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祎楠（1979—），男，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现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Email：nanyiluo1@hotmail.com
“唐宋变革”问题自1910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氏正式提出后，逐步成为唐宋史领域内吸引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近年来，对“唐宋变革”理论本身发展历史的回顾也在进行。美国方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变化为主》一文对美国学者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1]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日本学者宫泽知之的《唐宋社会变革论》一文简要介绍了战后日本学界有关唐宋变革论中涉及经济关系层面问题的研究情况。[2]日本学者丸桥充拓的《唐宋变革史研究近况》一文对最近的日本学者唐宋变革的研究做了分专题的说明与论述。[3]在大陆，近年来有关唐宋变革的问题正逐步吸引不同领域内学者关注的目光。一些学者开始比较全面的介绍西方和日本有关唐宋变革论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唐宋变革论的关照下对涉及唐宋史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识(参见张其凡的《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以及他的《两宋历史文化概论》第43—52页的相关介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关注的是在2002年这一年中，大陆的厦门大学与浙江大学都召开了有关唐宋历史的学术会议，其主要议题都与唐宋社会变迁相关。在会议中，许多学者对唐宋变革论做了回顾性的探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此理论作出相应探讨。相对近期大陆而言，港台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关注显得并不充分，而主要集中于各相关领域内具体问题的研究。比较直接的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文章如钱穆的《唐宋时代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十五），傅乐成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邱添生的《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林瑞翰的《转变与定型：宋代政治、社会的历史特色》，《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编，1990年版)。
作为史学史和历史理论的问题，唐宋变革论本身的变化过程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课题。以往对于唐宋变革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和回顾性的。同时，在一些学者如包弼德先生的文章中也开始反思隐藏在种种变化后的中外史学界的在研究唐宋时代历史上的基本思路的变迁(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该文主要探讨了美国学者在对唐宋变革问题的阐释上如何摆脱旧有的“以历史的目的论观点为基础”的讨论框架而做出新的阐释的。这种目的论的观点，认为历史的重点就是以地中海的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实现。在他看来，新的阐释“拒绝历史目的论，但它仍认同历史分期论”)。本文也将继续讨论唐宋变革理论变化发展的历史，并以若干先后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为个案，并结合相关材料对这些个案加以诠释，在西方中国学史的背景下，研究这其中所隐含的西方学界在涉及唐宋变革问题上的基本分析模式上的变迁(我们主要着眼于美国和日本学者。主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讨论在整个世界宋史学界的讨论中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偶尔也涉及到大陆学者、欧洲学者以及港台学者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并不具有修正框架那样的意义)。
一 中国学者传统的唐宋时代观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观点中即多将唐宋并称。这其中，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上，各类史书中多以为“宋承唐制”(比如在地域区划制度上，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一六记：“宋承唐制，冀州之地为河北河东两路。”在官制上，清《皇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记：“宋承唐制，阶品烦多，虽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科举制度上，清代修《续通典》卷一一八记：“宋承唐制，科目亦以进士为贵，南渡后每科进士及第勋至四五百人，盖倍于唐。”礼制方面，明代所修《明集礼》卷四“神主”条记：“宋承唐制，凡题主享前一日，质明太祝以香汤俗，……”)。所谓的“宋承唐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而并不能整个宋代在制度上都是承唐。一般而言，唐多指中晚唐，宋多指北宋甚或是北宋前期。而其所具体指北宋的哪个时期，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但无论如何，在这些论述中，无疑是在强调宋与唐之间的连贯。
另外一种意见则强调宋代与前代的不同与后代的相似。持这类观点的古代学者如王夫之、陈邦瞻等的着眼点是社会的总体特征(比如，明代学者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所记：“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此观点明确的将宋与元明列为一个时代。明末王夫之的《宋论》所持的，也是与此类似的观点。可分见于其有关宋之兴与宋之亡的言论。《宋论》卷一《太祖》记：“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已莫，天下之事毕矣。乃若宋，非鉴观于下，见可授而授之者……”同书卷十五有论宋之灭亡与汉唐之灭亡不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皇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也。”从王夫之所论而看，他明显的将宋与汉唐区分开来，而不同的一个时代)。其后，受西方史学影响与中国传统史学浸淫的新史学家们也多关注到了发生在唐宋时代的社会的变动。这其中，钱穆系统的表达他的看法的一个。他的观点可以见于多种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表述比较明确。在该书的第十章中，他将中国文化的进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是秦汉时代。第二是汉唐时代。第三是宋元明清时代。在他看来，汉唐时代的特点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而宋之后的时代的特点则是“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背融合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化怒放般光明畅盛”。[4]可见依据他的历史文化观，他将唐宋分为不同的时期。而与他不大相同的，是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在他的著名的《论韩愈》一文中所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继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学术文化者莫不如此。”以此论述为基础，陈寅恪先生在一系列的研究中都贯彻了这种分期的总体看法。[5]
