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来因为接连参加了两个与古代玉器有关的学术会议[1]，较集中地学习了若干有关玉器的著述（参见主要参考文献，笔记所引出于此主要文献者，文中 皆再不一一注明），并结合近年参观的若干考古遗址与博物馆，零零碎碎做了以下关于早期玉文化的笔记。所谓笔记，以学习与记忆为目的，以摘抄为多，其中 加叙加议，既不系统，也未必科学，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个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背景下对玉器玉文化的起源、传播与发展，以及玉器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关 系的若干思考和基本认识。零零碎碎地整理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玉器与玉文化很重要，和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具有密切联系，这是大家所承认的，费孝通先生晚年也是从这个角度对玉器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推动组织数次专题研讨会；杨伯达先生在中国文物学会专门组织玉器研究委员会并召开系列会议，编辑出版系列图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先生也组织系列的相关研讨会和编辑出版系列玉器研究图书，多有推动作用。
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玉器的观念尤其是对玉文化的本质的看法仍然是比较混乱的，需要认真反思的是，是因为它们确实是混乱的？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整理清楚？
玉器研究中，玉料的研究是个首要的瓶颈，人们也将玉器与玉料划分为圈子，但是产地问题只能大致地猜测，解决不同文化和遗址中玉料的产地问题在目前尚没有根本性的办法，也难以上升到古人行为分析。对玉料的所谓的科学分析，也只能大致地测量，并根据目验对比进行观察推理。
玉器的工艺对于今人有些神秘，其实完全不神秘，古人能够做出来，而且是比较大量地生产，用的可能是当时的尖端技术，但也应该是比较常用的技术，惟古人的心智、时间、情感等不能低估，现在看来，应该注意对玉器进行微痕和试验的观察研究。
就玉器的功能来说，文献记载既是引导也会误导，就史前部分来说，应该找到更系统的分析理论与分析方法。这是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大问题，是优势也是劣势。
和铜器一样，大多数的玉器有文献的名字和功能、文化意义的记载，但是玉器有比铜器更复杂的使用方式与象征意义，却可以使问题复杂化。
玉从石头中来。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美者”，是古人对玉的理解和定义，也应该是玉文化研究应该着重的定义。
玉器是石器时代最高、最后阶段的表征。与石器相比，玉器的材料更好，制作技术更难，已退出传统的实用范畴，富于装饰、祭祀、礼器等文化意义。因此，玉器比石器研究更复杂。
中国古代所谓玉，是美石的总称，古代的美石其实包括现代矿物学上的透闪石（玉）、蛇纹石、绿松石、滑石、萤火石、大理石、石英、玛瑙、玉髓、煤精等等。目前学术界所说的玉器主要是透闪石软玉，其次分别是蛇纹石、玛瑙和绿松石。现代矿物知识对玉器研究的主要作用是玉料来源和与玉器相关的制作、使用行为的科学借鉴作用。
玉矿脉生成有其必要条件：其母系要件是玉矿脉生成的底层母岩，必须为细腻的白云岩地层；其父系要件是必须为中酸性岩浆热液。两者接触时产生的换质作用，使玉矿如婴儿般孕育般生成（按：这段话很新鲜也很有趣，但是是否确实这样，待查证）。玉矿脉生成时必有自己独特的地质年代，同时也拥有其母系、父系般的DNA特征，包括化学成分、微量元素、结构组织等等（按：这种DNA特征我们今天似乎尚缺乏追踪的科技手段）。
玉料的矿物成分：包括主要（如透闪石，一般占95%以上）与次要成分（如磷灰石、黄铁矿、透辉石等）。
玉料的化学性质：包括主要化学成分（如二氧化硅、氧化铝等）、微量元素成分、稀土元素成分。
玉料的物理性质：颜色、光泽（油脂光泽与玻璃光泽等）、透明度（一般微透明，或半透明）、硬度（一般6-6.5）、密度（一般3）。
玉料的结构构造：隐晶质些微交织结构（和田玉与岫岩玉）、斑晶结构，等等。
玉料的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年代、稳定同位素组成。
岫岩透闪石玉：白色、黄白色、绿黄绿色、绿色、青色、黑色。其中尤多黄白色、黄绿色、绿色，这三种颜色可称为主色调。黑色较少，青色和白色很少；和田透闪石玉：基本色调有白色、青白色、青色、黄色和黑色。其中以白色、青白色、青色为主色调。黄色和黑色较少。颜色、同位素Zn、同位素年代值、氧同位素四种资料，可用以区别岫岩与和田两地玉器质料（其他的都相近）。
东南的良渚玉系也主要是透闪石类的，但是关于其对应的现代产地，依然没有眉目。
凌家滩玉料经氩-氩年代测定和高倍显微镜观察，显示其非和田玉（形成于燕山期，113.5±26.3百万年）、梅岭玉（燕山期，117.0-119.7百万年）、岫岩玉（加里东期，507.5±35.7百万年）。凌家滩玉料在年代上与前两者重叠，但是结构上不同。目前还难以确定其具体的来源（周述蓉、罗清华、张敬国，669-682）。
