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如同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考古研究课题。史前考古发现表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表明，华北地区早期旧石器已经显示出地理分布的区域性【1】，晚期旧石器更是多样化【2】。新石器的出现在华北地区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和时间位相的差异似乎愈加错综复杂。因而，探讨华北乃至中国文明起源不能不重视对华北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研究。
一、文化遗存和特征
中国史前考古学中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段严重的缺环，事实上缺环是不存在的。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是逐渐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和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连接这段缺环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现实。多年来，我国华北地区考古发现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可以看到细石器的发生和发展是探索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关键。正如我国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所指出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细石器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环节【3】。
我国细石器文化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华北地区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的桑干河流域泥河湾盆地，孕育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古文化。有距今100万年以前的东谷坨和小长梁旧石器地点文化遗存，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有的器物加工比较精致【4】。我国已故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曾指出小长梁的石器达到了黄土时期的式样，好象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5】。在大约距今10万年的许家窑人文化的石制品中，拇指状刮削器已接近细石器文化传统中的此类器物，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石钻都加工得小巧精致。研究者认为许家窑遗址发现的石器不仅细小，而且从类型上也应归到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传统范畴之内【6】。距今2.8万年前的峙峪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品，以及骨制品，还有装饰用的钻孔石墨，文化遗物丰富多彩。石制品中以小石片和细小石器为主，构成了这一文化的主要特征。类似拇指状的小圆刮削器，修理把手的斧形小石刀，以及加工成类似带铤的石镞，它们都可能是用作复合镶嵌工具的。峙峪文化无疑成为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文化的先驱【7】。
距今1万年前的虎头梁文化中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工艺技术，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大部分采用了压制技术。虎头梁的石核具有华北细石器文化传统中典型的楔形石核，数量也相当多，约占虎头梁全部石核的85%，从而可见虎头梁文化细石器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娴熟的程度，这无疑体现出虎头梁文化石叶——细石器工艺传统的显著特点。虎头梁的石制品采用的剥片技术主要是锤击法，另有砸击技术存在。虎头梁的石器中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其主要的工具类型。其中短圆头刮削器（即拇指状刮削器）是细石器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尖状器主要采用压制技术进行通体剥片修理，制作相当精细，类型也多种多样，根据其底端的形制，研究者分为圆钝型、尖型、凹型、一侧凹型和平直型。其中凹型在形态上似乎与带有两翼的石镞有关，推测所以修理成凹状可能是为了便于安柄。虎头梁的尖状器是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石器类型，就在这种工具类型上出现了局部人工磨制的痕迹。这些磨痕出现在石器的一面，呈深浅不一的纵向和横向的条纹状【8】。这种技术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我国华北地区石器工业中的一大革命。显然，虎头梁文化对于研究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桑干河流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发掘，在虎头梁一带发现了从距今大约30000～7500年的4个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值得重视和研究。它们是：距今约3万～2万年的西水地大西梁南沟文化层，地点东距虎头梁约2.5公里，其文化层比虎头梁文化层低10米左右，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的中部砾石层中，发现石制品百余件，研究者认为石器工艺类型属于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距今约2万～1.8万年的西水地大西梁西沟文化层，地点距南沟不足100米，其文化层比虎头梁文化层低5米左右，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上部的砂质黄土层中，发现石制品十余件，石器工艺类型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距今约1.1万年的虎头梁文化层，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上部砂质黄土层靠上部位，发现石制品4万多件，石器工艺类型属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传统；距今7500年前的阳原石匣头马坊黑土坡文化层，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的顶部褐色土层中，发现的文化遗物有细石器、骨角器和少量的磨光石器，细石器中有典型的铅笔头状细石核，是采用间接打击法剥离石叶而成，根据黑土坡文化遗物的性质以及所处的时代，黑土坡的文化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9】。以上4个文化层层位明确，文化内涵早晚有序，时代上大致也可以衔接，这就为研究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向细石器文化传统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也为研究华北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层依据。
