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老人家也真会开后人们的玩笑：他在《左传》中只有两次记载中山，却都因为语焉不详，令后世之人疑窦丛生，成为聚讼千年的疑案！
对这两则古文的正确解读，关系到能否揭开中山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团，即鲜虞与中山是否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问题。故笔者不揣冒昧，试解析如下：
一、“中山不服”一语隐含着怎样一段史实？
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左传》云：
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燎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这是《左传》对中山的首次记载。
此事的起因是蔡侯曾因被楚国久留不放而怀恨在心，求助于晋国等诸侯，请求出兵攻打楚国。晋国的荀寅由于向蔡侯索贿不成，便向晋国权臣范献子谗言阻止晋国讨伐楚国。在他陈述的理由中，出现“中山”一名，这是中山始见于史料记载。
《左传》这段记述，看似平白无华，易于理解。但是对“中山不服”以及“而失中山”的含义，后世之人却始终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传统的理解，中山即鲜虞，“中山不服”是指中山不驯服，缘自于前一年（公元前507年）《左传》记载：“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 “辞蔡侯”之后的当年，《春秋》曰：“晋士鞅（范献子）、卫孔圉帅师伐鲜虞”，正是对“中山不服”的讨伐[1]。
然而，笔者认为：根据《左传》的记载，自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晋始伐鲜虞以来，二十四年间，晋与鲜虞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交战互有胜负，就在前一年，晋国刚刚吃了败仗，大将观虎还作了鲜虞的俘虏。因此，晋与鲜虞之间显然不存在服与不服的关系； 更有说服力的是，对他国的领土而言，有得方能谈得上有失，晋国并未得到鲜虞，而且“国家方危”，正是来自“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此危犹在，那么何来的担忧怕失去鲜虞呢？看来，中山肯定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鲜虞，一定另有来头。
有关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此时的中山是晋国的盟军，所谓“中山不服”，是指“中山水土不服”，因为在春三月南方已进入梅雨季节，淫雨连绵，疟疾流行，此时让长久生活在北方的中山人参与兴兵伐楚，会因水土气候不适应染上疾病，这样不但对楚国无损，反而会使中山不战而败，从而失去中山的支持。这里的“中山不服“与现代意义上的”不服气“、”不顺服“毫不相干[2]。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很有新意，为解释《左传》原义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但是，这一说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一，所谓 “不服”一词在《左传》中共出现过九次，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不服从、不合作的意思。如《左传·僖公四年》：楚国使臣屈完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即指此意；其二，如果说是“水土不服”，那么也不仅仅是中山水土不服的事，参加会盟的晋、齐、鲁、卫等北方国家也同样会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单独写中山“水土不服”不合情理；其三，“水土不服”并不是导致“而失中山”原因。从荀寅对范献子的话中可以看出，真正导致“而失中山”的的原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均不具备，伐楚不能取胜所致。即便说“水土不服”，那也仅仅是三要素中的一个次要因素，绝不会由此导致“而失中山”。
笔者分析，《左转》的这则记载透露出以下信息：
1.中山和鲜虞在此时是两个国家（有关中山的起源问题笔者已另文考证）；
2. “中山不服”，表明此时中山可能依附于晋国，但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固，随时都有叛晋的可能；
3. 既然晋国担心失去中山，那么此时的中山必定掌握在晋国手中，与晋国有依附关系；
4.若失中山，则中山的可能归宿：一是被楚夺取；二是投奔鲜虞；三是摆脱晋国而独立。
二、“齐、卫围戚”，究竟是谁“求援于中山”？
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左传》又载：
“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