因此，目前考古中玉料产地研究显然碰到了瓶颈性的问题：尽管有大致的分类，但是主要玉器文化玉料来源几乎难以确定一处。肉眼观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科学测定目前几乎也是无能为力。
此外，河南南阳、四川等也发现古代玉料的迹象，可以肯定的是，古时玉料来源十分广泛。
古人判断玉的标准，《周礼》说：“玉多则重，石多则轻”。不能说古人玉石不辨，但是起码是尚没有科学的标准。古今学者惯用“精洁温润”描述玉料，主要是指人面对玉料时主观感受。这是玉文化研究中尤其应该注意的。
二
玉器工艺主要是石器工艺的延续，但是切割、切磋、琢磨、钻孔技术等显得更为重要。玉料的分解不能依靠传统石料分解的敲打法，玉器在器形上相对于石器工具的高度丰富性，使得切割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切割分线切割与片切割，邓聪先生以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为例，认为早期玉器多采用线切割技术并进行了模拟复原。
玉器的整体形塑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雕刻和雕塑。
人类的石器制作有超过2百万年的历史。根据石器时代石器制造的经验，往往是在近石处制作，然后带走成品或者坯器。玉器制作好像不是这样，因此玉料的采集和交换可能很重要。即便东北玉器出土之地距离岫岩很近，也很少在岫岩玉料地点较近的地方发现玉器制作痕迹。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一些遗址中发现玉料集中地和制作痕迹，对理解早期玉器制作行为应有启发。
玉器和礼器有密切的关系。礼，从示从丰，丰，古体写法是以豆盛玉。《说文解字》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将玉献给神，以之通神，并慢慢将玉器规范化，意识形态化，成为礼器，形成礼制，是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这里一个是礼制的规范化，一个是玉在其中的作用，都有中国之特色。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中玉器的颜色与形式均似乎十分规范，夏鼐先生批评这是后世儒家的杜撰。不过，即便玉器的使用没有达到如此规范，这些影子也还是存在的。四方神的概念和祭祀方法是存在的，只是各地各时期表现可能不一样。天地概念之早及普遍性就更是不用说了。
玉器文化是石器文化的发展和高峰，或可称为是美石文化阶段（有人提出玉器时代概念，后详）。研究玉器文化、观察玉器有几个重要角度：材质、工艺、器型、审美、文化、社会。
三
8000余年前的东北亚地区被确定为中国早期玉器的发源地，基本上可以得到考古学的确证。兴隆洼文化最早真玉器组群玦、匕、管、斧、锛的器型组合、材料与工艺及其在东亚地区的扩散，均暗示玉器东北亚起源中心之存在。邓聪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以兴隆洼文化为代表的世界最早的真玉玉器组合与工艺技术在东亚的扩张传播模式。
玉器起源于东北亚地区，这与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对石器及其工艺的高度依赖有关。旧石器时代北方一支石器工艺比较发达，早期北方地区的工业基于环境原因在选择材料方面的有限性反而造成了石器乃至玉器文化的深入与丰富性。中国史前最早的玉器组合出现于东北地区并强力扩散，更有文化动力方面原因在内，是气候、环境、经济、文化、社会互动的结果。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文化的布局阶段显然已经存在着南北两大基底，它们既是旧石器时代文化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新的智人到达中国后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调整适应的结果，更构成全新世开始后区域性文化传统孕育与发展的文化基础。因此，中国以陶器、农业和定居的村落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孕育与形成也存在着南北两大中心和文化系统——以粟黍为主的北方和以稻作为主的南方。以升温为主要特征的全新世大暖期对早期中国各地农业起源与传播以及地区性传统文化的形成、重组模式等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显著者显然是先进文化因素如农业、制陶等在末次冰期之际的环境文化边缘地区起源并迅速北播在其适宜地区的北缘形成持续发展的高峰。河南的贾湖与内蒙古的兴隆洼是两个典型的个案，分别代表了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中随着全新世的升温事件文化重心北移过程中多元因素集成互动而形成的文化顶峰。
