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平山中山王墓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学术界对中山的起源和族属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探讨和争论，至今无法定论。从发表的数十篇相关论文来分析，大体有三种观点：1.中山是白狄所建的鲜虞国的继续[1]； 2.中山系周王室所封，为姬姓，与鲜虞子姓国无关[2]；3.中山为白狄别种，是一个很早就依附于晋的古老国家，与鲜虞无承继关系[3]。
第一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战国中山之地虽覆盖原鲜虞国土，但是在中山之名出现在 《左传》之后，鲜虞之名不但没有在《左传》中消失，反而频现《左传》之中，而且其在战争中所持立场与中山完全不同，两者显然分属不同的国家；第二种观点，以出土的“中山侯钺”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惟作兹军（斧），以敬（警）厥众”为依据，提出“中山是周天子所建之邦，已明见于钺铭，无法别作他解”。但是该观点明显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周朝早期，周天子分封同姓亲属领地建国是对的，但是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周天子自保不暇，哪里还会有土地分封其子弟呢？事实上，“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家都是通过武力兼并战争造成既定事实后，周天子才不得不承认其为诸侯的；第三种观点，以《吕氏春秋·简选篇》 ：“中山亡邢，狄人灭卫”以及《战国策·秦五》姚贾所言：“文公用中山盜，而勝于城濮”为依据，认为中山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已经产生，并且一直依附于晋。笔者认为，该依据也不足为凭。其一，《左传·闵公元年》已明载“狄人亡邢”，《闵公二年》又载“狄人伐卫”，并未称该狄为中山，而《吕氏春秋》却把“狄人亡邢”说成“中山亡邢”，显然是用战国时人们所熟悉的中山来代替春秋时期的狄。这只能说明亡邢之狄与后来的中山可能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却不能说亡邢之狄在当时就已号称中山了。我们知道《战国策》与《吕氏春秋》都产生于战国晚期，同理，即使“中山盗”是指晋文公时狄族的某个人物，也不能由此就说中山在此时就已建国；其二，如果说中山建国如此之早，且一直依附于晋，那么怎么会出现我们下面即将谈到的“中山不服”的情况呢？
为了搞清楚中山的起源（本文暂不论及其族属），我们不妨先从最早出现中山的史籍谈起。
一、《左传》、《国语》等史籍中有关中山史实的记载
《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传】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这是中山之名首次出现于史籍。这里的“中山不服”一语，表明此时中山虽然依附于晋国，但可能因为依附时间还不够长，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固，随时都有叛晋的可能；“无损于楚，而失中山”则进一步表明中山依附于晋国，晋国很害怕因伐楚失败导致中山从自己手中丢失。
那么中山到底从何而来呢？让我们再追溯一下距此二十多年前的史书记载。
《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
【经】晋伐鲜虞。
【传】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
这是鲜虞之名首次出现于《左传》之中，也是“肥”首次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史籍中出现。晋荀吴假托要去与齐军相会，向鲜虞借路，于是就进入昔阳（从后来袭鼓事件来看，昔阳当为鼓国都城，此次入昔阳明显是以和平方式进入的，时间大约是当年六月或六月之后。至于荀吴与鼓有什么交易则不得而知）。到了秋八月壬午，荀吴率军灭掉了肥国，带着肥国国君绵皋返回。大概是鲜虞发觉受骗了，以武力阻拦，于是晋军又随即讨伐了鲜虞。晋国这次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灭掉肥国。
《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
【传】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
灭肥的第二年，晋荀吴趁鲜虞人放松军事戒备，率领上军自著雍大规模入侵鲜虞，攻到鲜虞的中人，驱动冲车与鲜虞人战斗，大获全胜而归。这次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是消灭鲜虞的有生力量，掠取鲜虞的军事物资。
《左传·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
