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五年来的国内理论界中，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某些论述，亦即当今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如果不是最大热点，也算得上是最大热点之一。国内出版的相关的文章、书籍很多很多，观点则大都众口一词，即断言马克思晚年发生了“重大思想转变”，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方向云云。这种观点被到处转相袭用，充斥于哲学、历史、社会主义研究等各个领域，并已写进各种教科书和思想教育读本，至今几成定论。
笔者历来不同意此说。【1】但鉴于问题并未解决，今天仍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其实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有关思想和历史实际进程的曲解之上的，由此产生的所有发挥均属望文生义，根本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不论人们做这件事时的愿望多么良好，但违反了科学的起码要求，结果只能是帮倒忙。
一、历史事实的真相
与时下人们通常只注意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等两三个文献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甚多，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系列，认真耐心地梳理考察这些历史资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密切地关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大量俄国经济、财政、农业和土地公社资料等方面的文献，逐渐形成了较为确定的观点。至少在1870年12月下半月到1月初之间，马克思已预言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2】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公开发表意见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
1875年，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建议，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特卡乔夫进行了一场论战。恩格斯一方面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时才能到来，并据此驳斥了特卡乔夫关于“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俄国农民“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同意，现在有可能根据新的条件重新考虑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他提出这样一种设想：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本来只不过是俄国社会落后停滞的产物和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但“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成熟的条件是什么呢？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3】最后，恩格斯对俄国革命表示了热切的希望，预言这一革命将会“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4】，稍为熟悉“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始末的人都会看出，恩格斯在这里已经基本勾画出了他和马克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的轮廓，只是由于论战的需要，关于俄国公社可能“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分析还没有被置于主要地位而已。
到了1877年11月，马克思在一封给彼得堡《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关于这封著名的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量曲解。其实，马克思在此信中的叙述虽然比较隐晦，但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第一，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解，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决不能把这一方法变成先验地判定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第二，如果人们想弄清俄国未来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去独立地研究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而不是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套用过来；第三，简略地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意见。在这里，马克思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5】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俄国此时还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它固然已经开始朝资本主义方向迈步，但毕竟还走得不远，还存在通过某种努力使它转向另一个方向的可能性。这里虽然语焉不详，却可以隐隐看出马克思希望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心情。然则需要有怎样的力量和条件才能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方向呢？信中却略而不谈。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进一步谈论问题就势必引出革命的结论，而这对《祖国纪事》来说很可能意味着危险。【6】
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敏·卡·哥尔布诺娃的复信中，就她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报道谈了如下意见：这种瓦解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但由于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及俄国社会主义将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所以有可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这里显然是重复了他在1875年时的意见，即对在俄国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寄予希望。恩格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7】
就思想实质而言，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与恩格斯的这封信完全一致，但恩格斯的信现今很少有人再提起（原因之一，恐怕是人们感到它不便利于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马克思的复信和草稿却是赫赫有名。这封复信十分简略，但前三个草稿（共四个草稿，第四稿大致与定稿同）的内容相当丰富，包含有对农村公社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各种影响因素的大量细致分析。综合起来，其核心思想可归结如下。俄国农村公社是由于俄国闭塞落后而遗留下来的古代社会形态的遗迹，它的内部结构中既包含公有制的因素，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农村公社这种“固有的二重性”使它具有向公有制或私有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至于它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设若俄国是孤立的，那它的公社就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灭亡。但问题在于俄国所处的现代环境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西欧的强烈影响，而西欧的社会发展又是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必然方向，这便使俄国农村公社获得了某种有利条件，不必重新经历西欧由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演化的漫长道路，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成为直接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迈进的便利基础。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可能性，要想使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就必须尽快进行革命，以便及时打破专制国家及其引进的资本主义对公社的种种破坏和瓦解。马克思写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8】
