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史上关于农业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有相当的进步。英国经济史方面，首先是因为人口论讨论的深入，促使对中世纪时期的农业生产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其次是英国的农业革命讨论的开展——究竟是一次农业革命还是两次农业革命，也涉及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中国史方面，自从黄宗智的“内卷化”、“规范认识危机”等问题介绍进来后，同样引起对农业生产力的关注；而最近加利福尼亚学派提出18世纪中国和西方基本上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问题后，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更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本章只想在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不过首先要声明的是，这里说的封建社会，意思是指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许多人也许更愿意使用传统社会、前工业社会等词）。如果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则不在我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认为那是另外的非典型的现象。
一、新人口论的争论
新人口论 在西欧经济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口论一直是权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模式。这个模式最早的提出者应该是阿贝尔，他于20世纪30年代写成《l3—20世纪欧洲农业的起伏升降》。他发现l3—20世纪，欧洲各国（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的农产品价格，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起伏升降过程。于是他追寻这一过程形成的原因。起初以为这是由货币供应的多少造成的，后来吸收了马尔萨斯的消费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和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的学说，归之于人口论的解释。【1】到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学者波斯坦等更对这一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波斯坦认为，11—13世纪，英国人口不断增加，新垦地不断开发，耕地面积增加，人口增多，对粮食需求日多，因此粮价上涨，但工资却在下跌。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垦，距离近便而又肥沃的土地大都已开垦完毕，人们转而开垦边远、贫瘠的土地，土地越来越少，份地越来越小，地价不断上升，无地少地农民涌现。这时原有的耕地肥力递减，新垦地也因为是贫瘠土地而产量不高，于是发生“人口过剩”，现有的耕地养活不了这么多的人口，人们生活水平下降，无力结婚，稍遇天灾人祸则死亡相继。于是人口的增长自然停止，从l4世纪开始逐渐减少，不久爆发了黑死病，人口更剧烈下降，劳动力短缺，有地而无人耕，大片土地抛荒，出现了“荒废的村落”，于是工资上升，农产品价格下降，经营农业不利，农业也进入了衰退期。经过缓慢、曲折的发展，人口和土地又取得了平衡，于是人口、农业又恢复发展，经济进入了上升时期。【2】
波斯坦综合土地、人口、物价等方面的关系，建立了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人口，隐含着人口是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思想，被称为新人口论。同一时期，荷兰史学家斯里彻·凡·巴斯所著《西欧土地史》，也是依照人口论的模式来写的。他认为19世纪以前，农业的发展过程即是土地与人口维持脆弱平衡，这时农业技术和人口增长相比，不仅不能上升，反而下降，故人口增长往往导致饥荒。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是马尔萨斯主义式的。【3】另外，法国学者拉杜里写成《朗格多克的农民》，用法国地区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农村经济发展，证明马尔萨斯主义的成立。【4】
苏联中世纪史学者科斯敏斯基，对人口论的模式提出反对。他认为：其一，人口增长能影响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讨论人口所起的作用，必须结合该社会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进行。其二，13世纪英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并没有波斯坦所说的那么严重。当时只有相对的人口过剩。因为封建主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才使得封建庄园出现农民过多、份地不敷分配的现象。而封建主占领了公共森林、牧场，更使得这些份地减少的农民无法生活。【5】20世纪7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伦纳从阶级论出发，对人口论大加抨击，指出人口论者没有估计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不同，收入、财富不平等对人口增加和减少产生的后果。他指出l4—15世纪，英国和法国同样发生了人口的下降，但两国阶级斗争的不同情况，却导致产生了不同的后果。法国农民经过长期的斗争，到中世纪晚期取得了较巩固的土地产权，用不着去为承租土地而竞争，有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着糊口的生活，结果土地越分越小，他们仍然固守土地，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英国农民虽一再斗争，但他们的土地产权却没有法国农民巩固，只能在竞争的情况下承租土地，这一情况对大农有利而促使小农破产，所以英国农村分化较快，形成了地主-农业资本家-雇农这样的阶级结构。【6】布伦纳的文章引起了长久而热烈的讨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人口论者之间的论战，【7】但实际上争论双方都是以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为指导思想的。
他们都认为人口与农业资源存在着矛盾，而对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加以认识的。布伦纳说，他并不否认人口论所说的长期发展趋势，即中世纪时由于生产力停滞，人口增长导致经济上升时期土地生产率比劳动生产率增加得快，农产品价格比手工业产品价格要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这种人口过剩有一种自我矫正的力量，会产生相反的发展，人口下降，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价格都向相反的方向变化。【8】所以实际上布伦纳也是一个人口论者。希尔顿也认为，中世纪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人口的增长存在着矛盾，由于农民生产落后，农民经济会进入人口增加和生活穷困这一自杀循环。【9】他们不同意的是把人口当作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主张必须考虑阶级差别、财富差别所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封建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打破了封建主阶级的超经济强制，把农民解放，然后剥夺小农，在其中产生分化，才会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10】
