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唐介在仁宗朝曾因揭发当朝宰相文彦博用蜀灯笼锦贿张后事，被仁宗贬谪岭外。对这次事件，宋史《唐介传》是这样叙述的：
张尧佐骤除宣微、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介与包拯、吴奎等力争之，又请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庭论，夺其二使。无何，复除宣微使、知河阳。介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微，而借河阳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违，介独抗言之。仁宗谓曰：“除拟本出中书。”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缘阉侍通宫掖，以得执政；今显用尧佐，益自固结，请罢之而相富弼。又言谏官吴奎表里观望，语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视，且言将远窜。介徐读毕，曰：“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帝急召执政示之曰：“介论事是其职。至谓彦博由妃嫔宰相，此何言也？进用冢词，岂应得预？”时彦博在前，介责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彦博拜谢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趋进救之。贬春州别驾，王举正以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罢彦博相，吴奎亦出。又虑介或道死，有杀直臣名，命中使护之。梅尧臣、李师中皆赋诗激美，由是直声动天下，士大夫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唐介与包拯、吴奎等弹劾张尧佐（张贵妃叔父）身任四使，权力过大，且其任职来路不正。因此事又牵连出当朝宰执文彦博，致使仁宗皇帝下不了台，恼羞成怒，直贬唐介为春州别驾。后因王文举劝谕，才改置英州。文彦博亦被罢相，吴奎亦被放出京城。整个事件所涉及的人物除唐介本人外，还有张尧佐、包拯、吴奎、文彦博、梁适、蔡襄、梅尧臣、李师中、仁宗皇帝及背后人物张贵妃。列传由于篇幅所限，文字叙述过简，使人阅后对整个事件详情和其中人物表现，仍不甚了了，难免遗憾。
要弄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借助其他史料，宋李涛所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的记载，倒不失详尽。《通鉴长编》是采用大事记的方式按每天发生事项直录，一日事项往往多起，一事又往往跨时多日，因而每要了解一件事来龙去脉还得进行归纳整理。宋杨仲良所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有关唐介被贬事件，《本末》归纳后曰：
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丁酉，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责授春州别驾。初，张尧佐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目四使，介与包拯力争，又请王举正留百官班，卒夺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除宣徽使、知河伯。或以谓补外不足争，介以为宣徽次二府，不计内外，独争之。上谕唐介除拟初在中书。介言当责执政。退，请全台上殿，不许。自请贬，亦不报，于是劾宰相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知益州日，诈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政；及恩州贼平，卒会明镐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张尧佐宣徽、节度使，臣累论奏，面奉德音，谓是中书奏拟，以此知非陛下本意。盖彦博奸谋迎合，显用尧佐，阴结贵妃，陷陛下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又言：“彦博向求外任，谏官吴奎与彦博相为表里，言彦博有才，国家倚赖，未可罢去。自彦博独专大政，比所除授，多非公议，恩赏之出，皆有寅缘。自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要职，皆出其门，更相授引，借助声势，威福一出于己，使人不敢议其过。乞罢彦博，以富弼代之。臣与弼亦昧生平，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视，且言将加贬窜。介徐读毕，曰：“臣忠义激愤，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上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介面责彦博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彦博谢不已。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下殿，介辞益坚，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台劾。介既下殿，彦博再拜言：“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不许。乃召当制舍人即殿庐草制而责之。时上怒不可测，群臣不敢谏。右正言、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襄独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翌日己亥，中丞王举正复上疏，言责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内外惊疑，遂劾朝堂，告谕百官，改介英州别驾，复取其奏以入，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而介之直声自是闻天下。
