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著作中，经常可以碰到“东方专制主义”（或曰“东方专制制度”）这个名词。尽管迄今“东方专制主义”一词仍然没有为大家所公认的确切含义【1】，但大多数使用这一名词的人，是把“专制制度”与“东方”这样一种地理概念联系在一起【2】。自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以来，大多数主张存在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人，都强调“东方”国家政体的普遍专制性质【3】。“专制制度”是否与“东方”结有不解之缘？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据M·萨维尔的研究，“东方专制主义”这个名词最早是在1758年出现于爱尔维修的著作《精神论》中，但是流行起来是在1761年布朗热的《东方专制主义起源之研究》一书出版之后【4】。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名词在18世纪的法国出现和流行，只是法国大革命前夜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它是一些思想家借助于外国的某些事情来抒发自己的政见的产物，并不是对东方各国的历史，其中包括东方各国古代的历史，进行过科学研究的结果【5】。对于东方古代历史的科学研究开始于埃及学和亚述学产生并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之后，也就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尽管“东方”、“西方”这样的概念在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的著作中用得极其广泛，但是我们认为，把地域概念和一定的政权硬性地连在一起是不科学的。
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千差万别，无不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归根结蒂，都是遵循着统一的规律即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制约。作为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必然产物的国家，总是与私有制、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一定程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这就决定了世界各国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采取的政权形式常有相似之处。但是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相同——按主要的条件说相同——的经济基础，仍然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上所与的事情，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形和等级差别。这些都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所与的事情的分析方才可以理解。”【6】
纵览世界各国历史，我们只要不怀偏见，很容易就会发现，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决不是仅为某些地区的某些国家所专有，也决不是在某些地区从国家一开始产生就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专制政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千差万别。
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古代希腊世界出现过的早期僭主和晚期僭主，都带有某种程度个人专制的性质。但是，这种个人专制性质的僭主政治是发生在古城邦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而且早期僭主不同于晚期僭主。臣属于波斯帝国的希腊城邦中的早期僭主。叙拉古的僭主不同于科林斯或雅典的僭主。古代罗马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元首制，实质上是个人的专制。但这是在共和制度的传统还有强烈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个人专制。正因为有这个特点，元首政治的实质就成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7】。罗马帝国晚期在阶级斗争和国内外多种矛盾极端尖锐情况下产生的“君主制”，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制。封建时代欧洲各国出现的专制主义政权，情况也都有所不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从形成的历史到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关系都有所不同。两者又显然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出现的英法两国的绝对君主制。拜占庭的专制政体不同于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之后在西班牙所建立的专制政权。近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当然不能混同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尽管希特勒也是自称“元首”!
对于欧洲以外各国政体的演变和异同，我们同样应该在掌握尽可能多的确凿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对世界各地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具体情况仍有许多没有彻底弄清楚的地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内最早出现的国家并不是专制主义性质的【8】。专制主义只是在原始的国家出现以后许久才逐渐形成的。就亚非地区而言，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时代的专制主义也都因时因地而异。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胜利，民主制度Et益发展，不断扫除专制主义的残迹。古代埃及法老的统治有别于赫梯的国王。波斯帝国国王治国的方法又和亚述帝国的国王不一样。即使是在亚述帝国内部，不同的国王所依靠的政治势力也不一样。同是以小亚细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赫梯王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土耳其苏丹的政权组织形式大不一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毫无疑义，“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概念长期流行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当西欧的一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近代的民主制度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日益发展的时候，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仍然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历史上文明发达很早的一些地区内的国家，诸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普遍存在着专制制度。而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非专制主义的国家形式，久已不为人们所知。即使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有一些关于古代的非专制主义国家形式的记载，也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为研究者所重视。一般说来，专制主义的存在是与自然经济占优势分不开的。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至于说到城邦制度中程度不等的民主制成分，绝对不能离开它是直接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演化过来这一基本事实来考察，尽管对于城邦产生和发展的具体途径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
按魏特夫的说法，包括埃及、西亚、中国、印度、墨西哥、秘鲁等地在内的所谓“东方”，由于水利灌溉对于农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决定了社会的分工情况、村社组织的长期存在，决定了作为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管理者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必然实行专制统治。他自己也感到这套理论有很大漏洞，所以又补充说，水过于少或过于多，不一定导致政府对水的控制，政府对水的控制也不一定必然引出专制主义的治国方法。只是在那样一些地方，即在靠天然降雨经营的农业的强大中心的影响之外，有着约略超过靠采集维持最低生活的经济水平，但生活水平又是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的水平之下，才存在他所说的特殊的水力社会的生活秩序。【9】很明显，这完全是他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凭主观想像捏造出来的一套模式。凭借这样一套模式，再加上他的所谓“边缘”、“准边缘”的理论【10】，他就可以把“东方专制主义”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许多多的国家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而且可以把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制度产生的原因与“东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А·И·久梅涅夫是一位有很大成就的学者，但是他对地理环境和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关系有不正确的看法。1957年和1959年，他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11】，是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性质和政体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按照他的说法，正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业灌溉的形式不同于希腊罗马，决定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古代或是在现代，地理环境对于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建筑水利灌溉工程的需要，对于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可能产生某种影响【12】。但是，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水利灌溉对于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极度加以夸大，那就可能引出荒谬的结论。事实表明，专制制度与水利灌溉的方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整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不单纯取决于水利灌溉的方式。相反，水利灌溉的方式的变化是受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所制约。两河流域农业发生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灌溉农业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13】。灌溉农业出现之后，并不能使生产力和分工就此停滞不前，不再继续发展。