和人口论不同的还有博士鲁普的理论。博士鲁普主张，人口增长会对生产力形成压力，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即人口增多会促进农业耕作的集约化，促进技术改良，从而使得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增加。【11】这一学说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即人口不仅是一种消费、一种需求，更是一种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学者也注意研究中世纪时生产力的提高。如英国的诺福克地区，就被认为是人口增加促进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范例。【12】许多认为中世纪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的研究，应该说是和博士鲁普的意见相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农业现代化之前，即农业的生产技术在使用拖拉机和化肥之前，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马尔萨斯陷阱，或者说马尔萨斯危机一直是存在的。
农业的扩张和衰退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是，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史，从方法论上他们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人口一方是需求，而农业一方则是供给，而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就反映这供需二者的矛盾：供大于求，粮价下跌；求大于供，粮价上升。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所以与人口数量成反比。这些关系都会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对此斯里彻·凡·巴斯说得比较明确。他认为，随着农业的繁荣，人口就会增加，而需求的上升自会使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人口增加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这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大量劳动力也会促使需要劳动力的农业发展。相反，农业的衰退往往是人口减少的结果。因为劳动力缺乏，所以实际工资相对要高，农产品价格下跌，需要劳动力的开垦等也会不再进行。【13】根据人口和粮食价格等的涨落，凡·巴斯指出了农业扩张和衰退的起伏时间【14】：
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里，农业的起伏无疑是整个社会经济起伏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也就被看成了经济起伏的曲线。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西方学者是从物价、工资、人口三者间的关系上分析经济变动的，所以他们所说的农业起伏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动有十分复杂的内容。下面就引用凡·巴斯在1977年出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中列出的农业起伏和相关的社会经济现象，【15】作为我们以后要了解的情况的参考：
波斯坦根据英国中世纪的情况，曾经对农业扩张和衰退的相关社会经济现象作过说明，和上述凡·巴斯的归纳稍有不同。波斯坦认为，农业繁荣、农业扩张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因为本来英国的土地已经开垦得十分充分，由于人口压力，开垦只能在次等的土地上进行，当然收成不如原来的好。另外，人口压力还会导致耕地挤占草地，导致草地缩小，牲畜减少，也就是肥料减少，于是原来的好地的产量也会下降。所以农业繁荣时期农业生产力是下降的。而到了14世纪后期，人口减少，次等土地弃而不耕，草地也恢复，肥料增加，这时农业生产力是上升的。在农业繁荣时期，人口压力使份地面积缩小，实际工资下降，再加上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而在农业衰退期，由于农民的份地扩大，生产力提高，实际工资上升等，所以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是上升的。【16】
后来坎贝尔更指出，波斯坦说的农业衰退时期，耕地集中在好地上，所以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二者同时上升，而在诺福克这样的采取集约化耕作的地方，则和欧洲大陆一样，是人口增加，生产集约化，土地生产率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下降，生产粗放，单位产量下降，可是劳动生产率却上升。即指出了生产粗放和生产集约的不同。【17】
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在论到l500—1750年的欧洲农业发展时，指出了北欧和西欧的谷物生产在这一段时间里呈下降趋势，如下表【18】：
在该书第五章讨论工业的作者认为，l6世纪欧洲食物价格的上涨比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更快，许多地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生活水平就会下降；而l7世纪下半叶，食物价格趋于下跌，工资率仍然保持不变，或者不像食物价格下跌的那么厉害，生活水平就会上升。【19】这和前面凡·巴斯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关于近代早期的农业发展，现在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论。原来一般认为农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际，在此之前，农业生产没有大的变化。艾伦称之为是一种农业的原教旨主义，即l．农业的技术革命由英国农村组织的现代化引发，即要从封建开田制转向圈地和为市场生产的大农业；2．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它为工业提供了资本、劳动力和粮食，所以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3．农业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平等。【20】从18世纪的阿瑟·杨到后来的马克思、托尼等都是这样看的。20世纪60年代，柯立芝提出新的农业革命说，他主张l6、17世纪（具体地说是156卜1673年）英国的农业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21】艾伦也认为，英国农业存在着两次革命，第一次是l6、17世纪，第二次是l8世纪下半期到l9世纪上半．期。他计算出，在第一次农业革命时期，即1520——1739年期间，农业生产翻了一番；第二次农业革命期间，农业生产增长了65％；而一般被认为是农业革命的1650—1750年期间，农业生产只增长了l0％。【22】不过，瑟斯克仍然主张l7世纪下半期是农业衰退的时期，而l750年开始才是农业革命。【23】奥威尔顿也著有《英国农业革命》一书，用各种方法计算出自18世纪下半期起英国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显著增长，这才是农业革命的时期。【24】