山西南部中条山在东端沁水、垣曲、阳城一带广泛分布着下川细石器文化10多处地点，历山脚下下川盆地是下川细石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下川文化的主体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细石器，仅有4.7%的石器是由石英岩、砂岩等原料制成的粗大石器【10】。下川细石器中细石核已趋于典型化，有锥状、柱状、楔状等，其中锥状和窄楔状石核打制得相当精美，从石核片疤痕迹观察，打下的细石叶薄长而规整，有的可能采用了间接打击技术。发现了大量人为截断的细小石片，应是作为复合镶嵌工具之用。另外，石器中以琢背小刀、长身圆头刮削器、三棱小尖状器、斜边雕刻器最具特色。下川文化成为华北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
山西细石器文化遗存在汾河谷地和吕梁山南端也有分布。距今2.6万年左右的襄汾县柴寺丁家沟文化层，与山西北部峙峪文化层时代大致相当。然而，丁家沟的石器与峙峪者不同，首先，丁家沟的石制品包括粗大石器和细石器两大类；其次，丁家沟的细石器比峙峪的显得进步、典型，从锥状、楔状石核上剥下的薄窄条状的细石叶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器中出现有采用压剥技术修理成的石镞、琢背石叶、小圆头刮削器，以及斜边雕刻器和小型石钻等【11】。丁家沟文化早于距今约2.3万～1.6万年的下川文化，两者时代相接，文化上也有某些联系。蒲县薛关细石器遗址距今1.3万年前，晚于下川文化遗址，从石器性质上看与下川文化有较多的一致性，石器中以小型者居多，打片技术采用直接和间接法两种，石器组合中有细小的刮削器、尖状器、斜边雕刻器和琢背小刀等【12】。吉县柿子滩细石器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文化特征与下川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进步因素更为突出。发现有典型的锥状和楔状细石核，剥下的细石叶薄长而规整，数量占石制品总数的30%以上，其中大量的石叶去头断尾，与下川文化同类器物相同，应是作为复合镶嵌工具之用。由细石叶压制而成的石器有石镞、尖状器、刮削器和细长石钻等。石器工具多样化，根据底端的形制，石镞可以分为斜铤、圆底和平底等，根据尖部的形制，石镞又可以分为扁尖和斜尖等；刮削器可以分为拇指状、半月形，直刃、凹刃和端刮等；尖状器可以分为双尖梭形、正尖形、歪尖形、心形和小三棱形等。另外，发现有雕刻器、琢背石片、石锯、磨盘、磨石、手斧和石锤等，以及蚌器、赤铁矿石和反映人们心理和信仰的岩画。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化遗物和遗迹的时代应处于中石器时代较早阶段【13】。
近年，山西中部榆次县大发发现传统的小石器与细石器并存的石器地点。该地点的石器主要由燧石和石英岩制成，加工技术主要采用锤击法，同时也出现了压制法。小石器有常见的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以及石钻——端刮器和刮削器——凹缺刮器等。细石器有楔状石核、石叶和小圆头刮削器等。研究者认为大发地点发现的文化遗物，其时代属于晚更新世末期。该地点的发现对于研究山西南北两地小石器和细石器的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4】。
最近，山西报道距著名的下川文化遗址不远的高平县羊头山发现细石器。石制品皆为黑色燧石制成，其中细石核、圆头刮削器、楔形器、锯齿刃器等具有时代特征，与下川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因此，羊头山的细石器可以划入下川文化范畴之中【15】。
燕山南麓渤海湾的西北陆地发现有4万多年前的迁安爪村旧石器文化遗址、1万多年前的玉田孟家泉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址，以及时代大致与孟家泉相当的滦县东灰山文化遗址。
爪村遗址的石制品发现的数量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指出无论打制石片还是加工石器可能都采用了软锤技术【16】。软锤技术在北京人1～3层的石器文化中就可能已经开始使用【17】，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技术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在峙峪、小南海等遗址文化遗物中都发现有这种技术的运用【18】。
孟家泉文化遗址文化遗物包括有大批的石制品和一些骨制品。其中石制品数以万计，大量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和石锥体现出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的特征，而细石器的成份在文化组合中占有一定比例，有典型细石器文化中的拇指状刮削器，下川细石器文化中的琢背小刀，以及采用压制技术修理而成的刮削器和锛状器等。以上特征说明孟家泉文化继承了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并由此转向细石器文化传统，细石器文化在这一文化体中占据主导地位【19】。值得提到的是，孟家泉人已经开始使用磨光技术，压制法修理的锛状器腹面磨光，这种器物形制上有些象富河文化的宽刃斧【20】，所不同的是，前者一面修理成凸起状，另一面磨光呈平坦状，而后者两面皆修理成凸起状。孟家泉文化与峙峪文化相比要进步得多，而与虎头梁文化相比，表现出细石核不够定型，细石器中采用压制技术者较少。根据遗址所在层位相当于附近河流的二级阶地，以及与文化遗物共生的原始牛、野马、葛氏斑鹿等动物群的分析，孟家泉文化遗址的时代可能距今1万多年前。
东灰山遗址发现于燕山南麓一条主要河流滦河的第二级阶地上部灰白色砂层中。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制品，从石制品上可以观察到剥片采用的是锤击技术，加工石器以锤击法为主，兼有压制法，细石核、石叶和细小石器是这一遗址文化集合体的主要内涵【21】。细石核多为船底形石核，石叶短小，与两侧平行的典型细石叶相比，不甚规则，它们应是采用直接打击技术所产生。细小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文化面貌无疑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与孟家泉文化基本上相似，二者时代大致相当。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在河北省徐水县和满城县有了新的突破。南庄头是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村乡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之初的文化遗址，据报道其时代为距今1万年左右，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石片、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并发现少量烧制火候很低、极易破碎的夹砂陶片，动物遗骸有大量的兽骨、禽骨和螺蚌壳，以及植物的茎叶和种子等。根据这些遗物推测，当时人们的经济形式仍以狩猎、采集为主，猪和狗可能已被驯养，农业也可能有了萌芽【22】。
满城古人类遗址发现在河北省满城县的曹仙洞。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新石器时代惯用的石斧和石镰，以及经磨制的骨针和圆滑的骨珠等，但是没有发现陶器。根据遗址中存在的生产工具石镰来看，它远远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是末期的直刃或凹刃刮削器，也不同于便于采集用的琢背小刀，它很可能是农业的收割工具。根据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研究分析，遗址的时代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之初，年代距今约1万年前【23】。