【经】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传】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这是灭肥后的第四年，晋军直接对鼓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一次详细记载。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晋国荀吴对鼓的征服，采取的是和灭肥截然不同的做法，对其不仅是武力上的征服，更是文化上的征服，心理上的征服。晋国连年对鲜虞部用兵，一是在于拓边，二是为了降服某些狄族为己所用，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
《左传》在此年记载的只是围鼓的事件，然而却和《春秋经》一样，开头即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这表明鼓与鲜虞系同种同族，是以鲜虞为首的具有依附关系的军事同盟，因此从广义上说伐鼓也就等于讨伐鲜虞。当然《左传》作者在详述具体事件时作了区分。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
【传】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
在征服鼓之后的五年间，鼓国依附于晋相安无事，然而到了第六年年末，鼓开始背叛晋国，所以晋国准备对鲜虞部进行讨伐。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
【传】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 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
《左传》用倒叙手法，讲述了在六年前，晋克鼓并将鼓君鸢鞮带回晋国，向宗庙献捷后，又将鼓君鸢鞮放回国，然而去年鼓君又叛晋归鲜虞的经过。 这年六月，荀吴巡行东阳地区（东阳显然毗邻鼓国，很可能就是原肥国之地），派军队化装成籴米的商队背着皮甲在昔阳城外假装休息，乘机将鼓国袭灭，押着鼓君鸢鞮回国，派涉佗戍守鼓国。鼓国自此在《左传》中再也没有出现，看似就像肥国的结局一样。
然而，我们从《国语·晋语九》却可以看到另一则记载，现摘录如下：
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不受，军吏曰：“可无劳师而得城，子何不为？”穆子曰：“非事君之礼也。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许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赏大奸也。奸而盈禄，善将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来盈愿，晋岂其无？是我以鼓教吾边鄙贰也。夫事君者，量力而进，不能则退，不以安贾贰。”令军吏呼城，儆将攻之，未傅而鼓降。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尔心事君，吾定而禄爵。”对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献，言于公，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釐相之。
这则记载之中的“中行穆子”、“中行伯”即《左传》中的荀吴，“鼓子苑支”亦即《左传》中的 “鼓君鸢鞮”（我们以《左传》为准）。从两种史籍对这同一事件记载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编年史《左传》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了第一次是围鼓克之，带走鼓君后又放回原国；第二次是六年后，鼓君叛晋归鲜虞，晋将鼓灭之并又将鼓君带回晋国，原鼓国派涉佗守之。而国别史《国语》则只记述了围鼓克之的经过，对晋带回鼓君既献后又放回原国以及鼓又叛晋归鲜虞，晋再灭之的事却没有记载。而且《国语》又比《左传》多记载了 “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的鼓国忠臣夙沙釐的事迹。由于两种史书的体例不同，所以记述事件的侧重面也不同，但两者记述的史实其实并不矛盾，应当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反映事件的完整面貌。《国语》的这则记载，从“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以下部分，实际上应当是鼓国被晋第二次袭灭，原鼓国之地由涉佗守之（即穆子对夙沙釐所说的：“鼓有君矣”）后所发生的事。因为《左传》所记述的晋第一次围鼓克之，带回鼓君既献后旋即又将鼓君鸢鞮放回原国，并没有“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釐相之”。因此，可以说，鼓国第二次被晋袭灭后，晋仍然对鼓君鸢鞮采取拉拢收买政策，不但没有杀他，反而赐给其河阴的土地，仍让他在河阴之地作国君，并让夙沙釐担任他的相国。当然，除了鼓国之民迁往河阴外，原鼓国之地皆由晋国涉佗控制，为防止鸢鞮再次“叛晋归鲜虞”，晋国也不可能再将毗邻鲜虞的原鼓国之地归还与他了。
问题是，自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釐相之”之后，史书中就再也没有关于鼓君鸢鞮在河阴之地立国后的活动记载。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个“河阴之国”会不会与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出现的“中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二、对“中山出自于鼓”的论证