上述各家之唐宋时代观与我们本文所要讨论的唐宋变革论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在讨论唐宋时代社会的变化时，他们已经敏锐的观察到了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点与后来的日本学者与美国学者的观察是吻合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他们的看法与由西方学者提出所谓“唐宋变革论”有这一个基本立场的不同。这种区别也就是“中国人看中国-历史”与“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区别。这种区别构成了两者本质的不同。这也是中国学者没有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根本原因。我们下面在探讨唐宋变革理论模式变迁时就要逐步明确所谓“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二 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模式
“唐宋变革论”公认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的。內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东洋史的研究上具有绝对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日本“支那学”的开山祖、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6] 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首先提出所谓“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这样一个观点。[7]对内藤湖南这一观点的介绍国内外学者已经很多了。[8]概括说来，他提出的看法包括主要几点。
首先，从总体上看，内藤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进而内藤论述了他所谓的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的不同。用最概括的语言讲，在政治层面，这种变革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在经济层面，宋代货币经济比唐代大大繁盛。在学术文艺层面，首先，唐宋变革表现为经学由唐代前期的注重家法和师法、倡导古说、著述以义疏为主，经过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义疏、欲立一家之言，一直到宋代转变为到宋代用本身的见解去重新解释经学；其次，在文学方面，从文章到诗歌的形式都变得自由，文学由贵族产物转变为属于平民。在音乐层面，音乐也由属于贵族的以乐为主发展为迎合平民趣味的以舞为主(内藤湖南的这一论断，是基于他的一整套的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的思考而提出的。同时，内藤唐宋变革论中的“宋代近世说”也成为他的中国史时代区分学说的核心。在内藤的分期理论中，所谓第一期（上古期）：“从开天辟地至后汉中叶”。第二期（中世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第三期（近世前期）：“宋元时代”。第四期（近世后期）：“明清时代”。而在各个期中还有所谓过渡期参见内藤湖南的《支那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关于观点最具代表意义的介绍与批评，可参见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东光》2号（1947年5月），中文译文见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其他的如：韩国学者金学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他整个的唐宋变革观念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第一方面，也就是在内藤湖南看来的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变革。而其他三个层面的变化则是基于此变革而产生的副产品。在内藤所构造的这种转变的框架中，有三个讨论元素是他着力强调的，即：君主，贵族，平民（人民、庶民）。此三者间的关系变动演生出了内藤理论的基本内容。详细可参见下表的说明。
| 君主 | 贵族 | 人民 | |
| 中世（贵族政治时代） | 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或贵族阶级的共有物 | 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产生世家。名族占据优越的政治地位。政治属全体贵族专有 | 在贵族眼中视若奴隶，有如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 |
| 近世（君主独裁政治） | 不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直接面对臣民，但不是臣民全体的代表，本身成为绝对权力的代表。 | 贵族失势没落 | 和君主直接面对，财产私有权的意义更加明确 |
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一变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点，即官吏该为选举以及朋党产生变化。朋党的变化主要是由唐代以贵族为主的朋党争斗变成了宋代的朋党争斗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的争斗。
