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柳立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唐宋变革”的要义，是唐宋两代既有延续，也发生了一些划时代的改变，一方面使唐宋两代在某些重要领域产生断裂，另一方面是变革的结果——宋型文化，开启了中国的近世，元明清三代只是延续，没有再产生划时代的改变，亦即没有宋元变革、元明变革或明清变革了。
最明显的断裂，当是统治阶级的构成和性质。唐代虽有科举，但名额常被世家大族占去，寒门难以争胜，故统治阶层仍以世家大族为主，开放程度不高。北宋统一，是以北统南，统治阶级其实跟唐末五代差不多，抽象来说，宋初政权仍是北方性格，常以北人的价值观念来治理天下。例如，太祖和太宗看到南方诸国有些已实行父子分居异财，就无法忍受，硬要恢复同籍共财，违者处死。变革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才真正发生，拜科举改良所赐，社会流动快速展开，意义有四：一是统治阶层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旧的和新的世家大族虽仍占有各种优势，但已无力垄断。二是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官户）与被统治阶级（the ruled class，民户）之间不再如天地之隔，彼此的流动是史无前例的频繁，平民子弟上升为统治者的比例是史无前例的高，仕宦子弟下降为被统治者的比例也是史无前例的高。这既带给被统治者无尽的希望，认为富贵并非全然命定，后天仍有可期；也带给统治者无穷的压力，因为不但富不过三代，贵也是难逾三代，而各种得富贵和保富贵的方法，实质的如家族制度，虚无的如积阴德看风水，乃成热门话题，超越前代。三是南方人透过科举逐渐入主中央政府，登庸拜相者比比皆是，形成南北人共治，打破了宋代开国由北人主政的局面。由北人以枪杆子打来的政权，现在由四方人士凭着笔杆子共享合治，也算是一种和平的政权转移，其性格也由北方转变为兼具四方，未尝没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是科举入仕者的出身是高低与贵贱俱有。就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来自士、农、工、商、军、医、仆等家庭；就家庭身份来说，他们有的是嫡子，有的是庶子（妾之子如宰相韩琦和史弥远）甚至私生子；有的是守节妇之子，有的是改嫁妇之子（如副相范仲淹）。他们执政之后，是否多少会照顾这些家庭和人士的利益？无论如何，能够负担举业的，大多是中产之家，我们可以大胆说，宋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产之家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对前代是断裂，对后代是开启。
统治阶级的成分改变了，许多改变随之而来，例如平民和南人成为立法和司法者之后，将民间和南方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念带进法律领域，使宋代的法律文化呈现中产之家的特色。新的法律主动允许子女与父母同籍而异财，承认子女独力赚得的财富属于个人私财，局部打破了同居共财的儒家传统，反映宋代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新法也允许子女控告继母侵犯他们对家脉或家产的继承权，局部打破子女不得控告父母的礼法传统，反映宋代法律由强调当事人的身份转而依据其罪行来审判。南方女子多投入生产，有见及此，新法提高未婚女儿对父亲遗产的继受权，她们以前只能得到兄弟聘财的一半，现在可得到兄弟继承份额的一半。新法让寡妾享有对亡夫遗产的受养权，司法上也让她们享有一定程度的立嗣权。新法也提高赘婿的继受权，以回馈他们对妻家经济的贡献。总之，新的法律注重“责任”与“权利”的对应，不大管这个人的性别或地位。在这前提下，新法造就了有条件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力保障中产之家的财产权，刺激了宋代经济的革命性进展。也许资本主义不能在传统中国发生，问题不在法律，而在其他因素。
对任何议题，只发议论而无论证都不算历史研究，只算问路的石头。我要问的是：其一，宋代以后的统治阶层有没有更为开放？毫无疑问，举业资金的筹措是一大关键，宋代似乎主要依靠个人或家庭便可，其次是家族、朋友和科举会社等，不知明清是如何？清人沈垚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假如明清真的是非富有如商者不能为士，那么精英阶层的代表性反而有点减少了。今日崇尚民主政治，但选举经费大都非个人所能负担，所产生的统治阶层，不知代表谁的利益为多？究竟应如何开放统治阶层，使之更有代表性？其二，在统治阶层的构成和性质上，假如明清再没有大变，原因何在？中产之家一方面是稳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否成为阻碍变革的力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2期5版“特别策划”文章之一，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