比如兴隆洼遗址之所在，就不仅是东亚大陆暖温带的北缘，中国地理地势二、三级的过渡地带，更是南北的气候环境交接带及生态文化的交接带。在历次气候波动、环境变迁、文化调适的过程中，这一地带恰恰构成一个环境与生业因素相当丰富的褶皱地带，既是一个广大空间中理想的环境、文化敏感、分异和富集地带，又是一个适于不同文化及其因素交流融汇的文化互动卷旋地带。
兴隆洼文化玉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工具类和装饰类。前者如斧、锛，往往比传统的实用器形体要小，说明它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实用器，同时也已经孕育和分化出后世玉器的两大用途：中原地区的斧钺工具兵器系统——它们后来向圭等尖状礼器集中，和东方的祭祀礼玉系统——它们后来向琮璧等为代表的环状礼器集中。
兴隆洼文化最著名的玉器器形玉玦，有人推测是蛇的象形，并且提出令人联想起《山海经》的大荒北经和海外东经对操蛇之人的描述。
配耳环（玦）、戴手镯，是《山海经》中重要的文化形象。珥蛇、操蛇、践蛇、操龟等记载，可能都和玉器的使用方式、放置位置、意义等有关。玉玦的象形意义在红山文化发展为镯、猪、龙等动物形象，同时创新了勾云形器、马蹄箍形器等，是这种器形的深入和分化。田广林推测，兴隆洼玉匕形状来源于骨匕，是分配肉食等的工具，因此用于礼仪。但是距今约8000年的查海遗址共发现十余件玉器，其中三对玉匕集中出于一个儿童墓葬，又如何解释？
兴隆沟遗址10号房址内的4号居室葬墓葬是一未成年女孩，右眼眶内镶嵌一件玉玦，是珥玦之外玉玦的另外一种使用方法的考古示例。
红山文化玉器考古出土与传世著录，迄今大约有400余件。
四
玉器不是传统的实用器物，但其实也是实用的，无论是作为装饰还是巫术用品，对人来说，它们都是有用的。目前看来，史前玉器的随葬尚无明显的规律可言。中原陶寺30%的玉石钺有使用的痕迹（其实如果钺是武器，它能够有使用的痕迹的机会原本就不多）。包括良渚发现最多的玉璧，只有粗糙的才是专门为下葬时制作的，平时作为财富的象征，也是一种使用（王明达）。
这也是玉器器形为什么变化如此丰富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的使用方面的灵活性，使用本身是不规范的，同时和玉器荷载的灵活而变化的观念有关。
史前时期大中小墓都有玉器出土时，大墓多些是必然的。小墓主人也有选择使用和珍惜玉器的机会，未成年人也有使用玉器的理由和机会。至于什么东西可能作为身份的标志，身份是否需要标准，是标准的礼制产生之后的事情。早期玉器被和主人埋葬在一起，本身往往就是生时使用之所需，感情之关联，不能全都拿礼制来观察和解释。
小孩子的墓葬往往会成为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钺作为杀人的武器，也是工具，否则制造钺干什么？后来武士中的个别人拥有了权力，并且出现了比钺更重要的如戈一类的替代性实用武器，玉钺——钺中的专门部分被当作权杖使用，甚至和王的确立关联起来（林沄先生考证王的象形文字和钺有关系）[2]，最古老的工具形态以最好的材料被礼仪化，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早期玉器研究被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圭。圭大约是最能体现玉器的礼制特性的器形。玉器研究近年很受重视，但是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前些年曾经热了一阵的牙璋本来是圭。王永波先生也认为，文献中有璋，但并非考古学和玉器界今天所称的牙璋，它们其实是圭，或可视为是早期阶段的圭。
中国最重要的玉礼器系统是源自工具的中原系统，这个过程中较多地借鉴了东夷的文化观念。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是钺和圭，这两种东西在陶寺遗址都已经发现。钺的问题比较简单和明确，圭的问题比较复杂。钺来源于斧，主要是代表杀伐权力的军事地位的象征，更主要的是向下的威慑；圭源自农业生产工具，据王永波研究，主要是耒耜，起先的功能是向上（神）的祭祀和礼器，主要是礼器并部分地脱离了祭祀器。后来分化为分封的身份表征物，并进一步分化为后世所理解的圭和笏版。相对于装饰和祭祀等玉器来说，这两种东西应该是中国早期玉礼器中最重要的部分。礼器不能等同于祭祀器物，主要不仅仅是用于事神，而是主要是为了用于协调上下内外的人际关系，而这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内容。发达而成熟的文明在事神与征战之外，从来不会忽视社会内部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这一点又反过来说明了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凭什么那么重要。
五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观察，早期中国玉器文化的扩散有过三次高峰：
第一次是以兴隆洼玉器组合与工艺为代表的玉文化的扩散，不仅整个沿海地区，而且包括了日本及海外的某些地点，都可以看到这轮扩散的影响，其要旨是玉文化观念的扩散，并最终在其影响下与区域性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史前中国三个玉文化板块，即分布于华北东北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夷玉板块，从产地和文献角度也称珣玗琪玉板块；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良渚文化为高峰的越玉板块，也称瑤琨玉板块；分布于西北地区、以齐家文化为高峰的羌玉板块，也称球琳玉板块。