以上介绍农业起伏所引起的社会经济诸现象，是为了在下面讨论生产力的发展时有一个准备，即如何才能正确了解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二、农业生产力的计算方法
如何计算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西欧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使用的是种子和产量之比，即前面提到的产出率。“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种子和谷物的数量是比土地面积更为主要的因素。”【25】但是许多修道院从l3世纪起，保存了详细的播种、收获记录，所以也可以计算出单位面积产量。产出率在西欧中世纪一般认为是l：4，即25％的产量要留作来年的种子；而如果产出率可以达到l：6（这被认为是早期近代的西欧农业生产水平），则意味着只要把13％的产量留作种子就可以了。西欧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产出率往往被认为是很少变化的。【26】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率的计算办法，则是单位面积产量，即一亩地生产多少粮食（以石计）。当然古代的亩面积大小随时随地不同，石是计算容积的单位，很不准确。如果要把它折合成重量（斤），也会因为如何折合引出许多问题。可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经济史关于农业生产力的计算还是以产出率为准的，l963年凡·巴斯的《西欧农业史》仍然如此。经济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以后，农业生产力的计算也向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某一社会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指该社会的农业生产率。可是因为农业生产率难于计算，所以有人说农业生产率是一个被“经常使用、滥用、错用的字眼”。【27】农业生产率是指农业生产的效率，而农业生产的效率，西方学者往往把它说成是投入、产出问题，也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率，即你在农业生产中投入多少生产要素组成的成本，而后你获得多少收益。【28】生产要素，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一般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都是可以计算成货币形态的，有自己的价格。但这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的。在封建经济下，它们应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表现。例如土地，在资本主义下可以是有价格的商品，而且价格随供求关系等还可以不断波动，企业生产当然要把它计入成本。但是在封建庄园的生产中，封建主依靠对土地的垄断进行生产，并不需要付出任何货币。他使用农奴的强迫无偿劳动进行生产，所以庄园的劳动也是没有成本的。有些封建主甚至要农奴使用他们自己的工具耕作自营地，所以他连资本也不做任何付出，几乎是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生产，【29】所以他永远是赢利的。这样的生产，就不能按投入和产出来计算。虽然他可以把生产出的剩余产品拿来出售，获取收益。又如自有土地的自耕农民，他的土地和劳动也是不付费的，“农民们一般不会将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劳动计入成本”，【30】只有进行生产的一些资本他要购买，所以也不能按生产三要素的原则来计算他的成本和收益。
如果再仔细区分，还可以把农业的生产率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土地生产率，就是土地产出的效率；第二种是劳动生产率，就是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第三种是资本生产率，是指使用的资本的产出效率；第四种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前面说的根据生产三要素综合计算的产出的效率。但是，在封建生产的条件下，首先资本生产率几乎无法计算，因为生产的固定资本投入是很小的，像犁、耙等农具，农民都是长期使用到不可再用时才加以更换，没有办法计算它的折旧费用。而大型的固定资本投资，像水利建设、荒地垦辟，一般是国家、封建主的投入，也没有办法计算其成本；至于流动资本，如临时雇佣工人的工资支出等，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记载，特别是在农民的家庭农场生产劳动中。第四种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在农业革命以前，在农业生产科学化以前，也是十分难以计算的。所以我们在封建生产方式中，一般可以使用的就是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这两种计算办法。计算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率的困难，还在于原始资料的匮乏。英国是资料最为丰富的，保存有13—15世纪大量的庄园账目，特别是大修道院的账目，记载有各个地块的种子和产量，可以推算出土地生产率。其缺点就是只是一种个案，带有其地方的特殊性，也许并不适合全国的情况。到16、17世纪，原始资料主要有遗嘱所附的财产清单，这些财产清单记录下土地的数量和产量以及收益等，也可以用来计算土地生产率。英国的这种财产清单主要是属于约曼的，法国等大陆国家也有一些。但是全国性的统计资料是匮乏的，所以生产率的计算还得依靠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
土地生产率指的是土地的生产效率。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它具有自然的生产力，即长期积聚的土地的自然丰度，也有经过人类劳动而形成的增加的丰度。但土地的丰度必须经过人类劳动的投入，才会产出使用价值。可是因为土地丰度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等，同样的劳动却会生产出不同的使用价值。所以实际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是联系在一起的。影响土地生产率的因素很多，斯里彻·凡·巴斯把它们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计有73种之多。【31】外部因素包括气候条件、雨量多少、国家政策、政府决策和战争破坏等，内部条件则有土地肥力、人口数量、家庭人口、农业技术、土地所有制、牲畜数量等。据巴斯的分析，有55种因素短期内表现为稳定，18种表现为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则只有13种因素是不变的，其他60种均是可变的。【32】因此也可以知道，粮食产量的波动很大，在封建时代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计算一段时间内的土地生产率是十分困难的。人类农业生产的目的，就是在土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所以一开始注意的是土地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的产出。封建时代的劳动产出，有多种的计算办法。因为当时的生产劳动，大都是以一户为单位进行的，所以很难计算出个人在单位时间（一年、一天或者一小时）内劳动的产出（特殊情况下或者使用特殊的计算办法才可以）；而一户的农业生产劳动，内容又是多样的，不只是粮食生产，还有畜牧、纺织、蚕桑、林木等，可以说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所以它的产出也要作多种多样的计算，才可以符合实际。可是无论是地主的庄园，还是小农的家庭经济，都不可能有这么完备的记录。一般只可能计算的是粮食生产和畜牧业（西方）、蚕桑业（中国）的生产。所以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也是存在诸多困难的。
