一天只能吃两顿，干稀搭配，根本谈不上温饱。
教授们也如此。由于教授的薪俸跟不上物价的上涨，经常达不到温饱程度。笔者曾询问江泽涵（时任联大算学系系主任）的三子江丕栋，他说：“由于物价上涨，联大教授靠仅有的工资很难养家糊口。我家兄弟三人，我最小，不懂事，经常嚷吃不饱，父亲不忍孩子们挨饿，只得变卖从国外带回的高级照相机来补贴生活。”笔者还曾询问过北大法律系资深教授芮沐老师的夫人有关联大的生活情况，师母说：“当时联大的生活很艰苦，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为贴补家用，我和其他一些教授夫人作丝绸绣花手帕卖，每块手帕可卖到1美元。战后，我留下两块，现已捐给北大校史馆作纪念，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那段国难家仇的日子。”有些教授和家属，为贴补家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摆刻字摊，替人篆刻印章，收取低廉的刻字费；4位教授夫人（包括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夫人）“联营”的“得胜糕”（糕点取名“得胜糕”系指抗战必胜之意），不仅物美价廉，而且也反映出人们战胜日寇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理科教学方面，由于缺乏经费，无力购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据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曾任联大理学院院长）回忆：“那时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在简陋的实验室做实验，在缺少图书资料的条件下写论文，然而却培养出一大批知识精英。联大校友柴如金在《校庆忆旧》一文中写道：“我不能忘记这所大学，它确实既不得了，又了不得（林语堂曾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它是20世纪中国的骄傲。”由此，言之“独一无二”，实不为过。
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绝非偶然。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群，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他们把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倡导和树立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从而创下了中国高教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精神，对于当今中国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