第二次玉器玉文化的传播扩散乃是在三大板块的基础上，以良渚玉器和玉文化向其他地区的强力渗透为特征，琮和璧的发现见于包括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
之后，到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我们看到了一次以所谓的牙璋等玉器为表征的伴随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奠基的玉文化的迅速扩张。夏商周时代的圭璧系统合一，周代玉器使用中有上圭下璧文献记载和案例，表明此时玉文化完成了整个中国体系内的集大成，最终确立了玉器与玉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中地位。同时，周代开始“德玉”，是玉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孔子总结出玉的十一德：“温润而泽，仁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缜密以栗，知也。孚以旁达，信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中拙然，乐也。瑕不揜玉，瑜不揜瑕，忠也。气若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礼心·聘义》）。
玉器汇入华夏文明的过程，经历了观念与工艺的扩散（兴隆洼文化阶段）——玉文化区域板块的形成（三大板块阶段）——区域互动与整合（良渚与龙山晚期、二里头时期）的历时发展阶段，也经历了装饰玉器——巫术玉器——礼仪玉器的功能性演进丰富阶段。玉器文化汇入华夏文明的途径与结局，既是文明的选择，也是文明的表现方式。
中国的玉礼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明特有的纪念性建筑（器物）。所谓纪念性，是指文明社会尤其是早期文明趋于选择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文明的意识形态载体，按照巫鸿的推测，中国纪念性建筑形式不断地变化[3]，其实根据五行学说，寄托纪念性的材质也是不断变化的，玉器可能是最早被选择并在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纪念性材质。
六
古代中国曾经有过玉器时代的概念，以《越语》中风胡子的一段话为代表，近年也有考古学家重提并进行发挥。我觉得这个称呼有些大，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无论玉器时代能否确立，都需要对玉器本身在当时生活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玉器时代的确存在，则是早于铜器时代的，并处于石器时代末尾阶段的。目前所指称的玉器时代至少和新石器时代中期大致同时开始，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结束则要远远晚于新石器时代。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时代可以独立出来，是对世界史前和早期文化发展阶段划分方案的一个重要的突破，而且是中国特有，有一个如何认识和界定的问题，并且有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开始与结束，以及如何理解其和其他所谓的时代的重合问题？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少些推测和大而无当的命名，多些实证性的推理和深究。从技术与工艺的角度看，玉器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最高级的观念都是和玉器的制作与使用有关。这个时代能否确立，关键是看其文化地位是否足够的高。神话玉器是不可取的。古人已经神话过——不是玉器主人时代的古人，而是从先秦儒家开始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文献记载，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神话，更不合适。
玉器重要，但是古人的玉器知识是有限度的，最好的玉器并非总是出土于最重要的墓葬。也并非玉器都出土于大墓之中，玉器的偏早阶段尤其如此。
玉器的制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要知道古人正好是有大量的时间的。古人的闲暇时间比今天的人要多，古代的时间与文化观念更容易让古人在工艺方面心平气和，精雕细琢。文化与文明的早期都有一种沟通神人、展示权力的青春冲动（即所谓的文明青春期或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化会因此而选择不同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纪念性物品倾注自己的大量时间、精力和工艺技术，何况当时民间仍然可以有非常卓越的手工业存在。时间和耐心方面的不同观念是我们理解古代手工业成就的最大障碍，而缺乏文明青春期的冲动及宗教方面的体验，则是我们深刻领会玉器造型及玉文化内涵的最大障碍。