初看起来，上述论述颇近似于革命民粹派思想，因此后来一发表就被作为民粹派后裔的社会革命党人欣喜地抓住大加利用；【9】到了今天，它们又被不少论者们拿来作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证据。但请不要忘记，1881年的这封信和草稿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问题论述的全部，他们此后在这一问题上还写了大量文献，如今却往往被人们出于实用目的而弃置不顾了。马克思恩格斯为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写的序言就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在这个不长的序言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正面论述只有一句话：“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不要小看这短短一句话，它被马克思恩格斯称做“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10】它的重要之点在于，恰好着重指出了为恩格斯1875年所提出，而恩格斯在1880年、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出于某种考虑均未明言的那一原则：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因其固有的重要性，笔者所见到的不少国外有关论著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引用了这段话。国内情况却不是这样。近十五年来在我们的许多论者那里，对这段话起初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后来实在避不开时便轻描淡写，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对此大概只能作一个解释：这段话使这些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上大做文章的论者们颇感为难，被迫采取迂回策略。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循着上述思路继续作了许多论述。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背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小批前民粹派革命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反戈一击对民粹派思想展开批判，确认俄国已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但民粹派仍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并继续对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恩格斯乃采取“双重态度”，既欢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的理论观点，又继续支持民粹派的反沙皇活动。1883年9月9日恩格斯在与民粹派活动家洛帕廷会谈时，就认为在俄国“在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已经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积累了足够的材料”，所以当前对俄国革命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理论宣传而是实际行动，是调动一切力量摧毁专制统治。这些话使民粹派人士大受鼓舞。【11】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信中，对他们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大为赞许（例如可参见他在1883年11月13日、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但又总是尽力为民粹派辩护。恩格斯把话说得很清楚：理论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对的，但他相信俄国革命指日可待，所以打什么旗号并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他认为可以指望民粹派承担起点燃“导火线”的职责，而此后事态的“急流”将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12】这显然是说，他支持民粹派，但却是出于尽快促发革命的需要，并不等于支持他们的理论观点。
80年代晚期，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劳动解放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影响扩大，这些都促使恩格斯重新去考虑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结果导致他在俄国问题上的观点发生决定性改变，放弃了先前对民粹派的希望，转而确信俄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1888年9月19日恩格斯与《纽约人民报》编辑部代表的谈话表明，他此时已认为俄国近期不可能爆发革命。1890年4月3日，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完全同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认为必须同民粹派进行斗争。从90年代初开始，恩格斯在许多通信、谈话和文章中反复证明，俄国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公社的灭亡已成定局，关于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张已经过时。恩格斯对俄国失去一个走历史捷径的机会诚然感到惋惜，“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13】
特别在1894年1月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跋”中，恩格斯对当年马克思（同时也包括他自己）在俄国问题上所抱的希望以及现今不得不放弃这种希望，作出了一个系统而令人信服的解释。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各地的农村公社已证明除了解体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即使是在俄国它侥幸保留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濒临崩溃的时代，单凭自身的力量也是不可能转变为新的社会形式的。但如果西欧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把生产资料转归公有，那倒是有可能在俄国“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所以，使公社新生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马克思和他当初之所以对俄国公社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并引发西方革命的前景似乎“指日可待”，以致他们两人都希望俄国公社“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然而结果未如人愿，沙皇制度战胜了民粹派，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旧的农村公社愈来愈快地崩溃，到了1894年就已经完全不能指靠农村公社了。恩格斯说，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推而广之，恩格斯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14】
