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理工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 南京市海福巷一号 210007）
十多年前，我发表在《茶博览》（1996年夏之卷，6月出版，总14期）的文章《宋代政和茶歌选析》提到：“福建政和，自唐以降，向为产茶盛地。宋时，更以北苑团茶闻名遐迩。茶业的繁荣为茶歌的孕育创造了条件。宋代太史滋兰写有《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三首茶歌，即反映了当时政和茶乡的风土人情及茶业发展景况，也是研究政和茶史的宝贵资料。”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误解，《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这三首茶歌是晚清政和县宋滋兰（姓“宋”名“滋兰”的人）的作品，“宋太史滋兰”，既不是宋代的“太史”滋兰，也不是宋代姓“太史”名“滋兰”的人。因此，文章的题目只能改为《清代政和茶歌选析》才准确，特此纠正，并向茶界朋友及各位读者致歉，敬请谅解。现将写作时出错的原因、发现错误的过程、错误造成的影响作出说明。
一、写该文时的疑虑
1992年，我在苏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把研究兴趣和学位论文锁定在中国近现代茶叶经济史领域。1994年毕业后，一如既往地进行相关研究，并把研究视野从中国近现代向前推进到原始社会，于1997年写出了《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书稿，1999年由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的优点是很明显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鼓励，但缺点也是十分突出的。最大的缺点有两点：一是校对不精，出现了不少不该错的问题；二是近代茶史研究比较扎实，古代茶史研究则显得单薄。校对不精问题当然我有责任，但主要是出版社不负责任的结果；而古代部分茶史研究单薄是我当时的研究功力和研究精力所限造成的。《宋代政和茶歌选析》一文出现的错误就是研究功力不足的产物。因为，比较而言，我对古代部分茶史研究不多，成果很少，不如近代部分茶史研究熟悉，这样，在写作古代部分茶史时出问题就可能难免了。大约在1994年，我了解到有《茶博览》这个刊物，遂向该刊投过《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得奖华茶》一文。该刊很感兴趣，建议我把资料出处寄给编辑部，说要请专家进行校订。我怕麻烦，就没寄过去。刚好手头有堂弟从温州师范学院借来的吴觉农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阅读过程中，发现民国八年重修《政和县志》卷二十《礼俗》载有“故宋太史滋兰”的《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觉得这三个曲子形象生动地描绘了种茶、采茶、制茶茶业生产的完整环节，很有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所以就辑出并加以简析，向《茶博览》投了《宋代政和茶歌选析》的稿件。由于《茶博览》是通俗读物，不用注释，当然就没有也没必要注明资料的出处。
投稿后，我没想太多，虽然不大能确定“故宋太史滋兰”到底何意？不久得知文章要发表时，心里却犹豫不决了，怎么办？因为该县志卷二十《礼俗》说：“政邑茶叶兴盛，风俗为之一变，故宋太史滋兰有种茶、采茶、拣茶各曲，盖歌咏当同风土也。录之足征政俗。”最难办的是要搞清楚“故宋太史滋兰”何意？我当时的理解是“故”即过去、古代之意，“宋太史滋兰”即宋代的“太史官”姓“滋”名“兰”的人，或“太史官”姓“宋”名“滋兰”的人，或宋代姓“太史”名“滋兰”的人。为此，我查《宋代人名大辞典》、《宋史》、《全宋诗》等书，又查《人名大辞典》、《姓氏大辞典》等之类的工具书，最终一无所获。时间紧迫，不得己，只得请尚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的师兄马俊亚代为查找。马师兄虽甚为出力，但告知我查无此人，他也无能为力，说不清到底有没有此人？此时，《茶博览》催要修改稿正急，我主观认为，宋代福建茶产业已较发达，“故”即过去、古代之意，那么“宋太史滋兰”即宋代的“太史”叫“滋兰”的人，这样既解决了茶曲作者的时代问题，又用“宋代太史滋兰”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来解决到底是宋代的“太史官”姓“滋”名“兰”的人还是宋代的姓“太史”名“滋兰”的人这一不易确定的问题。
二、发现错误的过程