玉器重要，不能重要到拿玉器命名一个时代。拿青铜时代命名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也是不太成功的。青铜器比玉器的情况可能会好些。玉器完全是由审美到宗教，基本上没有像青铜器那样由实用到礼器到社群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杨伯达先生提出巫玉时代，是指玉器使用阶段更小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成为巫，主要是依靠自身的灵异条件而非财富，成为社群的领袖也是这样。到了文明前夕的夸富宴的阶段，财富已成为获取权力的资源手段，但也主要是为了让人消费，而非囤积，是在消费中竞逐领袖的魅力。
玉器用于祭祀，用于人与神的沟通，属于神物之一。
因此，用玉不过是由个人的一种喜好，发展到被文化所确定的巫术的工具。这种东西被大批的埋掉，说明它们是不能继承和不能囤积的。国家出现并充分发达之前，酋长一类的社会管理者很少有禁止别人如何如何的权力和能力。
七
玉是一种美的石头，玉能够进入象征性的文化范畴，是因为古人将其当作是有生命的石头，非常个人化的石头。邓聪先生曾经对此有所论述。后来才产生那么多分化和意识形态因素。
玉器易于保存。我们既然有了这份宝贵的材料，就应该确实深入一下，将玉作为揭开早期文化奥秘的重要窗口。
当前玉器热、玉器研究首先在玉料的研究上遇就到了瓶颈，在古代对于玉器的玉料估计只是一种美石的概念，尽管今天所称的各种玉料古代基本上均见使用，但是古人尚没有现代人的矿物学知识与手段，主要是眼睛对颜色质地的观察，分类也仅限于所谓玉与杂质的石头的比例。当然当时的玉工攻玉很难，对玉的手感、质感等知识一定是相当了得的。我们现在似乎可以拿科学标准对玉器进行分类了，但是具体墓葬、遗址出土的玉器彼此之间玉料的异同，不同文化与遗址玉料的来源等，具体来说，不仅从今天科学分类、追踪的角度仍然眉目不清，从古人的用玉观念和用玉行径的角度更是没有眉目。也许这样的在玉器意识形态功能认识上的混乱可能最初并非如此，但是玉器使用时间漫长，渐渐就变得这样，古代已经是这样，不同文化、地区玉器观念的差别，不同时间层累形成的观点，都一古脑儿搅和在一起，去古已远的近代和现代更是这样。在玉器制作的工艺上试验考古才刚刚开始，可以说现代学者对之基本上还没有摸门，只是一味地感叹其难，尚未认真地探究其然和所以然。
鉴别玉器，除了今天人们对玉料的关心，比如子玉水皮带着亿万年的摩痕，玉器本身也是经过很多沧桑的。沁就是表现之一，使用流传的痕迹也是这样的，还有很多玉器是对前代玉料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玉器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而程式就可能会提供宝贵的解读玉文化的线索。
有关玉器文献的读法问题，有一个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读，也有本身的继续整理和深化问题。文献中仍然有很多水可以挖，尤其是当考古出土了新材料之后，无论是证实或者证伪，都会使我们对文献的认识与理解可以加深一层。当然，考古不是为了证实文献的，文献也不是为了证实考古发现的，它们都是一种现象，一种存在，我们需要辩证地将对古人和古代的认识推向深入。总之，这是一个可以有作为的地方。不仅对于玉器是这样，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要善于从变化的玉器和玉器的多样性中看出规制。这是玉器文化意义进入制度层次的不二法门。
玉器绝对是一个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玉器是石器的升华，石器研究会对玉器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玉器研究也必将深化我们对石器时代的认识。
古代的玉器其实就是美石，由审美而起，却走了实用与装饰两条路线，并且很快走进意识形态中，走进礼器文化中。玉文化由北方先行，但是沿海和东南方的复杂文化特性却最容易接受玉器并将之发扬光大。
玉器的研究相当难。质料和器形可以眼观，出土背景和文化意蕴则是更艰深的问题。但是玉器这个题目比较适中，资料的规模不大，质量除却传世的部分也比较上乘，如果有正确的方法和扎实的基础，取得大家公认的成就并不是太难。杨建芳1979年以后志于玉器，夏鼐晚年开始清理殷墟玉器，杨伯达65岁以后专攻玉器，均成绩斐然。
八
近年杨伯达先生明确提出玉学概念，是很有意义的。玉器过去曾经重要过，曾经进入玩儿的文化领域，颇有一些文化味道，今天要进入科学的领域，就要处理好科学、文化和玩儿的关系。
玉器与中国文明是有关的，并且更多的是思维与礼仪层次的关系。邓聪先生指出，葱翠的玉料本身就有象征生命的意思，其实玉器造型很多也是像生的，是进入当时人的观念的。玉器的像生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玉器的分类中，像生类是一个大类。装饰性的玉器也往往是像生的，甚至也有直接像生的，这是玉器雕塑性的重要表现（后详）。