够了，以上冗长的摘引其实还只是全部有关历史资料中的一小部分，但大约已能使读者达到这样一些结论：第一，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时下一些学者大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歧”，其实全无根据；第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实质，不在于马克思晚年转而相信什么“东方社会的新道路”，而在于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的“互相补充”；第三，“设想”至迟到19世纪90年代便已由恩格斯宣布过时，在“设想”的首创者那里它已经失去实践的意义，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了。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思想逻辑
现在根据以上史实作些分析。为了尽量简便起见，分作三点。
（一）在这个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俄国革命的热望，而不是如时下作者们所说的什么对“东方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新认识。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为改革后俄国的形势和民粹派革命运动所激发，才提出了这个“设想”的。
1861年，俄国通过农奴制改革全面开始了资本主义历程。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专制政府引进资本主义的“外诱型”模式，在发展中始终伴随着比西欧当初更深刻的矛盾。骤然兴起的工业化既缺少资金也缺少市场，每前进一步都步履蹒跚，障碍重重，几乎是在经济、财政、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之林中穿行。国家为了推行工业化，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压榨掠夺农民。在政府及其培植的资本主义的盘剥下，农村公社的生存受到了致命威胁。正是这样一种形势把革命知识分子推上了“村社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内恶劣的现状唤起了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政府移植的“怪物”加以反对的激情，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则使他们对农村公社产生了热恋，通过革命和保留农村公社的方法来避免资本主义并直接走向西欧正在努力以求的社会主义目标，在他们中间成为一种诱人的思路。这一思想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到70年代民粹派，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传统，激励着他们去奋斗去牺牲，而他们也确曾给沙皇制度造成了不小的恐慌。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视俄国为停滞落后的专制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一向尖刻嘲笑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政治流亡者关于俄国比西方更接近社会主义的玄想。但同时，他们把俄国专制制度看作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只有摧毁这个堡垒，才能免除对西欧革命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俄国任何一点可能发生的革命苗头–不管它是什么革命，只要有利于推翻沙皇就行–都抱以欢迎态度，而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形势发展和民粹派运动的兴起，使他们相信这样的革命确实临近了。
1859年12月13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认为俄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速度快于欧洲其他各地。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马克思恩格斯注视着俄国的每一步社会变革，越来越感到这里随时都可能出现动荡和革命。到了70年代，他们更是一再预言，俄国革命迫在眉睫，指日可待，而“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15】正是这种判断使他们对民粹派及其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与民粹派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交往，精心研究了民粹主义文献和有关俄国土地公社的各种资料，认为可以考虑民粹派的主张。应当承认，这一时期他们的确支持了民粹派观点，但不要忘记这种支持是有保留的。马恩在与民粹派人士的交往中不仅鼓励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且含蓄地赞同了他们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看法，有不同意见也尽量不同他们争论。只能说这是一种出于策略考虑的“双重态度”，而这种“双重态度”后来由恩格斯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作了清楚的说明。【16】
（二）支持马克思恩格斯这个“设想”的政治理论框架，是他们一贯持有的世界革命论，而不是什么“东方社会理论”。
世界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主张。这个主张认为，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孤立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的。在世界政治事务相互作用法则的影响下，一国如果发生革命，必将迅速波及到其他国家，形成一种普遍的革命链条，最后汇成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浪潮。换言之，就世界历史“长时段”的宏观视野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是世界性的，“同时发生”的（但在具体发生的日期上，自然是各地有先有后）。顺便说说，我们正是应当从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评价马恩的所谓“同时胜利论”（这个术语很不准确），而不能按“同时”这个词的狭隘通俗含义去曲解他们，以便人为地制造出日后“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发展”。详论留待另文，我们现在需要继续谈当前的问题。
根据这个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年认为，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的胜利只能是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的结果。《共产党宣言》中“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世界并不是只由西方“文明国家”组成的，还存在大量非工业化的、前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与西方“文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发生怎样的关系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有不少论述。《共产主义原理》说“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讲的是先进国家革命对较落后国家或“野蛮国家”的影响。稍后，当马恩的研究视野扩大到全球时，他们更多地从“文明国家”和“半野蛮国家”或“野蛮国家”的双向影响中考虑问题了。如果他们一旦认为后者会发生革命并有可能影响到前者，他们便会将其纳入到世界革命的链条中加以考虑。例如在对待爱尔兰民族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就是如此。1853年，马克思谈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曾“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7】把这个“太平天国设想”中的“导火线”由中国农民起义者换成俄国知识分子民粹派，难道不就正是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所说“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吗？