近年，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文化层下部揭露出距今9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被称之为“镇江营一期类型”。该类型文化遗存除发现一些素面陶器外，并出土了大量石器。石器多以河卵石打制加工而成，石器刃部稍加磨制，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铅笔头状石核、楔状石核和小石叶等细石器文化成份【24】。这一文化类型的发现为研究华北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增添了重要资料。
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远古人类的文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当时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灭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灭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5】。
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时，狩猎经济空前高涨。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峙峪人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石镞这种箭头工具。下川文化中的石镞不仅数量渐多，而且在制作技术上也有了很大进步，皆采用压制法修理成器，并包括有圆底和尖底两类。虎头梁文化中的尖状器有些可以归入石镞工具中，特别是底端凹形尖状器很象是带有两翼的箭头。恩格斯指出：“弓矢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及枪炮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6】弓箭的出现无疑成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显著标志之一。根据普遍出现的箭头工具推断，过渡时期我国华北地区人类的经济活动仍以狩猎为主。
过渡时期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复合工具的广泛运用。华北旧石器晚期许多细小石器似乎安在木质或骨质的柄或杆上才能有效地使用。到了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阶段，那些小拇指状刮削器、小雕刻器、箭头和细石叶等制品，显然就是作为镶嵌工具用的。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长46厘米嵌有石叶的骨刀柄、长33.5厘米两侧嵌有石叶的骨匕首【27】，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号遗址长约15厘米嵌有石叶的骨镖，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长24.1厘米具有一道凹槽的骨刀柄【28】和青海西宁朱家塞遗址长25.4厘米嵌有石叶的骨刀【29】，虽然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然而从它们的制作水平来看，足以显示镶嵌工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镶嵌工具中的骨刀以及下川和孟家泉等文化遗址中的琢背小刀等工具，除其他用途外，更多地可能用于野生植物的采集。这一时期的采集经济仍具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30】，它反映出当时人类的捕鱼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到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华北地区气温转暖，冰川消融，水域扩大，因而渔猎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兴盛。山顶洞虽未曾发现类似小孤山的骨鱼叉，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31】可以判断当时人们对这种鱼相当的了解，因而推断山顶洞人可能从事频繁的捕鱼活动。
过渡时期人类仍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依山傍水而居。这一时期的人们与动植物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人们猎取动物虽然是为了获取肉食解决食物来源，然而对那些猎获过剩的较温顺动物，如羊、牛、猪等，以及可以成为人类狩猎助手的狗，会将它们驯养起来，于是促成了对它们的驯化和饲养。人们采集植物种子是获取食物的又一经济方式。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人们掌握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一旦气候变化，自然生长的植物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们就开始有意地将以往采集的植物作为种子，将它们播种到地里，按照它们的生长规律进行管理，成熟后进行收割，年复一年，人们又促进了植物的进化和发展。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发现的猪骨和狗骨遗骸很可能是被人们驯养的家畜。满城曹仙洞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惯用的石镰，可能是收割栽培植物的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群的扩大，人们由游荡性的摄取型经济，向固定性的生产型经济转化。
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32】。事实上，山前地带洪积扇地貌发育，在洪积扇边缘与平原过渡地带地势平坦，地下水出露，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过渡时期人类无论是从事渔猎，还是采集、栽培植物，都是十分理想的场所。华北地区河北的虎头梁遗址和玉田县孟家泉遗址就是分布在这样的地貌单元上。我国北方谷类小米就适合于山坡地带生长。这种作物生长期短，耐干旱，就是贫瘠一些的山麓坡地也可以种植。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表明，我国华北地区是谷类作物的发祥地。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相当多的一些窖穴内发现有遗留的粟，有的窖穴内堆积得还相当厚【33】。据此可以推测粟的种植应出现的更早。在全新世之初的第一个高温期时，约1万年左右这种作物的栽培可能就趋于成熟。
根据以上大量考古材料的研究分析，不难看出华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人们经历了数千年的狩猎、捕鱼和采集等经济活动，在这基础上发生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经济。
二、文化区系和类型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时提到，人们活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各有特色【34】。考古学家张之恒先生又明确指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并非仅一种过渡形式【35】。