由以上的的总结归纳可以看出，内藤湖南从中国唐宋时代历史中选取了贵族，人民以及君主这样带有社会阶层意义的元素进行分析。并将其作为他的全部框架的核心元素。这构成了内藤唐宋变革论的基本分析模式。从总体上看，内藤对于中国唐宋转型的研究是在借鉴一系列欧洲历史研究的成果。比如，对于欧洲封建制瓦解，一种最为常规的看法就是封建制的瓦解实际是十四、十五世纪间发生的君主开始真正控制国家，贵族与教会逐步丧失行政权力，人民也开始向臣民转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的历史特征包括比如新型君主制的产生，世俗文化的兴起等[关于以上欧洲封建社会瓦解过程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无法一一列举成果。简明很概括的介绍可参见朱孝远的《近代欧洲的兴起》一书。第2、4、6、8章的相关内容可以和内藤的观点相参照。另外，内藤湖南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中国的唐宋之际转变的结果是君主独裁权力的加强。有的学者比如Peter Bol认为这种强调是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核心的，目的是为了论证所谓的“中国停滞论”。大多数中国学者认同这一点，进一步认为内藤学说为日本正在兴起的军国主义服务。（参见张其凡前揭文，以及李华瑞的《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2002年浙江大学唐宋时代的变革（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有的日本学者也持此观点。（参见沟口雄三《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新史学》第1卷第2期。以及他的《方法とっ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实际是将内藤理论本身和其产生后产生的影响混淆起来。我个人认为，与其说内藤将独裁增长做为其学说核心，倒不如说是他在比较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并力图说明其转变过程。对于宋代后明清的所谓独裁制的增长问题他也是附带来论述的。因此内藤的唐宋变革学说中反映的实际上是他的“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中国学的反映。有关中国停滞论的问题，从战前整个国外汉学界的情况来看，中国停滞论确实是一种占据了主流的理论。在当时国际汉学的中心欧洲，这种理论被广泛接受（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但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理论本身分析来看，其中并不明显包含有肯定或者明显强调中国停滞论的内容。上文已经论述，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学说的比照对象实际是欧洲。也可以说，内藤是在用欧洲历史的框架来比对中国的历史。但他在强调中国出现的长时间的君主独裁制时，实际也暗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当然他可能不一定认为这种独特性有利中国的进步。相关观点还可参见钱婉约的《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他的分析在这一大的思路对照下展开，同时又不时的将他所理解的唐宋转型比附于这一进程。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具有开端的意义。而一种学说如果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则还需要其他学者继之而起的构建与发挥。这种构建与发挥可能是沿着原创者的本意前进的，也可能是分化或背离了原创造者的本来意图。这实际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战后，继续承袭其基本观点的学者包括稻页君山、小林竹夫、宫崎市定等京都大学学者。而他们中对唐宋变革论的第一位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丰富与再造者就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所发表的长文《东洋的近世》[9]可以看成这种丰富和再造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该文结构为绪论部分：东洋近世史的意义；第一部分：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观；第二部分：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第三部分：中国近世的政治；第四部分：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Nationalism）；第五部分近世的文化；第六部分：东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从标题可以看出，宫崎市定在承继了宫崎市定(内藤湖南)讨论范围（经济，文化，政治）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若干新的讨论。其中重要的包括第一部分的有关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探讨，以及第四部分的东洋近世国民主义的研究。此外，他还专门着重的探讨了东洋近世史的意义问题，并明确了比较东洋近世与西洋近世。
通过对《东洋的近世》的详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宫崎市定在描述唐宋之际的变革过程中继承了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的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他继续采用内藤理论最基本的有关唐宋变革在政治上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一论点。以及在由此论点演生出来的有关官吏的选举问题，党争问题，经济繁盛问题，学术文化问题（经学转变问题，文学转变问题，艺术转变的问题）等诸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的观点宫崎市定都给予肯定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上文已经说过，在内藤湖南最初提出的唐宋变革观中，含有用中国近世的特点比附西方近世的意味。尽管内藤在论述中并没有说出这一暗含假设更没有加以强调，但一般读者都可以通过常识发现这一问题。而这一倾向则成为笼罩宫崎框架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宫崎在50年代初的对于东洋近世的研究中所着力凸现的也正是要论证东洋近世与西洋近世是有共同特征和发展脉络的。他明确的表示要将欧洲近代的“普遍意义”应用与对东洋历史的研究。
把宋代以后作为东洋的近世、以前作为中世的分期法，似乎没有听到谁的异议。不过，对近世之名实在难以表示赞成的意见则听过不少。然而这个意见的出发点，似乎是只理解欧洲近世的特殊的意形，而丝毫未考虑欧洲近代具有的普遍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宫崎市定本文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探讨东洋近世于西洋近世中可以对照的地方。也就是在对内藤所划定的西方近世的模式中来寻求东洋近世研究的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宫崎在接下去的对政治等问题的讨论中，一般都要先详细说明西洋近世史中发生的情况，然后对照此情况来说明在东洋近世中同样有此情况的发生。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也承认东西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中世的割据，欧洲的形态是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形态是豪强贵族的地方自治——但总体上看他还是着力的强调了东洋近世与西洋近世的相似特征。