所以归根结底，“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过是马恩世界革命理论遇到俄国改革后的紧张局势时的又一次发挥运用而已，并无玄妙费解之处。区别只在于马恩懂俄文，了解到俄国民粹派提出了一个关于农村公社生命力的神奇设想，因而愿意在世界革命的理论构架内接纳这个设想并把它设定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一个“副产品”，全部问题的核心仍在于他们一如既往地追求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下我们的许多论者为了回避这一核心，就索性断言马克思在70年代已对西欧革命失去了信心。这实在是太轻视史实了。要不是限于篇幅，随手就能从马恩的文字中捡出七八条关于西欧革命的乐观预言来驳倒这种说法。像这样只顾“大胆假设”而不愿“小心求证”，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具体途径允许变通，但必须以直接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指归。这正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大家知道，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世界历史”思想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状态已经彻底打破。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世界历史”的时期，单个地区甚至每个人的发展现在不是决定于地域特殊性而是决定于世界整体的生产力总和。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一种宏观的世界性视野，从而在具体研究考察各个地区民族的发展时得以避免狭隘的机械论观点。但这并不等于给试图跳跃历史发展阶段的唯意志论以借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主要原理之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马恩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必然矛盾和积极成果双重作用下的产物，舍此无他。如果在“世界交往”的链条上有某一落后国家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并在先进国家之前发生了革命，那它在发展中也只能借“世界交往”之力打破自己的地域性，使自己扩大成“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的一部分，否则不但不可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且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
所以，这个“世界交往”思想不但不与世界革命主张相矛盾，而且恰好是它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承认尚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成熟阶段的国家的革命权利，但认为只有用世界革命来保证它们向科学社会主义方向正常发展。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思想逻辑。这一思想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实现过，但不能否认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理论深刻性。现在有同志把它贬之为“西方中心论”是不对的，它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
现在让我们回到俄国问题上来吧。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强调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互相补充”之不可缺少，是因为在落后的俄国不可能产生出只有在先进的西方才能产生出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实现手段和成熟的主体。与落后的客观现实相适应的只能是落后的主体及其意识，这又是一条唯物史观的“原理”。恩格斯关于这一点后来写道：“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18】这里明确地说明，抽象的“世界历史”并不能成为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跳跃”的具体保证。
事实上，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重要论据之一，正是抽象地利用“世界交往”思想。民粹主义理论的经典名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就是如此。车氏无保留地承认西方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和本国公社所有制的停滞落后性，但他认为既然有了先进的西方的影响及其展示出的方向，只要“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变落后为先进，“越过中间阶段，直接从低级阶段一跃而进到最高阶段”，【19】也就是说把俄国公社所有制直接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思想设计是机智的、诱人的，但试问把它交给谁去实施呢？车氏的意图是交给被他的思想所打动的俄国人民去实施。请问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这可能吗？仅靠一小群热情多于理智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加上从来把“米尔”混同于“世界”（在俄文中这本是一个词）的村社农民，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吗？这符合唯物史观的起码道理吗？难道论者们真的相信晚年马克思已如此彻底地“飞跃”到了民粹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水平吗？
归根结底，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设想”，只是在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范围内所作的一次具体策略运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判断，根本不存在哲学上的“思想转变”。时下人们热炒的甚么“历史观的突破和变革”、“人道主义的回归”之类，不论说得多么花哨玄妙，都是不着边际的臆造。
三、历史的实际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理论上虽然严整和富有兴味，但对当时现实中所包含的革命诸因素却未免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
首先，他们对俄国70年代局势的判断有误。俄国当时固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但还不是除了革命之外无路可走；沙皇政权通过扶持资本主义和实行欺骗加高压政策，仍有很强的统治能力。其次，他们对民粹派革命政治活动的期待也过高了。民粹派并不缺少反对沙皇政权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却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几百个怀抱理想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得不到人民了解的情况下，无论是“到民间去”还是向沙皇投炸弹，最后结局都不免是失败。此外，马恩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能力也估计过高，而这又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计一向过低有关的。
总之，由于以上失误，马恩的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在90年代事实上也承认了这一点。【20】然而，为什么这一只会引起历史研究者兴趣的往事，今天却被人们赋予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呢？为什么论者们把它同“东方社会主义”、甚至同今天的改革开放联结在一起呢？
惟一原因就是：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确实是在未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跨越”式地出现的，因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似乎存在不小的差距，解释这里面的矛盾并对后者做出合理论证，便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但意识到责任不等于就能很好地承担起责任。在长久的教条主义禁锢之后，人们匆促地接过这个陌生的课题并立即习惯性地去寻找它的“经典”依据，实在找不到时便求助于自己的想象力，这就是问题发生的症结所在。人们以为这样可以给“东方社会主义”提供有分量的理论说明，其实切近地考察一下历史，便可看出这样作是多么轻率。