笔者通过以上论述，结合其他史料记载综合分析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从地望上还是从与晋国的关系上看，这个“河阴之国”和新出现的“中山”都存在着不谋而合；而中山在此后的发展历史更进一步证明这个“河阴之国”其实就是定公四年出现的“中山”。试阐述如下：
首先，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河阴之国”成立在前，“中山”之名出现在后，两者相距仅十二年，完全存在该“河阴之国”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506年之间以“中山”命名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其二，从两者的地望来看，按照古人的地理知识，所谓“河阴”是指黄河以南地区。也就是说“河阴之国”是在黄河以南的某个地方。
而此时中山居于何处呢？
据《左传·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记载：“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从《左传》的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既然戚邑向中山求援，那么说明此时中山所处的方位必定与“戚（今河南濮阳北）”不远。因为救兵如救火，如果施救方中山据戚太远，救援之说将会失去意义。现在绝大部分学者均考证中山的早期国都“顾”（一说“鼓”）在今河北省晋县西[4]，笔者认为此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河北晋县距河南濮阳直线距离就达550里，以当时的交通地理条件长途跋涉往返两地实施救援是根本不可能的。《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这里的“顾”，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距戚邑不足百里。何直刚先生根据先人的记载，结合当地有关中山的遗迹和传说，对此问题已有专门的考证[5]，所言极是，在此不再赘述。另外，《战国策·中山策》有“司马子期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的记载，很多学者认为，楚距中山千余里，中间有数国相隔，楚伐中山似乎是不可能的事[6]。但是他们恰恰忽视了早期的中山曾居于顾，而顾距楚并不算太遥远的事实。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左传·定公四年》 “无损于楚，而失中山”的记载，就不难理解，晋国为什么害怕伐楚失败而导致丢失中山了。
根据历史地理的知识，春秋末期中山国的都城“顾”，恰在黄河以南，与鼓君鸢鞮 “河阴之国”的地望正合。
其三，从两者与晋国的关系上看，如前所述，鼓国初被晋国征服，曾作为依附于晋的属国达5年之久，后来又叛晋归鲜虞，被晋国袭灭后又被晋安置在“河阴之地”重新立国。此时虽然仍依附于晋，但亡国之恨不可能在十几年中完全消失；反观《左传》对“中山不服”的记载，此时的中山同样具有依附于晋但是因为依附的时间还不够长，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固，随时都有叛晋可能之情形。笔者认为，这绝不是历史事件的偶然，而恰恰是中山即“河阴之国”的有力证明。
其四，从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中山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山是自南向北扩张并最终完全领有鲜虞之地，曾经雄踞一方的鲜虞悄无声息地消失于历史的舞台，没有泛起一点波澜。是谁有如此大的军事力量造就了这种历史结局？是中山？还是赵国抑或是赵国与中山的联合？史书没有任何记载；依鲜虞国势之强盛，作为一个不久前还在依附于晋的小国，中山自身并没有将鲜虞吞并的军事力量；以赵国对土地的贪婪，也不可能坐视中山独享鲜虞的土地，更不可能独自或帮助中山消灭鲜虞而不占有其土地。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原鲜虞之地的的确确完全被中山占有了。笔者认为，这一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结局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即，正是由于中山与鲜虞源于本来就有的难以割舍的同种同族关系，双方达成默契，以此时尚无树敌的“中山”为号，在相隔几十年之后又重新融合到了一起。
这种历史结局的形成也反证出中山来自于鼓的结论。
注释：
[1]此观点以李学勤 李零《中山三器与中山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为代表。
[2]此观点见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辩证》、《再论平山中山国墓若干问题》两文
[3]此观点见天平 王晋《狄灭邢、卫实为中山灭邢、灭卫考辩》 、《“中山盗”解疑》 等文
[4]见天平《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一文
[5]见何直刚《中山史杂考》 、《中山非鲜虞辩》等文
[6]见 何 浩《司马子期的国别与“楚伐中山”的真伪–兼与天平、王晋同志商榷 》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