这是《左传》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载中山。如同对“中山不服”一语产生的歧义一样，学者们对“齐、卫围戚”，是谁“求援于中山”的问题，同样有不同理解。主流观点认为：是齐、卫向中山求援。理由是：1.这符合古汉语语法的行文习惯；2.“中山即鲜虞”已为众多学者所接受，而鲜虞与齐、卫两国系同盟关系，因此只能是齐、卫向中山求援[3]。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戚向中山求援。理由是：自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在《左传》中首次出现后，鲜虞之名在《左传》中并没有消失，“鲜虞自是鲜虞，中山自是中山”；“求援于中山”可能是省略了主语“戚”，应为“齐、卫围戚，（戚）求援于中山”[4]； 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求援”实为“救援”，整句话的意思是：齐、卫围戚，是为了救中山[5]。
由此可见，一句短短的古文，学者们的理解竟是如此大相径庭。由于各方论据均不充分，因此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对此，笔者结合有关史实，试解析如下：
根据《左传》等史料的记载，这段史实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
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后，晋国国内发生了六卿之乱，范氏、中行氏叛晋发难，联合攻打赵氏；知、韩、魏三家为了自保，又联合赵氏反攻范氏和中行氏，内战持续了8年之久。最后以范氏、中行氏失败，荀寅、范吉射逃亡齐国而告终。在这场晋国内战中，齐、卫、鲁、郑、鲜虞等国联手，始终支持范氏和中行氏。《左传-哀公元年》曾记载：“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
齐、卫之所以围戚（今河南濮阳北），是缘于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卫灵公三十九年（公元前496年），灵公夫人南子淫乱，太子蒯聩欲杀之未成，出逃与宋。三年之后，灵公卒，晋赵鞅欲将蒯聩送回卫国即位，遭南子拒绝。南子立蒯聩之子辄为出公，蒯聩只得流亡到卫国的戚邑。 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秋八月，这位被废黜的卫太子蒯聩与赵鞅在戚邑附近联合袭击了押运齐国粮草的郑国车队，“获齐粟千车”。赵鞅在这次战斗中被郑军击伤，又多亏蒯聩搭救，击败了郑军。 为了报复蒯聩，齐卫两国联合出兵将蒯聩留居的戚邑围住，欲擒拿蒯聩。这就是“齐、卫围戚”的由来。
从上述史料的记载，我们不难得出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齐、卫围戚”，是戚向中山求援的结论。理由如下：
1.从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围戚的一方是卫国的政府军和大国齐国的联合军队，而戚只不过是卫国一个偏居一隅的小邑，孰强孰弱不难而知。难道已经对戚形成包围之态的齐卫联军还需要再向他国求援吗？答案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向他国求援。从军事的角度，围城并不是兵越多越好；军队人数太多，战场将无法展开，粮草供应也会发生困难，徒劳而无益。一般的生活常识也告诉我们，交战的双方也只有弱势的一方才有可能向他方求援。
2.从事件的结果来看。虽然《左传》没有叙述“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的结果，但是如果中山没有接受求援或中山参战没有发挥作用，那么《左传》单独记载此事将毫无意义，正所谓史家常言的“史取之何儀？”。看来，中山肯定是接受了一方的求援并且发挥了作用。 我们能够感受到，既然交战的一方能向中山求援，那么此时的中山必定是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国家，“是时势已渐强，能为晋之轻重矣！”[6]；中山的参战将会使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并导致其敌对一方迅速瓦解。 据《春秋-哀公十六年》记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可见，自齐卫围戚以来，戚邑一直牢牢地掌握在蒯聩手中。这不正说明是中山接受戚的求援，出兵解了齐卫围戚之围吗？
基于以上的结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确定：中山与鲜虞在当时是两个并存的国家。因为在此事件前后，鲜虞一直和齐、卫等国结盟与晋赵鞅敌对，所以蒯聩所在的戚邑是绝不可能向鲜虞求援的。
至于流传于今的《左传》为什么不写明“戚求援与中山”，笔者在考查了整部《左传》的行文习惯后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省略了主语“戚”的缘故，而是因为古文没有标点，极有可能是《左传》在后世传抄过程中，遗漏了一个“戚”字所致。
注释：
[1]见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
[2]见田卫平《中山历史与文化：概貌、性质、地位》（《石家庄市历史文化》1997年第一期）一文。
[3] 见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夏自正 孙继民《河北通史-先秦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4] 见何直刚《中山国史杂考》（《河北学刊》1985年第三期） 、《鲜虞非中山辩》（《河北学刊》1987年第四期） ； 田卫平《中山历史与文化：概貌、性质、地位》（石家庄市历史文化1997年第一期）等文。
[5] 见杨建华《“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史学集刊》1999年第二期）一文。
[6] 见《 战国策集注汇考-中山》引元吴师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