对这种近世，宫崎认为可以说明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但宫崎强调这种普遍性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说明西洋的近世文明优于东洋的近世文明，宫崎宣称：“在我们猝然否定比西洋更早开始的东洋近世前，请试站在马可孛罗的位置看一看元代；或化身为利玛窦，观察一下明代的社会。”这实际上是将东洋的近世放在一个高于西洋近世的位置上来观察的。宫崎认为如果以种种西洋近世的特点分析，东洋近世的开始应当是在十、十一世纪，也就是宋代。而欧洲的近世则大概是在十三、十四世纪才开始的。因此，宫崎认为“我们不能否定东洋在一段时期中的先进性和领导性”。这实际上是在强调东洋近世之优越。在此基础上，宫崎市定强调了东西方历史的发展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影响的。宫崎市定认为东洋的文艺复兴等早于西洋，因而他强调了东洋对西洋的影响（比如在绘画领域）。他甚至认为即使是只在西方发生而没在东方发生的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大革命，其原因中也含有东方的重要影响。正是因为他要强调这种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所以在本文的正文第一部分他就详细就世界和东洋的交通情况做一论述。这也构成了他后面要说的东方影响论的基础。上面说的，是宫崎对内藤湖南学说极大的发挥的地方。他不仅论证了宋代及其后代作为东洋近世的情形，而且更将这种研究基于了一种与西方进行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凸现。
我们还要关注宫崎对内藤理论的另一个新的强调。在内藤看来，宋代开始的君主独裁制度“在宋以后逐步发达，到了明清时期，独裁政治的形式变得完备”。而宫崎对君主独裁制度的讨论则有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宫崎继承了内藤对于宋后君主独裁制发展的理论，并从政治体制上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而另一方面，站在以东方观察西方的角度，他更强调了这种君主独裁是东西方所共有的特征：“如果说这种东洋的独裁政治并非近代的话，则法国十八世纪的绝对王政时代亦该从近世史中排除。中国社会由宋代至明清，一直停留在有如欧洲的旧体制（ancient regime）阶段。”尽管宫崎也说了中国停留在欧洲的旧体制阶段，但这种强调所暗含的意味是东西方都经历了这一阶段，因此，否认了将此阶段做为中国特有阶段的看法。同时，宫崎对明清比内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在他的论述中，并没有说所谓的中国停滞问题，相反，却更多的在凸显明清在以宋代为开端的近世历史上的变化意义[10]
通过对内藤与宫崎唐宋变革学说的详细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宫崎对内藤的学说做了许多的发挥，但是两者在构造他们的唐宋变革论的时候所运用的讨论模式是一致的。这种模式的表现是：首先，他们在对唐宋政治变革的描述中将视点集中于君主、贵族、平民这三个抽象元素中。通过对此三者关系的研究构造出唐宋之际的所谓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这样一副图景。而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学者的大量讨论，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不断的对这一框架做出充实或者给予反驳与修正。比如在平民的基础上扩展出了自由民（公民）问题，并充实了对于奴隶问题的探讨，对贵族也给予了更为充分的研究，涉及到庄园，地主等问题。而对君主的讨论也开始扩大到了国家问题。这些扩展都是内藤与宫崎框架的内部延伸。而即便是反对的学者，也并没有摆脱内藤和宫崎所设定的基本话语平台。[11]第二，内藤与宫崎的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的中国。而非中国下的各个地域。他们的研究一谈便是中国君主，或者中国的贵族等等。这实际说出了内藤框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即中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其内部的各地域间与整体具有同样的特征，基本是“铁板一块”。因此在内藤和宫崎的讨论中很少看到对中国不同地域间发展差异的研究。这一问题在宫崎后的学者中得到了一些程度上的纠正。一些后来学者如柳田节子等也开始关注在宋代不同地域间在发展程度上具有的差异。提出所谓荆、湖南北路四川是“后进地带”的问题。[12]但这与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美国学者的研究具有本质不同。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内藤与宫崎的唐宋变革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参照西方的历史来探讨东方中国的历史。这种目的论在于它“假定文明能够，而且应当朝向‘现代性‘自然的成熟”[13]。而这种建立在中西比较上的目的论假设也成为以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为代表的唐宋变革论模式的基石。
三 Hartwell模式
内藤和宫崎的唐宋变革论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领域上，主要是局限于经济，土地，生产关系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藤和宫崎所设定的社会史的方向。但从讨论的对象来看依然是延续和充实了他们的设定。因此虽然观点林林总总。但主要还是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而导致的。并没有看到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的讨论。值得注意的到是，日本学者中的一些人，比如柳田节子等开始关注宋代不同地域间存在的差异，以此来修正宫崎市定的某些观点。（代表的是佐竹靖彦的《唐宋变革の地域研究》）这反映出宫崎体系中的单线模式开始在日本受到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导致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变革。[14]而唐宋变革论模式的变迁是最终由美国学者完成的。
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宋史的学者群中。与内藤宫崎等日本学者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对宋代历史的兴趣并非是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而来探讨它具有多少所谓现代性这样的问题[15]。他们对宋代的兴趣来自于在他们看来的宋代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变化以及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高峰意义的繁荣。[16]而就美国学者的关注点而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大部分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实际上都和所谓的‘士大夫’（士人）和他们的文化有关”。[17]这实际也成为美国学者在探讨唐宋变革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视角。可以说，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多是以士人在唐宋时代的变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的。