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自1954年第1期发刊，到2004年第1期的50年来，共发表有关世界历史和中外关系史文章数百篇，从最初重点介绍和研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运、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各地区的、从古至今的、涉及中外历史的有关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这些成果，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历程，而且透过这些文章，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世界历史工作者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一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逐步确立“全球史观”，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发展的总趋势，虽与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却基本是同向进行的。
19世纪的欧洲，处于工业革命的成功和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迅速而巨大进步、殖民扩张的“高歌猛进”、西欧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因此，在19世纪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世界史的编纂实践中，充满着“西欧中心论”，或可称之为“西欧中心史观”。其代表作品便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也译为朗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根据其遗稿补足的、以拉丁及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七卷本《世界历史》，而“西欧中心史观”也借着兰克的权威广泛地扩散影响。但是兰克及其学派以严格的科学考据方法通过史料的考证研究历史，以及强调在纵横交错的不同时代精神和不同民族及国家的交互影响的网络中把握一个特殊事件，并要通过对特殊事件的研究而上升为普遍观念的总体史的研究视野，至今仍然对中国的世界历史工作者产生着积极影响。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一些历史学家对“西欧中心论”提出质疑，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于是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品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斯宾格勒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而西方文化也在没落。随后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按：这里指汤因比）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1】
文化／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2】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其三，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因此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从而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由于历史研究不断进步，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通讯联络的巨大进步，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一一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一一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人了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
在20世纪的诸多西方历史学家中，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美国社会学教授I．沃伦斯坦。前者于70年代在撰写《全球通史》时说明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后者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并计划撰写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3】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史观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以其一人之力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四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比较系统地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它的缺点是受历史条件所限，较严重地受到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以及世界通史的编纂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其代表便是吴于廑对世界历史学科本体论的新认识，以及根据这种新认识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1—1994年出版的六卷本《世界史》（简称吴齐本）。吴于廑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4】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也有它的回响。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马克垚主编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以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根据各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情况，将各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并以此为线索，通过全球的视角将各文明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进行勾勒，从而展示了七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历史画卷。
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5】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总之，20世纪和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尽管这是一种相当高的要求。
注释：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64页。
【3】目前该书已出版三卷，并被译成中文等多国文字及盲文，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8—2000年出版。
【4】这是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撰写的“世界历史”条目中的话，见该书第1册第1页，该条目也是吴齐本《世界史》的总序。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一一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序言第2页；《现代化新论续第一一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