该文虽然发表了，但我心中一直心存疑虑：为什么《宋史》、《全宋诗》、《宋代人名大辞典》等书查不到“宋太史滋兰”？是不是他官太小或“太史滋兰”此人是政和县的一般人士，所以难以查到？一二年前，接到南京农业大学的朱自振先生电话，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经济史专家李根蟠先生想查证一下《宋代政和茶歌选析》的出处，问我从哪里看到这个资料的？我赶到南京农业大学对面的“莫泰l68宾馆”，如实向李根蟠先生作了回答，也说出了我多年来的疑虑，并相赠吴觉农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329页）所载民国《政和县志》卷二十《礼俗》《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内容复印件。李根蟠先生看完复印件，肯定地说，仅凭这一页纸，无法确定“宋太史滋兰”是不是宋代人？认为要查宋代有关资料和民国《政和县志》等相关记载，才能最终证实此人身份。2010年10月22～25日，“首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李根蟠先生与我均到会。相遇后，李根蟠先生热情告知我，“宋太史滋兰”到底何意已查清了，这是当过史官（人们尊称当过史官的人为“太史”）姓“宋”名“滋兰”的晚清福建政和县人。因此，《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这三首茶歌是晚清时的作品无疑，而不是宋代的资料。李根蟠先生不但详细讲出了有关太史宋滋兰的资料出处，还语重心长地嘱咐我：“采取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响”。回到北京后，李根蟠先生很快寄来了民国八年重修《政和县志》卷二十七《文苑》涉及宋滋兰的复印件，又给误引我文章的沈冬梅博士写了一封言辞平和但发人深省的信，并复印给我。该信如下：
沈冬梅先生：
近读大著《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发现了一个错误。该书论述“诗词中的宋代茶艺”时引用了“太史滋兰”的“政和茶歌”——《种茶曲》《采茶曲》《拣茶曲》，作为中心论据之一。我据陶德臣先生提供的线索核查，这三首茶歌出自民国八年续修《政和县志•艺文》（误，应为“礼俗”——陶德臣注），作者署为“宋太史滋兰”。但这里的“宋太史滋兰”，既不是宋代的“太史”滋兰，也不是宋代姓“太史”名“滋兰”者，而是晚清福建政和县姓宋名滋兰的人。因光绪丙戌年宋滋兰与其弟宋滋耆同举进士，入国史馆，由协编至编修，故在姓后名前加上“太史”尊号。事见该书卷二十七文苑传（附复印件），同书儒林传“宋滋耆”（见该书卷二十六——陶德臣注）亦载此事。故这三首茶歌是晚清作品，而不是宋代政和年间的茶歌（“政和茶歌”）。陶德臣先生从吴觉农编的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编中看到这条材料（该选编只收录了宋滋兰的茶歌，未收文苑宋滋兰传），误以为是宋代的茶歌；你引用陶文而未核对原书，故铸成此错。坦率地说，这个错误太离谱了。这几首茶歌与宋诗风格很不一样，如果是宋代作品，为什么在宋代及相关典籍中不留痕迹，《全宋诗》也没有收录？你是搞宋史的，宋代的太史或诗人中能找到“滋兰”这个人吗？这么多疑点难道不应该寻根问底吗？
另外，《种茶曲》的标点亦可商榷。书中标点是：“茶无花香满，家家无田钱；万千山农种茶山之巅，长镵短褐锄云烟。”我觉得应标点为：“茶无花，香满家；家无田，钱万千。山农种茶山之巅，长镵短褐锄云烟。”这样标点文意似乎比较顺畅。盖鸦片战争后在茶叶出口增加的刺激下，种茶一度有较大的发展，茶农亦有可观的收益。这与描写茶农的辛劳和受剥削并不矛盾。是否这样，仅供参考。
我知道你在茶叶典籍的整理和茶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你以后工作得更好，取得更大成绩。治史不易，稍有不慎就会出错。我自己也犯过类似错误。问题是要从失误中吸取教训。我希望你用适当方式自己纠正错误，以免谬种流传。
恕我冒昧直言。
祝好！
李根蟠2010/10/31
（此信复件寄陶德臣先生）
看了李根蟠先生的信，一切就恍然大悟。原来，宋滋兰，字佩之，一字秋馨，晚自号后庵居士。教喻宋士琛长子。光绪丙戌遂与弟滋耆同举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充国史馆协编，晋编修，时有二宋之目。唐景崧巡扰台湾不久，宋滋兰疽发卒，年四十有二。
三、必须改正的错误
感谢李根蟠先生的指正，解决了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惑。由于《茶博览》不是刊登纯学术论文式的刊物，故《宋代政和茶歌选析》一文当年刊出时就没有标出资料出处，这就给引用者造成了不便。坦率地讲，如果引用者不象李根蟠先生那样寻根问底，亲自询问我，就无法得知那几首政和茶歌的准确出处。这可能是沈冬梅博士引文出错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也看到过沈冬梅博士引用过拙文《宋代政和茶歌选析》中材料的文章，但那时尚不能肯定拙文出了错误，所以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现在，沈冬梅博士把该文材料引用到专著《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我已经知道首先从我这里丌始就出错误了，这问题就大了。因为沈冬梅博士是茶叶历史、茶文化界尤其是宋代茶叶历史、茶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样，由我发端而经沈冬梅博士发酵的错误想不“谬种流传”都难！故，无论是我，还是沈冬梅博士都应该自己赶快起来纠正错误。当然，我也应该向沈冬梅博士致歉，是我的学风不严谨连累了沈冬梅博士。谨以此文更正之。另外，关于书中标点，我认为吴觉农先生所标点与李根蟠先生标点都说得通，但意思已有所区别，请读者明鉴。
2010年ll月8日草成并修改，2011年1月20日再校改。
原载《农业考古》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