这种思考的起点就是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最初的研究是由何炳棣与柯睿格（Edward Kracke）进行的。他们在根据宋代进士登科录（柯睿格）与明清两代进士及举人登科录（何炳棣）所做的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人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没有官职，因而是上升流动的。他们进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官僚贵族是依靠官职和考试而获得地位的，官僚贵族的构成具有很大的流动性。[18]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有较强的流动性是两位学者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之所以要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的流动性恐怕是和西方有关精英论研究的背景有关。西方对所谓精英（elite）的社会学研究是19世纪末伴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帕雷托及其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19]。实际上，何炳棣与柯睿格在研究中国宋代的官僚贵族问题时，是在以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这一理论模型进行诠释的。在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柯睿格与何炳棣的论著中找到精英（elite）与精英循环这样的提法，但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从他们开始就关注宋代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应当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他后来的学者贺若贝（Hartwell）。贺若贝改变了何炳棣与柯睿格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狭隘，而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来维持其地位。[20]这一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唐宋变革模式的一部分。这可以看成是我们后面要详细讨论的Hartwell唐宋变革理论模式的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西方中国研究的另一个取向。王铭铭先生在他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介绍了西方学术界上个世纪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情况。按照王先生的介绍，当代的社会人类学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亲属制度（包含家庭）、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而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类学的四大焦点已经完整的在汉学中扎根了。这其中，在经济人类学的范围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经济空间理论不仅引起了汉学研究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颇有影响。施坚雅对中国地域社会的研究代表了西方学者将社会人类学理论运用于汉学研究的一个时期。这主要指从五十年代后期延续到七十年代[21]。施坚雅是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度的同时引进区域研究法的。[22]他的区域研究方法中的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所有的区域系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和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致的，有的时候又有其特定的变化。[23]这一观点在八十年代被一些美国的汉学家发挥用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传统的观点常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线形的，而地区的差异是发展程度之不同，或是处于线形的不同阶段。而在区域研究法的影响下，八十年代的新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趋向是线形的，而发展过程是周期性的，地区的差异是结构的不同，并会有相反的运动。这被称为“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24]而后来的Hartwell也运用了这一基本思路，并进一步发展到了社会，政治史领域，从而提出了新的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模式。
此外，从七十年代开始，伴随着对日本学者内藤和宫崎提出的所谓中国的宋代是“近代早期”这一说法的否定，美国宋史学界逐步赞同不同文明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而研究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轨迹。持此看法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刘子健。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他的最为著名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他从文学，经学，政治团体等领域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 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当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奠定了后来的Hartwell唐宋变革论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时段划分格局。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Hartwell在1980年北京召开的从宋代到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变革：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25]并于1982年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周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该文在美国宋史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奠定了其后20年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讨论模式，其影响延续至今。Hartwell模式与内藤、宫崎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来自于上面我们所追溯的西方汉学界的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下面我们就这篇文章具体分析Hartwell所确立的美国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模式。在本文的开头，Hartwell即明确说明了他写作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框架。而构成他的框架的各部分元素是1，地区内部的发展。2，地区间殖民（setterments）的不同方式。3，政府的正式组织。4，精英分子在这个长期的变革中的社会和政治行为。