上面两段文字虽繁简有别，但所叙事件和人物表现是一致的。在所涉及的人物中，除张尧佐与张贵妃未直接露面外，其余各人，都有颇耐人寻味的表现。简析这些表现，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先小人后君子型，指仁宗皇帝和文彦博。先说仁宗帝，他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在位近40年，也是在位最久的一任皇帝，之所以身后谥为“仁宗”，是其生性宽容仁爱。尽管如此，当臣下唐介毫不留情当着百官的面，先是要求罢张贵妃叔父张尧佐的冗职，继尔揭露当朝宰相文彦博曾因贿赂张贵妃而得宰位，仁宗竟恼羞成怒，当场贬唐介于岭外。这是他心胸狭窄的一面，也是小人心态的表现，虽然这表现在常人看来也情理之中，毕竟有失天子情怀。事过一晚，第二天，中丞王举正见仁宗怒气稍息，及时进劝，说责罚唐介太重。仁宗也开始理智起来，知道唐介犯颜直谏实出言官之职，且所言皆为事实。但圣旨既降，成命难收，遂采取补救措施：将较偏远的贬谪地春州改为英州；派中使一路护送，以免途中出现不测；重新审视唐介奏章，也将文彦博（亦是文彦博自辞）贬窜许州为地方官。“庚子，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文彦博罢为吏部尚方、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见《续资治通鉴长篇·皇祐三年》）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使仁宗帝因张贵妃受贿而受到伤害的帝王风范，一下得到恢复并愈高大起来。再说文彦博。当朝宰相文彦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在百官中无与伦比。但他怎么也未料到，因张尧佐事情被唐介当众揭穿老底。查检文彦博涉事缘由，《通鉴长编·皇祐三年》记曰：
或言张尧佐，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贵妃有力焉，因风彦博织灯笼锦以进。贵妃服之，上惊，顾曰：“何从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织也。彦博与妾父有旧，然妾乌能使之？特以陛下故尔。”上悦，自是意属彦博。及为参政知事，明镐讨王则未克，上甚忧之，语妃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语彦博，翌日，彦博入对，乞身往破贼。上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数日，贼果平，即军中拜相。议者谓彦博因镐以成，其得相犹妃力也。
张、文两家有世交，文彦博能知益州（今成都）也得于张贵妃的相助。为报答张贵妃，便着人专织灯笼锦以献。后来文任参知政事（副相）时，又得益于张贵妃向其透露仁宗急需一个领军平反的人为其分忧。文即请缨前往，十几天便凯旋而归，由此军中拜相——副相转为正相。为再报张恩，文彦博便一而再，再而三（其间被唐介、包拯等几次所阻）以中书省名义奏请任张贵妃叔父张尧佐领四地使衔，以致触犯众怒。至于有其他史料说，蜀锦乃彦博夫人送贵妃，这与文亲自送并无本质区别。在封建社会，岂有妻子送礼不经丈夫同意之理？由此可见文彦博的小人之举。然颇感意外的是，事败后，尤其是被唐介当着朝廷百官面揭露，不啻于被当众剥光衣服遭羞，按一般常理，当事人为顾面子会坚决否认，文彦博却供认不讳。不仅如此，当唐介被仁宗帝为挽自身和文彦博脸面，一怒之下逐其下殿贬其远窜时，文彦博非但未幸灾乐祸，反而为唐介求情：“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事后，彦博又自请辞职远贬获许。如果说，文彦博当场认错、当场为唐介求情及事后请辞远贬是迫于无奈或出自虚伪的话，几年后文彦博对唐家父子的态度却足证其真心。宋人日记《石林燕语》有则记载曰：
文潞公为唐质肃所举，罢，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此下似有脱字）潞公复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当。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还官。
文彦博因唐介所举被贬，官复原职后，尚未忘记为唐介求情召还原职。仁宗当时虽不答应唐介还京官复原职，但允还官。《纪事本末》记曰：
（皇祐）四年正月辛亥，徙英州别驾唐介为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三月戊辰，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唐介为秘书丞。六月壬辰，秘书丞、监郴州酒税唐介为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八月丁未，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唐介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知复州。庚午，新知复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为殿中史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内侍赍敕告赐之。介贬斥不二岁复召，议者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近古所未有也。