玉器确实是很神圣的，但是作为装饰器及礼器，玉器又确实是难以规范的，观念的多样、多变，加上玉料的局限——大小、形状、材质、沁色等等，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像其他比如青铜器的铸造一样随心所欲或者规范化。但是，玉器对中国人的思维的影响确实是太大了。我们需要换个方法，更辩证地看玉器。即便抛开规范的角度，对玉器也应该有许多微观的解释，这是更有生命意义的。玉器研究是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题材。如果科学处理，会有很大突破。
有一类重要的身份类玉器和生产工具有关，而且是后世中原地区礼器的重要门类，反映了对礼的不同理解和应用，是玉器使用过程中的不断选择和凝固。中国早期文明核心部分中可以看到由工具类和装饰类器物发展到专门的圭、璋一类的身份和祭祀玉器的这么一条发展路径。
至此似乎可以明白，中国艺术为什么被认为缺乏雕塑，缺乏以雕塑的形式对人与动植物的形象表述。雕塑作为一种塑形处理世界和对象的表意的艺术形式，是人类上百万年石器制作工艺延伸与发展的必然。中国不是绝对地缺乏雕塑，而是像建筑等器用文化一样，中国选择了不同的材质与表达方法，很早就将雕塑这样的表述集中于最难发挥的玉器艺术中。许多玉器都是象生性的艺术，这种艺术思维后来部分地转移到青铜器方面，并在翻模制作的铜器的器形与纹样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雕塑选择了最硬的玉器和最软的泥模作为材质对象，走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这种高度抽象、变形的、材质独特的雕塑表述使人们误以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述。
陶器的制作其实也是一种雕塑性表达，这在最早的制作技术——泥片贴塑和泥条盘筑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抽象的角度说，制陶也是人通过塑造对象实现自己的功能性目的。只是这种雕塑和像生性雕塑的关系稍远。
就中国内部来说，区域性的文化差异使中原地区雕塑性表述相对较少，当中原的青铜器作为文明的重器兴起的时候，在这样一种工艺与艺术的大背景下已经没有多少重新创设的余地了，因此更多地选择了向四方采借和吸纳的模式，以及在泥范上施雕的间接抽象的形式。
与中国的文化底色相对应，中国早期关于人的形象尤其是人面的刻划，显然也可以看出两个传统：南方与北方。南方——包括东方沿海地区最终可能走向了傩面具，北方本来是具有一些写实的形象的，但是也没有发展成为什么象样的艺术，最后在汉代的画像与墓葬壁画中进入了中国绘画传统。
南方系统人面艺术中最特殊的处理是眼睛和牙齿——尤其是獠牙。这在三星堆文化中达到高峰。
卜工等指出，早期中国的农业社会产生之后，为了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社祭阶段，大致的表现可能是：黄土高原地区以土坛（可能也包括一些神山）为社，辽河地区树立石头为社（蒙古敖包今犹存此意），湖南沅水地区立木为社（如高庙遗址），太湖地区筑台为社（如嘉兴南河浜遗址）。河北武安磁山、内蒙古喀左东山嘴、辽宁凌源牛河梁等都可能是社祭类型的代表之一。今天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仍然普遍地可以看见寨心的设置，应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立木为社的习俗的延续。在中国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盟誓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或者政治活动。
傩后来走向民间，和道教有关；祭祀后来步入庙堂，和儒家有关。这是中国文化两个很久远的传统。
用卜工的话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流动从来都只是现象，其本质是礼制的推广。”[4]。这已经是满目皆礼制了。
玉器比铜器早了几千年。玉器也没有办法像铜器那样去作为容器性的礼器使用，但是玉器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它也发挥了礼器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的更加彻底、绝对。侯马等甚至发现有将盟誓之辞直接刻写在玉版上埋入地下的盟书。国外研究青铜器的不少，研究玉器的比较少。因为玉器的功能——尤其是使用功能较铜器少，所可以提供的明确的信息也相对较少，玉器往往没有青铜器那样的铭文，和使用者的关系相对不清。但是玉器的时代相对较早，在那个年代，玉器仍然是第一等的材料。考古发掘中玉器出土的背景还是相对清楚的，可以提供较早时期的更重要的信息。问题是，我们研究玉器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予以恰当的论述，而较少一些猜测和想当然的观点发布。