李伯重曾提出以下计算的办法：第一，以农户为单位，一般农户以五口人统计，有两个整劳动力，三个辅助劳动力，不过辅助劳动力的劳动由于没有记录，往往不加计算。第二，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劳动时间不可能以小时、日来计算，只可以年来计算。第三，一户农户的年产量，不能只计算其粮食产量，因为农户是多种经营，所以要把其他收入也都计算进去。第四，农户的产出应该用实物表示，而不要用货币表示。但一年之内应该是多少劳动日呢？农业生产在一年中有许多闲置时间，而合理安排生产季节，消除闲置的劳动时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内容。【33】如果劳动时间过长，是否又是农民的自我剥削，劳动生产的过密化呢？农民如何实现劳动与休闲的最佳组合，这就是恰亚诺夫所说的农民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即家庭劳动力的开发受到家庭消费需求的推动，当家庭消费需求增长，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程度也随之加深，劳动时间会随之延长。但劳动的辛苦程度不能无限增加，农民会在需求满足和劳动的辛苦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恰亚诺夫在这里使用了边际经济学的方法，即劳动与休闲的最优组合是休闲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收入相等，即劳动者所付出的最后一单位的劳动是最辛苦的，这一边际劳动所获价值的主观评价，取决于经营家庭农场的边际效用的大小。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劳动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所以劳动收入的增加和劳动的辛苦程度要有一个平衡点，超过了这个平衡点，劳动的增加是不利的。这样，劳动的全年强度和家庭的需求的满足程度之间要取得平衡。【34】即使不应用边际主义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设想农民当然会在取得收入和劳动的辛苦之间保持平衡，否则农民如何求生存与求发展呢？实际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都会对农民一年之内劳动时间的长短发生影响，而不能只以边际主义的分析为依据。例如，根据《亨莱的田庄管理》一书，农民一年的工作日大约是44周（8周休假），合308天。【35】而15世纪的工人，据说每周的工作日是4．5天【36】，合一年234天。可是l7世纪的巴黎，工人的休假日一年为103天，工作日为253天，因为要把休假日缩短为80天，引起骚动，于是休假日反而增加了6天。【37】这里还只是计算了一年之内的劳动日，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当然也应该计算；如果劳动强度增加，一个人可以多做许多的活。但是农业劳动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劳动，过程很长，劳动种类很多，劳动的强度更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三、西欧的农业生产力
西欧农业生产力的进步西欧封建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停滞落后，粮食供应和人El增长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当人口增加，粮食不足时，人类自会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首先是扩大耕地；如果耕地不足，也会在同一块土地上多投入劳动和资本，以求增产；加强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改良农场和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提高农业技术等。【38】但长期以来，普遍认为西欧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农业生产力提高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才有波斯坦的人口论。近年来因为和人口论的争论，关于西欧农业生产力发展、增长的研究也大有进步，对农业生产停滞说提出许多修正。
我们知道，波斯坦学说的有力证据，就是温彻斯特主教地产的粮食产量统计。该地产主要分布在汉普郡，附近的撒默塞特、威尔特、牛津郡也有一些，大约有40—50个庄园。由于它保有1208—1453年的详细地产生产记录，所以成为中世纪地产研究的宝贵资料。蒂托对这些庄园的粮食生产进行了统计，结果是l208—1349年，该地产上有7个庄园的产量略有上升，下降的有27个，以之证明由于人口压力，土地报酬下降的理论。【39】但当英国地方史的研究开展后，就出现了许多其他的例证，有的地方产量是下降的，也有的地方产量却是上升的。哈拉木总结说，温彻斯特教产所处的区域，是英国的保守地区，那里农民的份地较大，维持生活较易，可是又存在不少大教产，领主制的统治很严，所以1348年之前经济没有多少进展。东盎格利亚的情况就不一样。这里能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产量，使小块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不受马尔萨斯主义的困扰。【40】比迪克也指出，温彻斯特教产主要所在地的汉普郡等，在末日审判书的时代即属于落后地区，所以其产量按照蒂托计算的就很低，而诺福克这样的地方其产量就是它的两倍。且该地区受王室剥削严重，王室利用对其地产的监护权，大肆掠夺，破坏生产，使它的牲畜数量大减。它的生产和市场关系很少，主要是用来直接消费，支付的工资也大都是实物形态。从而强调了政治因素对这一地区经济的影响。【41】波斯坦还认为，新开垦土地使耕作向次等土地推进，会导致减产。但有人证明，新开垦土地是长期不耕作的，所以积存了许多的有机肥料，耕作新垦地在起初是增产的，只有在耕作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的肥力耗尽，才会减产。【42】西欧一般学者都还认为，中世纪时由于耕牧结合，耕地和牧场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人口的压力会使得人们减少牧场，扩大耕地，可是耕地的肥料主要是由牲畜粪便得来，所以牧场的减少就是牲畜数的减少，也必然是耕地肥力的下降，也就是说，人口压力自然可以导致土地减产。但也有研究指出，土地的产量并不和牲畜数成正比，牲畜数量的多少不会影响粮食产量。【43】说明土地还有其他的肥源，有其他的增产办法，不完全依靠牲畜肥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瑟斯克为首的莱斯特学派对英国农业史做了大量的地方史的研究，写成了多卷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对各地方的农业生产有较仔细的了解，指出了中世纪时存在的许多土地增产办法，总结有下列七种形式：
1．在单位面积上生产更多的食物和能量。如生产粮食而不是牲畜和畜产品，牧场不只是放牧而兼生产饲草，使用灌木林中的燃料而不使用天然树林中的燃料等。这就是在耕地扩大、草地减少时，注意种植饲草、饲料和灌木林，这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