在华北地区由于各处环境不同决定了不同区域内人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于是有的学者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做了一些区分，把它们划分为3种平行发展的石器技术的3个不同的文化集合体，它们是石叶集合体、石片集合体和细石叶集合体。石叶集合体以水洞沟文化为代表，采用直接打击法从石核上剥下较大的石叶，用它制成较规整的石器工具，如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集合体以刘家岔、阎家岗、西八间房、小南海和山顶洞等遗址文化为代表，不含有石叶和细石核，用不规则的石片沿其边缘修理成各式工具。细石叶集合体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以许家窑、萨拉乌苏和峙峪遗址文化为代表；晚期阶段分为南北两个系，南方系以下川文化为代表，细石核以锥状和柱状为主；北方系以虎头梁文化为代表，细石核以楔形为主【36】。另外，有的学者将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统称为长石片——细石器工业。它们的共性是都有一定数量的长石片、石叶，以及用它们制成的石器和各类石核。根据它们的不同，又进一步分为长石片亚工业和细石器亚工业。长石片亚工业以水洞沟文化为代表，既有长石片细石器工业产品，又有以小石制品为主的工业产品。细石器亚工业从类型上和加工技术上都是相当成熟，可以细分为单一的和多样的器物组合群。单一的器物组合群以下川文化为代表，它以细石器亚工业产品居主导地位，并存在大量小的石制品；多样器物组合群的薛关、虎头梁等遗址文化为代表，它们都有相当数量的细石器亚工业产品，又有属于不同区域的工业产品，具有内涵的多样性，可分为3个文化变体：Ⅰ、典型细石器与精致石器共存，如薛关；Ⅱ、细石器与“丁村器物组合”型的石制品共存，如襄汾柴寺丁家沟口；Ⅲ、细石器与多样材料器物共存，以虎头梁为代表，包括细石器亚工业产品、加工精细的石器和多样材料制成的装饰品【37】。
以上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两种分类大体相同，这正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化在不同区域内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原貌。从这些不同类型中似乎可以看到，在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文化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如细石叶集合体或细石器亚工业中的Ⅰ和Ⅲ文化变体是继承和发展了“小石器文化传统”，石片集合体恐怕是继承和发展了“大石片石器文化传统”，而石叶集合体或长石片亚工业及细石器亚工业中的Ⅱ型文化变体，可能是两种文化传统的相互融合和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石器工业不仅在制作技术上有了飞跃，就是在类型上也趋于多样化。
从分析的大多数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文化材料来看，可以反映出这样一些迹象，山麓地带如桑干河流域和燕山南麓的文化以“小石器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细石器文化传统为主，虎头梁文化和孟家泉文化可以作为代表。平原地区的文化似乎受“大石片石器文化传统”的较大影响，比如徐水南庄头和满城曹仙洞遗址文化类型。前者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继而进一步发展为原始畜牧；后者则以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继而进一步发展成原始农业。而在两者的交界处则是多种经济并存。
对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的研究，为探讨北方和中原地区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原地区的磁山、裴里岗文化【38】，与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新乐文化【39】时代大相致当，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40】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41】、富河文化【42 】时代大致相当。然而，两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相差甚远，恐怕徐水南庄头和满城曹仙洞文化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更多的渊源关系，而桑干河流域、燕山南麓的细石器文化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更多的渊源关系。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三、讨论与结论
研究中国的古文化和文明起源不能不探讨旧石器和新石器的联系，因此，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成为当前考古学中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华北远古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正是距今大约1万年前典型细石器发生和发展时期，因而，研究华北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必须从细石器研究入手。
关于细石器的起源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和安志敏先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讨，提出过细石器文化起源于我国华北的观点【43】。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的出现，主要可以归纳以下3个方面的因素：1.自然环境的变化；2.原始人类的进化；3.传统文化的继承。以上3个方面相互作用，互为条件。
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我国受全球性最后一次大冰期即玉木冰期的影响，华北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势较高的地方被冰雪覆盖，山间盆地植被减少，华北草原面积大幅度扩展，植被更替，动物演变。渤海、黄海海平面下降，海岸线退缩。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人们被迫改进生产工具以便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出现了细石器。华北典型细石器的出现和成熟发展，特别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导致了旧石器到新石器的技术革命。
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是细石器产生的外部因素，这里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人类自身的进化。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成为现代人类型，例如山顶洞人头脑已经高度发达，双手更加灵巧。与山顶洞人文化时代大致相当的下川文化已经具有进步性质的细石器工艺，发明了适应复合工具特殊需要的细石器工具。人类学家吴汝康指出：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是一次大的突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即晚期智人）的出现也可能是一次突变【44】。那么，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细石器工业的出现，正是人类进化突变的结果。