在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赫梯帝国都存在过专制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专制制度与水利灌溉的方式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大夏、贵霜都是奴隶制的专制国家，可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水利灌溉的方式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欧洲以外各国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与水利灌溉决定政治制度论者的拙劣公式，显然是格格不入。
就是在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区，尽管水利灌溉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有十分巨大的意义，那里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能给水利灌溉决定政治制度论者提供有利的论据。首先，水利灌溉在国家产生之前数千年即已出现。第二，在出现包括整个地区的统一国家之前，为数众多的范围窄狭的城邦，仍然可以管理水利灌溉事宜。第三，城邦与专制制度显然不是一回事。
现代历史科学已经证明，在古代亚述存在过贵族共和国，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存在过城邦，在古代印度长期小国林立，其中有的是共和国，在古代也门并不一开始就存在专制制度。
有些人，例如С·Ф·凯切基扬认为，村社制度的长期存在是在亚非地区一些古国中形成专制制度的原因⒁。现代历史科学的研究说明，村社与各种政体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尚待深入进行研究。至少可以指出，在亚非地区出现城邦的时候，村社显然是存在的。两河流域的大量泥版文书可以证明这一点。
各种流派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者所列举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特征，大体说来有这样几点：严格实行中央集权；拥有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专制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可以随意作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专制君主加以神化，并且借助宗教进行统治。这几点是否仅仅为“东方”的专制主义所特有，我们可以作点粗略的分析。
首先，存在于自然经济居于统治地位、交通不便的奴隶制社会的专制制度，可以而且确实实行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但决无现代意义上的严格的中央集权。仅仅根据与汉谟拉比有关的一些文件就断定古代欧洲以外地区的专制君主都是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恐怕是以偏概全。无论是在古代埃及，还是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长期存在的都是全国的不统一，都是分裂和割据。
任何一个幅员辽阔的专制主义国家，必然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专制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这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没有这一条，也就算不上什么专制君主了。奥古斯都难道不是实际上集一切大权于一身吗？尼禄的胡作非为，难道不是凭个人的好恶进行统治的典型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集权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封建社会末期英、法两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比不上秦始皇。但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不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在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传统。
采用各种手段，例如建立豪华的宫殿、陵寝、规定种种繁琐的礼仪，借以显示自己的尊严，这是专制政体下的一种通例。当然，不必否认，历史的传统，民族的风习，在这方面会有所反映。但这毕竟是一些枝节的表现形态，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抬高专制君主的威望这个共同目的才是最本质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罗马的戴克里先为了抬高自己的威信所规定的宫廷礼节，乃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并不简单地是受了东方的影响。
君权神授是一切专制君主用来强化其统治的共同的精神武器和国家学说。如果不是为了神化自己，奥古斯都就不会赞赏维吉尔歌颂尤利乌斯家族的祖先的长诗。在所有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神权和王权都是相互为用的，这已无须证明。
综上所述，可见，世界上并不存在具有特殊本质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众多国家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专制主义政权，有过这方面或那方面较为突出的特征。“东方专制主义”这个名词缺乏科学的内容。专制主义非“东方”所特有，“东方”的专制主义也没有特异的本质。
注释：
【1】无论是对“东方”所包括的地域，还是对专制制度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都有不同的理解。请参阅魏特夫的名为《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国家的比较研究》的专著，以及苏联的出版物中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
【2】见上述魏特夫的书，并请参阅萨维尔：《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Marian Sawer，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1977年，第4—12页，197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由В·И·库济辛主编的《古代东方史》的序言。
【3】参阅В·Н·尼基弗罗夫：《东方与世界史》（В．Н．Никифоров，Вос-ток и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莫斯科，1975年，第20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卷，第267页。
【4】萨维尔：《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Marian Sawer，Marx- 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1977年，第1617页。
【5】萨维尔：《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Marian Sawer，Marx- 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1977年，第12—25页。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即已包含“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萨维尔，《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Marian Sawer，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1977年，第5页），那是一种误解。亚里士多德虽然说过什么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政治学》，1285a的话，但并没有把专制主义与特定的地域联系起来。）
【6】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25页。
【7】参阅Н·А·马什金：《奥古斯都的元首政体》（Н．А．Мащкин，При-нципат Августа），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l949年。
【8】参阅《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写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北京，第28页。
【9】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国家的比较研究》，第12页。
【10】参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国家的比较研究》，第六章。按照他的构想，水力社会的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和“准边缘”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罗马帝国的产生就由于长期“东方化”的结果。可是，就在中国近旁的日本，由于地理环境决定的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管理水利灌溉，就没有形成“东方专制主义”，而是形成了西欧式的封建制度。总之，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也是可以任意加以解释的。
【11】见《历史问题》杂志，1957年第6期，1957年第9期，1959年第12期А·И·Тюменев写的文章。
【12】顺便说说，从50年代后期起，苏联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有些人，竭力强调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这种讨论是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有关的。请参阅萨维尔，《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Marian Sawer，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1977年，第104～139页。
【13】参阅《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9—12页。
【14】参阅《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5卷，第131—132页。
原刊《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选自《廖学盛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