作者研究的基础是所谓的历史进程中的一般性区域周期的假设。他认为：
不同的人口绝对和相对密度，以及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率，与该地区内的公共行政、经济专门化、地方社会结构等性质密切相关，这种状态贯穿了区域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开辟期、高速发展期、系统性衰落期和均衡期。
我们上文已经详细说明了Hartwell这一基本假设的理论来源。而他本人又极大的发挥了施坚雅的经济空间议论。将其运用范围扩展到了唐宋史领域，并且突破了此理论只运用于地域经济研究的局限，而扩展到了社会与政治史领域。这也成为了Hartwell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Hartwell提出了一个贯穿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唐宋变革论框架。按照他本人的概括，这个框架的基本内容是：
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导致的不仅仅是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权威下放地方，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图像的变迁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阶层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地方性士绅家族所取代。
我们可以将他的模式简单归结为这样一个结构关系：个体区域经济发展，财富人口增长→不同增长水平间的地域人口均衡（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行政困难引发的中央权威下放地方，而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趋于停滞→主要统治阶层由唐代的世袭精英阶层发展到北宋的职业精英（官僚）阶层,再到南宋地域精英（士绅家族）。
按照Hartwell的看法，这一过程是贯穿整个750—1550年的中国历史的。但从他的描述中看，上面的转变的第一个周期的完成是到宋代结束。而其起点则是在唐代中期（实际上，按照Hartwell的看法与地域周期理论，不同地域间在人口，经济与社会上的变化也并不是同步的。他所归纳的变革也应当是分地域一波波进行的。因此，在他看来，有的地区的变化需要花数个世纪的时间。这也正是Hartwell将他研究的时段定在750年间的原因）。实际可以看到，Hartwell的唐宋变革观构成了他的从750—1550这一长时段研究的基础。实际上，Hartwell模式的三个环节是融会了前人的研究的一个综合体。他的来源包括：西方学者通常认为的宋代是科技和财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观点[26],施坚雅所认为唐代开始伴随人口增长和流动以及伴随而来的行政人员相对减少造成的政府行政困难，中央控制力下降的观点，以及Hartwell本人修正柯睿格和何炳棣的科举制度造成社会流动的理论后所提出的职业精英转向地域精英转化的观点。这一转变过程自其柯睿格与何炳棣的研究开始就在无形的受到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论的影响。而Hartwell更是直接借用了社会学中的职业精英与地域精英这一术语和背后所包含的理论背景。而贯穿在三个环节背后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地域的研究。
这一理论模式与内藤湖南的理论模式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本质的不同在于理论基础的差异。上文已经论及，内藤、宫崎理论模式的着眼点在于整个中华帝国。因此他们的分析是基于整个中国的。而 Hartwell框架的基础是中国内部具有不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周期的各个地域。此外，相对于内藤与宫崎所包含的比附西方历史的倾向,Hartwell的框架则更多的是从中国本身来研究的，而不再刻意的进行中西比较。也正因为这些原因，Hartwell明确反对了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宋代有一个到帝国专制主义的转变这一观点。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包弼德先生的认为这是的一种改变了日本学者创造的旧阐释中历史目的论的新阐释。[27]实际上，任何历史的研究都要受到研究者本人所处的学术背景的影响。这是无论什么时代什么领域的学者都不能摆脱的。我们上面已经分析出，Hartwell的新的唐宋变革模式实际也是套用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的。并且力图用那些模式中的理论模型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历史。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新的历史目的论么？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Hartwell的模式看成一个中转环节。它将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综合与整理。而在它之后，他的后来人又运用这一模式进行具体的研究，并使这一模式不断细化和丰富。这一细化的过程实际上代表了美国宋史学界近十多年来研究的一种趋向。在Hartwell之后的Hymes与包弼德等的研究都是朝这一方向进行的。在这其中，我们需要着重关注的是由Conrad Schirokauer 和Robert Hymes所编辑的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一书。该书是1986年一月在亚利桑那召开的宋代思想与行动的治国之术的讨论会（Conference on Sung Dynasty Statecraft in Thought and Action）的论文选编[28]。编入这本论文集的论文的作者都是美国宋史学界最重要的学者[29]。而本书收录论文的领域也不仅仅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史的领域，而且还进入了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诸领域内。这本书的前言是由Hymes和Schirokauer共同撰写的。在前言中，作者归纳了唐宋社会政治史领域内的主要变化。作者把这一变化的明确的分成了三个过程（Process）来理解。第一个过程是由施坚雅提出的人口增长与政府控制力下降理论。第二个过程是唐宋间经历了经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而这也导致了财富精英可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第三个过程是Hartwell所提出的北宋到南宋的精英地方化理论。