2．生产更值钱、含更多食物和能量的作物。如用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取代粮食作物，用粮食作物取代饮料作物，用做粥作物取代面包作物（以燕麦取代小麦），用种植豆类取代休耕，用耕马代耕牛，用产奶牲畜取代肉食牲畜，用大牲畜取代羊，用圈养猪取代放养猪等。
3．使混合农业体系中的种植业和牲畜业更紧密结合，以避免在使用土地时互相妨碍。如更好地控制休耕地用作牧场和羊圈的部分，发展出一种转换农业体系（土地定期转变为耕地和牧场）。更多种植豆类和燕麦做饲料以圈养牲畜（尤其是在冬天），在田间更多施用牲畜粪等。
4．使轮作制多样化，减少休耕，增加作物的种植，还要多耕以备好地，注意种子的质量和数量。通过种植固氮豆类，系统地圈羊过夜，施用肥料、石灰、泥灰岩等改良土壤。控制杂草生长（如多次锄草、密植、对休耕地多次夏耕）。
5．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劳动程序更加合理化。表现为在自营地上更多投入劳动，更细心地监督和管理劳动者，部分甚至全部用雇工取代农奴等。
6．改良农具，投资修建仓库、牲畜圈和农业生产的各种器具。
7．利用市场扩展提供的机会进行生产分工以取利。【44】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许多增产方法都是要加大劳动力的投入的。如果劳动力投入过多，而收益较少，就会产生上面提到的过密化。在现在对第三世界农业发展的研究中，过密化似乎成了一大问题。但是西方学者对之并不太在意。他们往往认为involution和innovation都是增产的方法，只是involution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劳动力便宜还是可用的一种办法，虽然效率不高，可是经济合算。【45】而且，所谓边际效益递减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现象，不只是在劳动力投入过多时会出现，任何生产因素投入过多，都会导致过密化。如种子过多、肥料过多、灌溉过多等，都不仅不会增产，反而会引起减产，这属于农业生产的常识问题，远没有某些人宣扬的那么神秘。出现这种情况，农民自会设法避免，这也可以说是农民的经济理性。
虽然英国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由粗放型向精耕农业转变，不过转变的速度很慢。据对英格兰三百多个自营地统计的结果，精耕农业被粗耕农业以大致2：1的比例超过，即精耕农业的发展仍然迟缓。【46】习惯的力量还是强有力的。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因为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是可使用的历史统计资料最多的国家，所以许多的例证都出自英国。由于历史计量学的发达，我们已经可以计算出或估计出英国农业生产力的众多数字。
总产出的计算 计算农业生产力，最普通的办法之一是计算其总产出。计算总产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已知人口数推算其消费的粮食数。如果我们掌握一个时段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也就可以推算出其粮食产量的变化——人口多了，肯定得有更多的粮食供应。英国从末日审判调查起，就有相当多可依据的人口史料，如教区人口出生、死亡登记档案，各种土地、赋役调查，人口调查等。当然科学的人口调查统计是从l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的，可是前面说的这些都可以用来作为推算的材料。据估计，1086年时英国（即英格兰）人口为150万—250万，以后是人口增长的时期，到1300年有人口380万一720万。【47】人口论者认为从这时起人口开始下降，1348—1349年的黑死病使人口剧烈减少，到1400年只有200万一250万，以后人口并没有多大增长，1500年仍然是这个数字。【48】近代英国的人口数字有瑞格里的统计，一般为大家引用，即：1551年，300万；1601年，401万；l651年，500万；1700年，500万；l751年，570万；1800年，860万。【49】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中期，英格兰的人口水平还并没有超过中世纪时人口的高峰。所以就有人说，600万是英国人口的一个天花板，如果农业没有突破性的增长，这个天花板是上不去的。【50】
奥维尔顿根据人口数，按照人消费的粮食加上牲畜饲料，还扣除进口粮食数，计算出近代英国粮食总产出的变化（以1700年为l00）5：5：
但是有人指出，人均消费粮食是一个常数并不正确。粮食价格上升，人就会少吃粮食；粮食价格下降，人就会多吃粮食。人的粮食消费的多寡还取决于他的收入、农产品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之比等。经过一系列的校正、计算，艾伦应用被称之为需求法的计算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52卜1739年，农产品产量翻了一番，所以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农业革命；l7401800年，农产品产量只增加了10％，所以议会圈地对农业生产并无多大影响；l8001850年，农业生产增加了65％。【51】可是艾伦还认为，从生活水平上看，人均农产品消费在16、17世纪是下降的，然后虽然有所上升，但并未达到l6世纪的水平。l8世纪下半期人均农产品消费又复下降，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达到低谷。所以可以说，英国粮食总产量没有和人口增长保持一致。是外贸进口而不是农业生产的进步供应l800年后英国增长的人口。【52】抛开他们之间关于农业革命的时间的争论不说，我以为消费品价格的升降是否足以用来解释粮食总产量还是一个问号，也许太夸大了农产品的流动了。
土地生产率的计算 土地生产率是指土地生产的效率，一般也称之为亩产量，在英国以每英亩多少普式尔（1普式尔合36．4升）计。这个在中世纪时有许多庄园的详细记录，可以推算当时的亩产量。因为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产量不同，有时经济史学家要把这些产量按照当时价格统一折合成为小麦，另外他们还要减去种子和什一税，认为这才是纯收入（当然还没有包括牲畜等的收入）。现在引用坎贝尔对诺福克地区和其他各郡的领主自营地的亩产量的计算（包括什一税在内）【53】：
这样计算的缺点是只包括部分土地的亩产量而且只是领主自营地的，没有农民的土地，而且这样的资料到l450年以后也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还可以根据近代以来英国人自己对全国有多少耕地的估计和统计，来除前面计算出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就可以得出平均亩产量。奥维尔顿引用的两种统计如下：
但这样计算出的粮食产量是一个比例数，可以知道增长或者减少的比率，而不知道实际亩产量。克拉克还应用了另外一种办法来计算实际产量，这就是劳动投入法。即19世纪以前，农业田间劳动基本上是人的体力劳动，所以并没有太多差别。有些劳动是一直固定的，如打谷，因为西方的打谷是把谷物收割后放在谷仓中慢慢地打，所以每人的打谷数量基本固定；有些劳动是按照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的，如耕田，耕地面积扩大，耕田劳动自然就要增加；有些劳动是随着亩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如割谷、捆禾等，如果每亩产量增加，那么付出的工资就要多，所以可以从雇来割谷、捆禾的工人工资多少来推算亩产量。克拉克推算出的小麦亩产量如下【54】：
坎贝尔和奥维尔顿还对诺福克郡的亩产量作过一个长期的计算，我选择其部分成果列表如下【55】：