俞伟超先生[5]等都谈到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并认为这个事件距四川盆地不远，可能与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及新发现的三星堆遗存有关，从而和尧舜对苗蛮的征战与驱逐联系起来。从玉器的角度，似乎可以再加上一新的证据，三星堆著名的青铜人像，其实和石家河的玉人像十分的想像。石家河文化晚期W6:32的面具是迄今与三星堆铜面具最为相象的面具。只是后者的体量更大，并在材质上由玉换成了青铜。
九
近年我们的确新发现不少有趣的玉器与考古学的相关现象，而且可以说，近年玉器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和表现：
一是由收藏的热潮引发对玉器研究的重大兴趣；
二是出土玉器的大量增加，整理、发表、研究的不断深入，玉器的起源与扩展、玉料、工艺、器形演变及其文化寓意等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
三是传统玉器所包含的文化、伦理、观念等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推陈出新等，也在杨伯达等先生的倡导下，开出新花。观念的梳理，时代的确定，都不断有所突破；
四是多学科合作研究意识的增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学与考古学，甚至实验考古、模拟考古等都开始发挥作用；
五是学术组织、学会会议、学术交流方兴未艾。如费孝通、杨伯达、邓聪等先生都发挥了积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总之，玉器玉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玉器研究近年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有了不少的进展，但是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仍然可以有更大的进展。对于中国的玉器，应该用考古学的办法并结合文献，进行材料、工艺、出土背景、功能、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今后玉器研究的突破有赖于几个具体方面的突破：
1、玉料问题及其不同文化、遗址玉器玉料的产地问题。包括形态与物理化学分析方面；玉矿源方面的考古发现。最近的江苏梅岭以及岫岩玉料中的河磨玉的发现是重要的发现。新疆玉大致在龙山阶段才在西北的史前文化中开始明确地使用，商周时期成为中原重要的玉料。史前各地都应该有自己的玉料产地，但是是否是被古人古文化所选择的产地，需要更多的实证。玉料背后的贸易、技术、人类行为信息，需要实证性研究。
2、工艺技术问题。切割，线切割与片切割，加工打磨钻孔。微痕观察与试验考古是关键。
3、形式问题。形式和材料工艺技术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各地玉器造型选择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兴隆洼文化等最早的玉器组合，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组合，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东北地区的早期玉器当然具有宗教意义，但是它们似乎没有进入后世玉礼器的传统中。而玉礼器化的过程，显然又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传统，最后在商周时期才合二为一。装饰品是玉器礼器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旁支，它们最终成为了礼器，但是却是较少宗教观念和意识形态意义的礼器，更多的是表征等级形态的礼器。
4、文化问题。这是最复杂的问题。玉器历史漫长，形态复杂，观念混杂，很多后世的观念被当作早期的，有些确实是早期的，但是也流传已久，发生混杂，总之各种情况都有。文献材料的甄别还有系统化的余地，更重要的是考古新发现，可以对玉器的使用提供更丰富的出土于文化背景。
以上几个方面的突破，必将迎来中国早期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主要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出版。
[2]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1～3编），紫禁城出版社1998～2005年间陆续出版。
[3]邓聪编：《东亚玉器》全三册，香港，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
[4]杨虎、刘国祥、邓聪编著：《探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出版。
[5]王永波：《齐鲁史前文化与三代礼器》，齐鲁书社2004年出版。
注释：
[1]“2007年中国玉文化探源暨兴隆洼文化玉器学术研讨会”（北京玉文化研究中心、赤峰学院主办，内蒙古敖汉旗，8月19日至20日）。“第四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办，香港，2007年11月21-22日）。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