而这三个过程也成为该书各篇文章作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反映出了这些文章是在Hartwell所设立的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30]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思想史领域，美国学者如包弼德提出了唐宋思想文化的转型表现在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解释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宋代学者相信可以独立政权来领悟“道”，以为地方精英的利益来服务。这些观点是Hartwell所没有提出来的。而这些观点一方面是受到了刘子健的南宋转向内在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在无形中延伸着Hartwell框架中的精英地方化理论。因为精英的地方化实际也就要求精英逐步摆脱中央的控制，也就要求精英转向自我的发展。
在众多学者关注唐宋变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另外一种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在宋明之际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这其中代表的是美国学者Bettine Girge对宋元妇女、财产与儒学家反应的研究。在本书中，她明确提出了蒙古入侵对中国的性别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妇女在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另外，大陆的一些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也提出了元代在宋明的政治制度变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32]对于宋元转型的研究现在正在逐步受到美国学者的重视。1997年七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召开了“宋——元——明的转型”讨论会。会议的论文集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Paul Smith主编）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我们关注新讨论的问世。
注释：
[1]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3页。另外，有关西方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概括性的简要介绍还可参见Bossler：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237—238.以及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
[2]参见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本文由游彪摘译自谷川道雄所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一书的第五章。另外，日本学者对到唐宋经济变革问题研究的回顾还可参见渡边信一郎《日本唐宋变革期研究现况与研究课题——特别以农民土地所有的形成为中心》（《为新历史学而写》176），以及大泽正昭《唐宋变革的历史意义》，《历史评论》357。
[3]丸桥充拓的《唐宋变革史研究近况》，《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10月）。
[4]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3—204页。此外他在《唐宋时代的文化》以及《理学与艺术》等文章中也表述过相关看法。
[5]有关陈寅恪类此观点的详细说明可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6页。以及王永兴的《我与唐史研究》，载于《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4—506页。两文有所不同。
[6]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一册第18页中有关内藤湖南的介绍，中华书局1997年版。内藤湖南之贡献，可参见宫崎市定:《独创の支那学者内藤湖南》,《中国に学び》，中国学者中有关内藤湖南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的中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另外有关对内藤的介绍，还可参看她的《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
[7]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10年），中文译文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一册。他的相同观点还可参见《中国近世史》第一章《中国近世史的意义》（《内藤全集》8内容相同），东京：弘文馆1947。其实，内藤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参见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pp168—210。以及包弼德（Peter Bol）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pp65的注释2。
[8]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 14卷第4期（1955年），pp533-552 以及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 Mass: Co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84），pp.168-210 以及Tanigawa Michio：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1987） pp150—168。另外，中国学者张其凡等也介绍过内藤湖南的研究，参见张其凡前揭文。
[9]教育时报社1950年出版，后收入《亚洲史论考》上，以及《宫崎市定全集》第2卷，1992年岩波书店出版。中文译文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一册。
[10]需要说明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宫崎又在《从部曲到佃户》一文中吸收了个方面包括批评的意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相关介绍可参见张其凡前揭文。
[11]有关战后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的介绍可参见宫泽知之的《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12]参见张其凡前揭文。另外，有关日本学者地域史的研究情况可以参见岡元司、勝山稔等的《相互性と日常空间——“地域”という起点から》，载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人の认识——相互性と日常空间》，汲古书院东京2001年版。
