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中国古代史论坛暨“‘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史学月刊》、《读书》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科研局、马研院、世界史所、近代史所、经济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历史所等多家单位30余位学者与会。
会议围绕如何看待“封建”、“封建社会”概念的演变、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列主义的封建观、中西方封建社会的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以及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意义与实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封建”、“封建社会”概念的演变
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认为，“封建”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近期内也看不出能够获得统一的认识。关于封建概念的演变区分一下不外乎三种：一个是名实之争，一个是内容之争，一个是牵扯到社会形态。名实之争相对说最好解决。内容之争比较复杂，这个问题要一致可能比较困难。关键是第三个，更难，牵涉到社会形态，牵扯到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指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所谓“循名责实”实质上就是否认“封建”概念演变的合理性。张岂之、刘文瑞(清华大学)认为，“封建”这一词汇，在社会发展中和学术研究中已经发生了语义变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把“封建制”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给这一词汇注入了新的内涵。经过长期的讨论，现今学界所说的“封建社会”，其概念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周封建制，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封建制。
第二，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列主义的封建观
与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封建观是否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特点、能否用封建社会概括中国自秦至清的发展阶段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否存在“泛封建观”等方面对马列主义封建观进行了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封建观是否具有普遍性。李根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西欧历史实际的分析出发，主要从生产方式角度建立了其封建观。他们注意探讨其经济基础及其与相应上层建筑的关系，并赋予其封建制度某种普遍性的品格，已经大大超越了“西义”封建概念。马克垚认为，封建社会的普遍性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认为那些否认马克思的“封建”概念含义的普遍性的论者，抹煞了马克思笔下的“封建”概念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概念的间的根本区别。
关于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特点。卢钟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指出，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关于封建的一些说法，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封建社会形态，并把生产方式理论注入封建社会学说中，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体系。李根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揭示了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本质及其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为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观察封建社会指明了方向。吴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学说，前后也不是一样的，早期和晚期也有不同。
关于能否用封建社会概括中国自秦至清的社会发展阶段。李根蟠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生产方式角度认定秦以后是封建社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能因为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而予以否定。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观点来看，他们所概括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用来说明中国自秦至清的历史的。张岂之、刘文瑞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广泛运用，其贡献是显著的，不容任意加以否定。刘明翰、刘丹忱(中国政法大学)声称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历史阶段不容否定。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不同意以上学者的观点，她认为把中国中古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抹煞了与西方的差异，无视中西方各自的特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否存在“泛封建观”问题。李根蟠不同意所谓封建观“泛化”之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列宁的封建观是马恩封建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封建观则是马列封建观的发展。这种发展变化是合理的，反映了人类认识进步的正常过程。那些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封建的剥削关系、封建的所有制的阐述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违背了马克思的原义。瞿林东也认为将郭沫若、翦伯赞、候外庐等学者视作“封建泛化”论者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是强加给他们的。庞卓恒、刘明翰、刘丹忱等学者同意他们的认识。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则认为当前在近代史学界，使用“封建社会”、“封建”一词的时候，存在泛封建的倾向。
第三，中西方封建社会的比较
多数与会学者指出封建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东西方封建社会又存在差异。
与会学者指出，东西方封建社会共同性是主要的，特殊性是次要的。卢钟锋将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共性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剥削形态都是以地租为手段，三是都存在依附性和超经济强制。张岂之、刘文瑞、方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栾成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则从地主制与领主制的角度考察了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共同性。张岂之、刘文瑞指出，西欧的领主封建制是产权制度安排，中国的西周封建制是政治制度安排，而“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则是对相应社会形态的抽象。方行认为，西欧的封建领主制和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之间，统一性要大于特殊性。栾成显指出，秦汉至明清时期是地主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西欧中世纪则是领主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明显的不同，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庞卓恒强调应该看到封建社会本质特征的共同性及其具体形态的多样性。
与会学者对中、西方封建社会的各自特点进行了分析。张岂之、刘文瑞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皇权专制和等级制度；第二，独特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结构；第三，政教分离和思想变化；第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卢钟锋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其政权形式、国家形态是专制主义。吴承明称，秦汉以后中国封建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宗法，或者说血缘关系。张国刚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包括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等。黄春高(北京大学)从“封建主义的悖论”的角度对西方封建社会特点进行了揭示，认为悖论现象反映了西方封建主义范式的理论危机。
也有学者强调应重视对中国封建社会特点的揭示。吴承明指出，我们写历史就是要根据本国的情况，详细地揭示其特点。张国刚(清华大学)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实际上应该更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黄敏兰赞同他们的看法。
第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
与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是否存在所谓“单线论”与“多线论”的分歧以及“非社会形态化思潮”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特点。李根蟠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演进的学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常规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应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林甘泉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是普遍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但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栾成显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是本质与现象、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多样性等的辩证结合。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最终是要构建一个历史普遍性的规律。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是否存在“单线论”与“多线论”的分歧。李根蟠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单线论”，或者把它说成“多线论”，都是片面的。卢钟锋指出，马克思始终以生产方式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发展，这一点他是不变的。因此，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是一以贯之的。庞卓恒强调在马克思和他开创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单线”和“多线”的所谓“自相矛盾”的问题。刘秋根(河北大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学说不存在所谓“单线发展观”与 “多线发展观”的对立，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学说体系。刘明翰、刘丹忱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决不是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单线、多线的矛盾或不一致。
卢钟锋对“非社会形态化思潮”进行了细致梳理。他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史学界存在一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把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与唯物史观是直接对抗的，更是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相违背的。
第五，“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意义与实质
与会学者就当前“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认为，上个世纪20—30年代，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各种讨论就已经开始。此后，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并没有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太多的争议。但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关于“封建”一词的含义，以及是否能够使用“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自秦至清的社会，争议再起，成为近年来能够在历史学界引起较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这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泛的具体的学术性问题。张岂之、刘文瑞认为，近年来，史学界对“封建”一词的讨论再次受到关注，有助于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马克垚(北京大学)指出，封建名实的问题近年来在史学界受到关注，引起讨论，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学者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关心，理论意识的增强。
与会学者对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实质予以分析。李根蟠指出，对封建名实以及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的讨论，从来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问题和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牵涉到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肯定还是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当前一些学者对封建概念的讨论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问题，而是“封建”的提法到底能不能用，其最后指向是社会形态。林甘泉认为，当前有关封建的讨论，其指向实际上是政治而非学术的。卢钟锋提出，现在不少学者讨论封建名实问题，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实质是借着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来去除封建社会形态，即要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李红岩、周自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也提出类似观点。
不少与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理论建设。林甘泉指出，当前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回过头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不能回避。马克垚也认为在讨论中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解是一个大问题，应该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廖学盛(中国社会科学院)则强调，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而且长远的需要。加强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研究，是当前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
与会学者还对新近出版的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
此次会议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问题意识强，现实指向明确。此次会议旨在扎实地推进对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及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做出更一步地探讨。第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议为各种思想、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交锋的平台。因此，这次会议对于推动史学界关于“封建”及封建主义问题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