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和研究的成果，华北地区远古文化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东谷坨、小长梁文化的发现，开始将华北小石器传统文化提前到100万年前。之后，经历了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漫长的发展时期，到了1万多年前华北细石器文化诞生，出现了下川文化、孟家泉文化、虎头梁文化等，随着这些文化的成熟发展，进一步向新石器文化过渡。大量的远古文化资料显示出华北细石器文化应该是小石器传统文化的继续。
华北地区许多细石器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材料表明，细石器工业的创造者在选用制作细石器原料时以燧石为主，兼用石英、石英岩和石髓，甚至是玛瑙。其中燧石、石髓和玛瑙具有硬度大、韧性好和质地均匀等性质，有利于制作出精美细小的石器工具。
过渡时期人类在原有石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之上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砸击技术的应用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虎头梁文化等都存在有砸击技术。采用砸击技术有助于生产小石片以及各类小型石器。另外，砸击技术较直接锤击技术接近于间接技术，推测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中的间接技术可能与砸击技术有关，很可能前者是由后者进一步发展演化的结果。人们采用由直接打击技术进一步发展而来的间接打击技术，获得了更符合需要的薄长而两侧平行的标准化细石叶（见图）。
细石器工业中生产石叶而获得的细石核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船底形石核、楔状石核、锥状石核（进一步发展成铅笔头状石核）和柱状石核等。根据不同时期细石器遗址中细石核出现情况分析，细石器工业早期以船底形石核或宽楔状石核为主，如柴寺丁家沟口者，典型细石器工业时期以窄楔状石核或锥状和柱状石核为主，如虎头梁和下川者；细石器工业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间接打击技术的广泛运用，多见典型的铅笔头状和圆柱状石核，如黑土坡和富河沟门者（见图）。
细石叶进一步加工成石器主要体现在刃部和尖部，因而形成一些直刃的石叶刮削器和修理成尖的石叶尖状哭和石钻等。这些石叶工具类型主要出现在我国地区，而欧洲、西亚和非洲等地则不同，这些地区的细石器主要是采用石叶修理加工成几何形石器【45】。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以上地区的细石器不属于一个类型，不是起源于同一个地区【46】。
关于细石器在我国的分布，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得知，细石器不仅在我国北方地区存在，其他地区如山东汶泗流域和临沂地区【47】，江苏北部的马陵山一带【48】，西南部的四川广元【49】和云南元谋【50】，青海、西藏高原地区【51】和华南的广东西樵山【52】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就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细石器在我国南方和青藏高原出现的时间较晚，它们是自成体系还是受华北的影响，需要更多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证实。
2
细石器中几种类型的演化图
1.嘎查【52】2.楼子町【54】3.黑土坡距今7530年【55】4.富河沟门距今4735年【56】5.新乐距今6620年【57】6.洗马庄【58】7、8、9.新开流距今5430年【59】10、14、15.海拉尔11.虎头梁12.下川13.油房【60】16.榆社距今11960年【61】17、19.下川 18.孟家泉20、21、22.丁家沟23、27.许家窑24.小南海【62】25、26.峙峪
华北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细石器工业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工业体系，其表现特征为：
1.细石器工艺技术不仅存在锤击法、砸击法等直接打制技术，而且已由直接打制技术发展成间接打制技术，这是细石器工业兴盛的重要技术因素，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细石叶，已制作出典型的细石器及复合镶嵌工具。
2.细石器的加工普遍采用压制技术，这是细石器工业中制作石器的典型技术。这种技术多出现在尖状器、石镞、斧形器和锛形器等石制工具上。
3.软锤（包括骨锤、木锤和角锤）技术不仅广泛运用于打片技术上，而且在石器的加工技术上也得到应用。
4.标志着复合工具兴盛和狩猎经济发达的工具石镞普遍出现。
5.磨制技术已经出现，表现在石器某些部位的磨制和骨角器的磨制。
6.钻孔技术已经产生，主要表现在装饰品和骨器上。
7.标志着捕鱼经济发展和人类行为进一步提高的具有专门用途的骨器，如骨鱼叉、骨针、骨珠等的出现。
8.标志着狩猎、采集经济已开始向原始农业、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打制石斧、石锄和石镰等石制工具的出现。
细石器文化出现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这种细石器文化承前启后，它是旧石器时代“小石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北方某些新石时代文化的源流；然而，这种细石器文化又不同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文化传统，也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文化传统，因此，这种细石器文化表现出高度的独特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注：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选定题目、指导分析下完成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谔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教授，对本文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注释：
【1】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国远古人类》第97～118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卫奇：《中国北方早期旧石器新观察》，黄海地区环境与文化国际研讨会，1992年。
【2】【3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第21～31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4】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第4期；尤玉柱等：《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5】裴文中：《泥河湾组旧石器发现的讨论》，《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
【6】【46】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7】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8】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9】【55】谢飞：《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研究新进展》，《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4期。
【10】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1】王建、陶富海：《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概述》1979年，油印本。