坎贝尔和奥维尔顿算出的结果是：直到l8世纪，亩产量没有显著增长，甚至还不时呈下降趋势。而克拉克算出的结果则和艾伦的主张相合，即l6、l7世纪亩产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坎贝尔和奥维尔顿使用的是诺福克郡的资料，这里属于英格兰的富庶地区。他们要证明的是在精耕农业地区，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增长可以同步，因为受到粮食价格上升、工资下降的刺激，所以在1349年之前亩产量是上升的；而当人口下降时，因为粮食价格停滞、工资上扬，所以亩产量也会下降。这种情况和实施精耕的法国一样。【56】不过，他们仍然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阴影并没有消除，亩产量的提高对应的可能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18世纪之前，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是负相关的关系。【57】
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比土地生产率的计算更困难。里格利提出了一种按人口比率计算的方法，即大体上，根据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和从事非农业劳动人口的比率，就可计算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比例小，那就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反之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低。里格利在其于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英国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过计算，并和欧洲大陆的情况作过比较【58】。下面略作介绍。
里格利基本上把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当作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当然他指的是大城市，即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然后他再计算出乡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因为英国的乡村中有许多从事手工业、矿业的劳动者），这样得出整个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比。他这样计算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在5000人以上人口的城市中没有排除其中的农业人口，却排除乡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可能夸大了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他的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59】：
里格利认为，l520年，城市人口占5．25％，到1801年，就达到27．5％。也就是说，l520年，l00个农业家庭养活106户人口，而到l801年，l00户农业家庭养活l38户人口。所以l801年的劳动生产率比l520年高30％。
里格利还应用了其他学者对农村中从事真正农业劳动的人口的估计，l801年时只有35．9％的劳动者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那么那时只有50％的乡村人口从事农业劳动，再推算出l520年乡村劳动人口为80％，l670年为70％，l700年为66％，然后到1801年为50％。【60】过里格利认为这一数字不很准确。他指出，乡村中的农业劳动者人数在不断减少，但他同时也承认，乡村中的工人同时也有一小块土地，自己耕种，所以工人和农民是相互交差、难以区分的，而且这种比例的估计也只是一种猜想。【61】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欧洲中世纪时在城市中也有农业活动，有农民，布罗代尔说，直到18世纪，许多大城市中仍然有农业和农民、种葡萄者、养猪人等，【62】所以可能里格利高估了英国城市人口的数量。
里格利重新计算出的城乡人口数字如下：
他计算出的人口百分比如下：
这样，乡村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更要降低了。可是如果以乡村农业人口来除全部人口数（表示一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则这一劳动生产率为【63】：
这说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慢。直到l8世纪，一个农业人口还养活不到两个人，即除了自己以外还养活不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即使在英国这个工业化的先导国家，农业的增长也主要是靠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扩大来完成的。
如果把英国和法国对比，则法国的情况更为落后【64】：
如此算出法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65】：
即直到19世纪，法国的农民一个人的劳动还养活不了另外一个人。
正如坎贝尔等指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工业化之前，主要是能源的投入，也就是更多地使用畜力，以及家庭劳动力的使用、劳动时间的增加（即劳动强度的增加）等，【66】所以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还是要等到19世纪中期之后。
四、中国的封建农业生产力
中国的农业和西欧不同，是精耕农业，其耕作的原则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即在一小块土地上实行精耕细作，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资本，以取得尽可能多的单位产量。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实行了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分离。一些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另一些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不存在西欧那样的耕牧结合的农业形式。所以，说到粮食产量，中国的亩产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肯定是相当高的。有一种估计是唐代（618—907）亩产量为l54市斤，而每个农业劳动者年平均产粮2400市斤，是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宋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67】
中国粮食亩产量的计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尝试，但是因为缺乏原始记录，所以争议很多。譬如吴慧的计算是，唐代平均每市亩产量为334市斤，宋代为309斤，元代为338斤，明代为346斤，清代前期为367斤。【68】这和外国学者喜欢引用的珀金斯的计算有很大的出入。珀金斯是根据假定的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乘以人口数，再除以耕作亩数而得出的数字，为l400．年l39斤，l770年203斤，l850年243斤。【69】他们二人的计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亩产量还是不断上升的。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即生产力是不断发展、提高的，所以亩产量只能不断提高。