如果说，“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核心是“东方”对“西方”的依赖，“东方社会主义”的实质却是孤悬于西方之外的独立发展。仅此一点就已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答案应在粗糙的历史中而不是理论家的精致思维中，要想拿出像样的说明就决不能依靠任何寻章摘句，而必须依靠缜密地分析历史的实际演变。
“东方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体地说是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但它所据以活动的历史背景、所能运用的社会政治资源、所能解决的社会任务都是与西方大相径庭的。这便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趋向。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普列汉诺夫一代人引进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一主义到列宁一代手上开始俄国化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变化：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主体由西方理论所强调的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自觉意识，转移到坚强的革命政党及其“灌输”、策划和领导上来，这恰好是俄国现实的反映。依靠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俄国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但心理上对西方的依靠并没有马上消除。于是最初的战略仍是世界革命，即全力促进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以便获得落后条件下缺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仅从这一点看，仍旧还是“互相补充”原则的思路。可是这时历史再次显示出它在任何理论设计面前的顽强性：西方资本主义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初期的世界革命战略所打倒，它迅速地度过了一战后的动荡和危机，从20年代初起重新走上了正轨。这样一来，陷入孤立状态的苏俄为求自保便只有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因此在心理上也需要有相应的转移。20年代中期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满足了这一需要，在实用层面上自有其积极性，但在理论上它内在地具有重大缺陷。它割断了社会主义与西方先进物质文化条件的联系，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变得片面、简陋和主观化了。既然历史决定了“东方”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而又不能像预期的那样走“互相补充”之路，情况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无须讳言，从俄国以来，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曲折、反复甚至大挫败都算不得意外。邓小平意识到，在这条道路上的社会主义如不去加速发展生产力以补上自身落后的固有缺陷，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了无数经验教训之后的合理结论。中国需要改革开放，需要以健康的心态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获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在今天都是毫无疑问地正确的。但这些都是总结了历史与当今形势所得出的看法，而为了使这种总结进一步深化，真正上升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理论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要更加深入扎实的研究。为此的确应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但依笔者之见，今天所应吸取的首要东西是方法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去批判地、独立地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从一百多年来世界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复杂作用的总和中细心地发现决定这些演变的线索。至于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的论述，主要价值也应在这里。大家都熟悉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的信中的忠告：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叙述变成“历史哲学的万能钥匙”，而要对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中的发展分别加以研究和比较，然后就会很容易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此之图，而是靠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言论打造出一把新的“万能钥匙”，我担心它不但难以打开任何一把锁，反而会由于过于脆弱而折断在复杂曲折的历史钥孔中。本着科学的诚实态度，多一些有根有据的独立研究，少一些为己所用的任意发挥，如何？
注释：
【1】主要参见《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和《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两文。
【2】从1870年12月下半月起，马克思曾几次会见过俄国女革命家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并讨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托马诺夫斯卡娅在1871年1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马克思“在有关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上所预见的二者必择其一”（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3】【4】【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2页，第285页，第340页，第773页。
【6】即使是这样，马克思当时也没有把该信寄出去。直到他去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3月6日把这封信的抄本寄给了查苏利奇。后者将其译成俄文后，于1886年首次发表。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9页。
【9】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这封信及其草稿直到1924年才发表。当时引来了社会革命党国外流亡者的一片喝彩声，他们认为这证明已故的马克思和民粹派是站在一起的。
【10】《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纪念版第37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附录所载洛帕廷给“民意党”执委会委员奥沙尼娜的信，见该书第540页。
【12】【16】【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71页，第449页，第442-44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598页。
【14】以上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所收《“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5页。
【19】《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下卷第123页。
【20】可参见恩格斯1892年9月22日、1893年10月17日给丹尼尔逊的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5页、第39卷第148页）。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转自中央编译局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