【12】王向前等：《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2期。
【13】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14】高星等：《山西榆次大发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2期；李壮伟、王志刚：《山西榆次大发地点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1卷第4期。
【15】王益人、常四龙：《山西高平县羊头山细石器》，《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
【16】张森水：《河北迁安县爪村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第2期。
【17】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国古生物志》总号第168册，新丁种第12号，科学出版社，1985年。
【18】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刘景芝：《石叶直接打制技术的研究》，《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20】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1989年第11期。
【22】徐浩生：《徐水发现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1990年12月20日；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金家广、徐浩生：《浅议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23】《满城发现古人类遗址》，《北京日报》1992年2月27日。
【24】陈光：《北京发现镇江营遗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6月9日。
【25】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
【27】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
【28】【42】【56】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29】盖培：《环太平洋圈细石叶传统之中国瞻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第21～31页（英文），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0】黄慰文等：《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
【31】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
【32】科尔斯：J.M.，E.S.希格斯：《早期人类考古学》，伦敦，1969年（英文）；怀默，J.：《旧石器时代》，伦敦，1982年（英文）。
【33】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4】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5】张之恒：《关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37】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分类初探》，《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38】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40】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41】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43】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6卷第2期；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44】吴汝康：《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0年第2期。
【45】巴比洛夫，H.H.：《目前研究中的世界农业起源问题》，莫斯科，1932年（俄文）。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考古》1993年第8期；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年第5期；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郯城县图书馆：《山东郯城黑龙潭细石器遗址》，《考古》1986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郯城马陵山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7年第1期。
【48】张祖方：《苏北马陵山中段的细石器》，《东南文化》1985年第1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第4期。
【50】周国兴、张兴永：《元谋盆地的细石器遗存》，《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1980年第5期。
【51】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9期；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刘泽纯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石器地点》，《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李永宪：《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
【52】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南海县博物馆：《1986年西樵山考古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
【53】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嘎查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83年第8期。
【54】陈哲英、吴永春：《山西天镇县楼子町发现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57】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58】陈哲英：《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59】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60】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第1期。
【61】卫奇等：《山西榆社细石器遗存》（待刊）。
【62】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原文出处：《北方文物》（哈尔滨）1994年04期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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