近年来，对中国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推算逐渐比较科学，有了许多进步，比如注意地域差别、引用方志上的记录。特别是宋代以后，资料也多，所以可以拿来讨论。自从外国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等大倡宋代经济发达，已经到了近代化的门槛之说后，在世界史坛上这已是定论。我国学者中也有对宋代亩产量估计很高的。但近日李伯重写《“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认为其亩产量不可能如漆侠等主张的那样达到三四石甚至五六石，实际上只有一石。【70】这一说法引起不同见解。最近方健经过详细研究，认为宋代江南稻米的亩产量平均是二石。他还引用郭正忠对历代度量衡的重新估算，算出这二石的稻米折合为现代每市亩产量357市斤，合稻谷714斤。【71】
对明、清时期粮食亩产量也有计算。闵宗殿认为，宋代太湖流域，水稻亩产约合今每市亩450斤，明代上升到667斤，增长了48％；清代只有555斤，比明代下降了1l2斤。【72】李伯重则推算出明末是l.6石，清中叶为2.3石，清比明要进步。【73】方行反对认为唐、宋粮食产量高于明、清的说法，指出清代粮食产量以西欧的种子和产量之比计，则南方水稻田，种子和产量之比为1：40，北方小麦为l：20至1：24，【74】当然他也指出他说的是丰产田，也有亩收二三斗的低产田。应该注意的是这三百多斤的亩产量，说的都是中国宋代以来生产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中国地域广大，农业生产在各地甚为不同，产量差别很大，例如史志宏估计清代北方亩产原粮一石左右，合l57斤。【75】就是同一地区，不同作物的产量也有不小差别，要计算出一个亩产量的平均值是十分困难的。方行等经过对清代粮食产量的详细计算，以1840年为准，得出当时北方人均占有耕地4.063市亩，平均亩产114.3市斤；南方人均占有耕地2.14市亩，平均亩产343.57市斤；北方人均占有粮食464.4市斤，南方人均占有粮食736.85市斤；全国平均亩产238.7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76】这可以和《补农书》的记录相比较。该书所记的是明末清初事，正是17世纪危机时期，而且是经营地主对自己经营的土地产量的计算，比较准确。他记录当时江南的稻谷产量为516斤至679斤。而根据该书校注者陈恒力引用的数字，直到抗战前和解放前，该地区稻谷亩产量仍然是平均三四百斤，高者可以达到五六百斤。【77】这也许说明清代人口压力显现，单位面积产量有所下降。
我们还可以用里格利的方法，即用乡村农业人口来除全部人口，得出劳动生产率（即一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多少人），以此来看中国的情况。麦迪森采用的中国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为【78】：
如此算出的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宋代（1120年）为1.0548；明代（1506年）为1.0065；清代（1650年）为1.0006。这说明：其一，中国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一个农业人口还养活不了两个人；其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逐步下降的。
五、小结
从中国和西欧农业生产力的长期趋势看，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有时候还有下降。当然，我们这里计算的多是粮食产量，并不能表示全面的农业收成。不过无论如何，在中古时代，人和土地资源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粮食生产增长缓慢甚至没有增长反而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得不到发展造成的。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就是人力和畜力等自然力。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法国直到l9世纪初，许多土地的耕作仍然是应用人力，甚至连牲畜都不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势崎岖不平，不宜使用牲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贫困，没有畜力可供使用，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牵犁的牛马，【79】饥荒频仍，由此引起农民暴动和骚乱不断。
农业生产的显著进步，只有在使用拖拉机和化学肥料后方才能够实现。
注释：
【1】Abel，W．，Agricultura1Fluctuations in Europe，From l3（th） to 20（th） Centuries，N．Y．：St．Martin’s Press，1978，PP．3-4．
【2】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郎立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7章第7节。
【3】Slicher van Bath，B．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500．1850，London：Edward Arnold，1963，PP．11—13．
【4】Le Roy Ladurie，E．，The Peasants of Langudoc，Chica90：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6．
【5】科斯敏斯基：《11—15世纪英国地租形态的演变》，《史学译丛》，l956年第l期。
【6】Aston，T．H．，and Philpin，C．H．E．，eds．，The Brenner Debar：Agrarai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1Europe，Cambridge：CUP，1985．
【7】讨论的部分文章可参见《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
【8】Aston and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p.217.
【9】《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第顶。
【10】Aston and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pp.214-215.
【11】Boserup, E.,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1Growth, London: Allen & Unwin,1965.
【12】Hatcher, J., and Bailey, M., eds., Modelling the Middle Ages: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ng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s, London: OUP,2001, p.154; Campbell, B. M. S., and Overton, M., eds., Land, Labour and Livestock: Historica1Studies in European Agricultura1Productivity, Manchester: MUP,1991, p.209.
【13】Siic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p.116.