[13]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2页。
[14]一些学者如砺波护也在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探究唐宋之际的国家与官僚，贵族的关系（参见砺波护的《三司使の成立にっいて》，《史林》1961年44卷第4期 以及矢野主税的《“使”制度の发展にっいて》，《史学研究》1940年第12卷第2号）。
[15]参见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的序言部分。赵冬梅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参见包弼德《美国宋代研究的近况》，《新史学》第六卷第三期，第187页。另外还很说明这一观点的例子是体现在由Fairbank和Merle Goldman所编著的China: A New History一书中的。该书是在美国非常畅销的一本有关中国通史的书，并被认为是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的入门书。而在此书中，有关宋代的标题是这样的：China’s Greatest Ag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这里将宋称为greatest age，并从宋代的物质增长，教育和考试制度，理学的创立以及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的形成各方面加以研究。可见美国学者认为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具有高峰意义的。
[17]包弼德《美国宋代研究的近况》，《新史学》第六卷第三期，第188页，另外有关美国学者对士人研究的状况可参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第2章《士的转型》。刘宁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Edward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JAS1 10(1947)，第103—123 页。以及他的Reli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载于Fairbank所编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utions中，（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1961）第251—268 。以及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olumbia 1962）。另外有关他们的研究的介绍与评论可参见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第13页。以及李弘祺的《公正、平等与开放》，载于《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1980），第23—35 页。
[19]有关精英理论的介绍，可以参见李强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24页。以及Malcolm Water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译本杨善华翻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20]参见Hartwell的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一些学者如Chaffee认为Hartwell对科举制度在维系社会精英阶层中的作用的估计偏低。参见他的《宋代科举》一书。
[21]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22]对于施坚雅相关观点的介绍可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译本林同奇翻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4—146 页。
[23]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收入他所编辑的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文译本叶光庭等翻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2—297 页。此外，施坚雅的理论中还认为中国从唐代到清代的历史中经历了一个政府的衰落期，这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政府人员的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此观点也在影响了后来的Hartwell的唐宋变革论理论框架的创建。
[24]参见吴承明为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所写的序言，见该书的第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本文所采用的译文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小南先生的研究生们的翻译。特表示感谢。
[26]最主要的研究是Mark Elvin的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7]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28]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les, Oxford)
[29]其中包括Peter Bol, John Chaffee, Theodore de Bary, George Hatch, Robert Hymes, James Liu, Conrad Schirokauer, Paul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Linda Walton。
[30]还有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包弼德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该文在总结所谓新的阐释的时候所说明的新的阐释的观点就是Hartwell所确立的模式的内容。所增加的是对美国学者在有关思想史文学史与哲学史的转型的研究的介绍。在而这些Hartwell模式所没有包含的领域内，所谓的转型也是为了对应和证明Hartwell的社会政治史转型模式。
[31]Bettine Birge: 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960–136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
[32]阎步克先生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品位—职位”视角，按照这一视角，在官僚等级制度上，唐宋可以算做一个时期，而明清又可以算做另一时期。张帆先生通过对金、元两代散阶制度的研究论证了元代在宋明间的转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5页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