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的兴衰不是单凭两重证据法就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多学科方法的协作。这种研究不但要了解文明起源的历史，而且要对起源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作出解释。
当今国际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而在我国，这一课题仍然主要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承担，因此表现出较强的传统国学倾向和较弱的社会科学特点。
探究世间万物的来历是人类的本性。古希腊哲学家就把国家和文明起源作为探讨的对象。在中世纪，西方文明起源是通过《圣经》表述的，它使得进化思想没有立锥之地。
启蒙运动提倡进化的视野。在考古学领域，丹麦学者汤姆森从技术发展来构建人类的史前史，导致了三期论的诞生。在社会科学方面，法国思想家米拉波首次用“文明”形容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19世纪，摩尔根提出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摩尔根的论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的成因，并努力以进化思想来构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根据摩尔根和马恩的论述，苏联学者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直线进化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18—20世纪初，文明探源大体上是一种规律性的研究，而且带有明显的直线进化论色彩。20世纪上半叶，博厄斯学派开始占据学界的主导地位，它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在历史学领域里，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史学潮流。它强调用史料来重新认识历史，反对规律性阐释。
二战后，以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开始在美国流行，将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看做是人类学的主要目标。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和塞维斯运用民族志材料，提出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发展序列。
20世纪上半叶，柴尔德的自发论和魏特夫的水源论是两种影响很大的文明起源理论。柴尔德将技术经济发展导致的剩余产品增长看做是文明起源的动力。魏特夫认为，早期文明起源的一些主要地区都存在大规模的灌溉农业，水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得大规模的农业灌溉需要集中控制管理和协调。1960年代起，美国新考古学强调科学实证论和社会规律探究的重要性，于是，文明和国家探源不再局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也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和孕育的过程。因此，文明探源开始用“社会复杂化研究”来表述。
在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从事的，视野比较狭窄。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学（文献研究）、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或交叉的途径。
古代文字可以告诉我们早期国家的具体年代、地点、国王的称谓及世系，但也有缺点。文字的出现大多晚于原始国家的诞生，而有的文明和国家则没有文字，而且文字并不能告诉我们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许多早期文字只是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记载。历史文献是由古代文书所撰写，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笔者的立场和知识面。古代文献中的称谓不能作为当代科学定义的依据。古代文献并不告诉我们早期国家的社会制度，需要我们根据它们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判断。
考古材料是古代社会的直接证据，但最大缺点是残缺不全，而且并非不言自明。我们要避免简单的推论，比如看见随葬品多少就断言是贫富差异的证据，进而推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
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开创的聚落考古，被公认为是探究社会复杂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聚落形态可以从个别建筑、社群布局和区域形态三个层次对史前社会做微观到宏观的研究。个别建筑可以了解人们对气候环境的适应、建筑技术、家庭结构、财富和等级差异、手工业专门化、宗教活动、政治体制乃至世俗品位。社群布局与环境、资源相关，也与血缘关系、族群差异、阶级分层、贸易或生产专门化、宗教活动和宇宙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区域形态是从聚落的区域布局来了解人类的生计和经济形态、生产与贸易、政治结构与统治方式、战争与防御、宗教与宇宙观。从这三个方面来整合研究史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历时变迁，就能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
当代文明探源不再局限在何时与何地，而且要探究其起源的原因与过程，了解史前社会为何及如何从最原始社会进化到国家的。中国文明探源也不应局限于有史可稽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探究不见经传和满天星斗般的边缘文明。而且，这些早期文明的兴衰不是单凭两重证据法就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多学科方法的协作。这种研究不但要了解文明起源的历史，而且要对起源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作出解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6日第2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