【14】Ibid.,p. ll3.
【15】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高德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52—54页。有所简化改动。
【16】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第471—473、475—479页；Postan，M．M．，The Medieva1 Economy and Society，Middlesex：Penguin Books，PP．26·28，154—158；凡·巴斯也有这样的看法，参见Slie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124。
【17】Campbel1and Overton，Land,Labour andLivestock，PP．144—146．
【18】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贝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94页。计算下降的百分比时已扣除种子。
【19】同上书，第316页。
【20】Allen, R. C., Enclosure and Yeom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 p.2.
【21】Kerridge, R., The Agricultura1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67.
【22】Allen, R. C., “Tracking the Agricultura1Revolution in England”, Economic Historica1Review, vol.52, no.2 （May 1999）, p.216.
【23】Thirsk, J., The Rura1Economy of England, London: Hambledon,1984, pp.183-216.
【24】Overton, M., Agricultura1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UP,1996, Chap.3. 996, Chap. 3.
【25】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76页。
【26】里奇等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75页认为只有1：4或1：5；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 第一卷第l54页持同样估计。
【27】转引自Campbell，B．M．S．，and Overton，M．，“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1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Six Centuries ofNorfolk Farming，C．1250-c．1850”，Past andPresent，110．141（Nov．1993），p．66。
【28】Ibid．；Campbel1and Overton，Land，labour and Livestock，PP．7—9：Overton，Agricultura1 Revolution in England,P．70．
【29】Kula，An Economic Theory ofthe Feuda1System，PP．29-39．
【30】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92页。
【31】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47页。
【32】同上书，第48页。参见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Western Europe，PP．7-23。
【33】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第l90—209页。
【34】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53—54页。
【35】《亨莱的田庄管理》，第4顶。
【36】Bennett，H．S．，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A Study ofPeasant Conditions，1150-1400，Cambridge： cuP,1938，P．115．
【37】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44页。
【38】Campbel1and Overton，land，labour and Livestock，PP．17，24—27：Overton，Agricultura1 Revolution in England,PP．89，121—128．
【39】Titow, J. Z., Winchester Yields.. A Study in Medieva1Agricultura1Productivity, Cambridge~ CUP,1972, p.14.
【40】Hallam, H. E.,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2,1042-1350, Cambridge: CUP,1988, pp.1007-1008.
【41】Biddick, K., “Agrarian Productivity on 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inchester in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A Manageria1Perspective” ,in Campbel1and Overton, Land, Labour and Livestock, p.120.
【42】Ibid., pp.18,196-198.
【43】Campbell,B.M.S., English Seignioria1Agriculture,1250-1450, Cambridge: CUP,2000, p.17, note.861 Campbel1and Overton, Land, Labour and Livestock, pp.35,164.
【44】Astill, G., and Langdon, J., eds., Medieva1Farming and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e Change in Northeast Europe, Leiden: Brill,1997, pp.228-229;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1 Agriculture, pp.11-17.
【45】Campbel1and Overton, Land, Labour and Livestock, p.19.
【46】Astil1and Langdon, Medieva1Farming and Technology, p.230.
【47】Miller, E., and Hatcher, J., Medieva1England: Rura1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1086-1348, London.. Longman,1980, pp.28-29.
【48】Hatcher, J., Plagu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1977, p.71; Bolton, J. L., The Medieva1English Economy,1150-1500,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1980, p.64.
【49】Wrigley, E. A., and Schofield, R. S.,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CUP,1989, pp.208-209.
【50】Overton, Agricultura1Revolution in England, p.8.5 Ibid, p.75.
【51】Allen, R. C., “Tracking the Agricultura1Revolution in England”, Economic Historica1Review,52,1999, pp.215-216.
【52】Ibid, p.217.
【53】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Agriculture, p.335.2 Overton, Agricultura1Revolution in England, p.77.
【54】Clark, G., ” Yields per Acre in English Agriculture,1250-1860: Evidence from Labour Inputs”, Historica1Economic Review, vol.44, no.3（Aug.1991）, p.456.
【55】Campbel1and Overton,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p.70.
【56】Campbel1and Overton，“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9”，P．74；Land，Labour and Livestock， PP．180-181．
【57】Campbel1and Overton，“Six Centuries ofNorfolk Farmin9”，PP．97—98．
【58】Wrigley, E. A.,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1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1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5, no.4 （Spring,1985）.
【59】Ibid, p.688.
【60】Wrigley，“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e Change”，P．697．
【61】Ibid，PP．696—699．
【62】布罗代尔：《l5一l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78页。
【63】三个表格的数据均出自：Wrigley，“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e Change”，P．700。
【64】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e Change”, p.718.
【65】Ibid..
【66】Campbel1and Overton。land，labour and livestock，PP。24-25．
【67】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28—29、34页。
【68】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l985，第l94页。
【69】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l7页。
【7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l期，第l84页。
【71】方健：《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若干问题研究》，载高荣盛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中国农业出版杜，2006，第536页。
【72】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73】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三联书店，2003，第l27—128、326—327页。
【74】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第l94—195页。
【75】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4，第l94页。
【76】方行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387页。
【77】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8，第28_29页。
【78】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等译，新华出版社，l999，第51页。
【79】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l997，第24、28、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