这种事例自古以来确实很少，一个曾弄得皇帝下不了台的贬臣，居然在不到二年功夫，不仅调回朝廷，还升了官职。这其中除体现了仁宗帝“优容言事之臣”的君子风范外，文彦博的荐举功不可没！
唐介去逝后，其次子唐义问任转运判官，有一次竟与任太尉的文彦博相遇西京（洛阳）。宋人日记《邵氏见闻录》记曰：
元丰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受印，先就第坐，见监司府官。唐介参政之子义问为转运判官，退谓其客尹焕曰：“先君为台官，尝言潞公。今岂挟为恨也，某当避之。”焕曰：“潞公所为必有理，姑听之。”明日，公受府事，以次见监司府官如常仪。或以问公，公曰：“吾未视府事，三日见庶僚也。”既受印，河南知府见监司矣。义问闻之，复谓焕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一日，潞公谓义问曰：“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以言某谪官，某亦罢相判许州。未几某复召还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当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参政通判潭州。寻至大用，与某同执政，相知为深。”义问闻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潞公为平章重事，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潞公德度绝人如此。
于戏，笔者所叹者非文彦博之先前犯错，而叹其知错必纠，且以君子风范待政敌父子，谓其为北宋大政治家，名不虚也！
第二类先君子后小人型，即吴奎和包拯。吴、包两人与唐介同为台谏言官，（在《宋史·列传》中，三人本传竟也同在一章），且联名奏阻张尧佐职夺四使，为国同忧，不能不谓君子。然当事涉当朝宰相时，形势骤变，吴、包两人临阵退却，当了逃兵，任由唐介与皇上廷诤。
宋人《东轩笔录》云：
唐子方始弹张尧佐，与谏官皆上疏。及弹文公，则吴奎畏缩不前，当时谓拽动阵脚。及唐争论于上前，遂及奎之背约，执政又黜奎。
这就是小人的下场！吴奎因与文彦博是表里亲戚而中途背盟，不料反亦被执政同僚罢黜，当场撤职远贬了。
笔者读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篇》，发现有宋一代上疏奏折最多者莫如司马光和包拯，当然，两人文笔不在一档次，所奏内容也有别。司马光文笔潇洒自如，内容也多为对当朝天子的劝谕或为国事出谋画策；包拯文笔笨拙滞呆——曾遭欧阳修就批评，要他好生学习写作——内容多为弹劾官僚。奏阻张尧佐揽职一事，也是先由包拯发起的。其奏词洋洋洒洒，非把张尧佐拉下马不可，这里因篇幅关系不录。可是当百官廷争张尧佐事件，尤其事涉宰相文彦博时，包拯噤声了。更难以相象的是，包拯竟然反戈一击，对同壕战友落井下石。唐介因廷诤融怒皇上，被当廷削职，贬窜岭外。事后，包拯乘机在皇上跟前奏了一本。《纪事本末》道：
辛丑，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上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
因阴结当朝宰相而放弃原则，包拯所作所为，连皇帝老子都看不过意而感叹，自然不予理会。呜呼，不读史，谁能知道当今世界被奉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铁面无私的包公包大人，会有卑劣的小人伎俩？
第三类纯君子型，指蔡襄、王举正、梅尧臣、李师中。蔡襄与王举正当时并非与唐介、包拯联名奏劾张尧佐成员，当唐介因揭文彦博被仁宗帝贬谪而孤立无援时，时任同修起居注的蔡襄，不顾皇帝盛怒，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于百官中仗义执言，请求皇帝宽宥唐介。对此，《宋史·蔡襄传》也有记载：
唐介击宰相，触盛怒，襄趋进曰：“介诚狂愚，然出于进忠，必望全贷。”既贬春州，又上疏以为必死之谪，得改英州。
看来，蔡襄不仅当廷为唐介辩护，第二天仍苦求皇上勿放逐唐介太辟之处。王举正时为中丞，当唐介等欲奏张尧佐事时，仁宗已有退朝之意，王却仍留百官听取介等奏议，此已担风险，介被贬第二天，又上疏求改贬春州为英州。正因蔡、王二君之奏，致仁宗初衷稍改，贬唐介到条件较好的英州去了。大诗人梅尧臣因唐介事有何表现，除上引资料略提外，详情失考。李师中（承之）时任待制，也以正直名世，闻唐介因击宰相而遭贬谪，甚为不平，遂于唐介出京时，赠诗一首，以表达对唐介的崇敬和对吴奎、包拯等的卑视。其诗见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
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
四是纯小人型，指梁适。梁适时任枢密副使，唐介等廷争时，也是在场之人。本来事不关己，默守一旁也就罢了，然而他却站出来轰唐介下殿，既越权（还有枢密使在呢）又粗暴，纯小人之举也。后梁也曾官至宰执，但因为官不正，同样被弹劾下台，此是另话。
笔者至此，也不能不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之说，读唐介被贬故事，观其中人物表现，至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