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
汪高鑫
【关键词】传统史学；两汉；魏晋南北朝；两宋；王夫之；正统观念
【作者简介】汪高鑫（1961—），男，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北京100875）；马小能（1982—），女，河南永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北京100875）；王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河南新乡453007）；许殿才（1953—），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北京100875）。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0．4．211—221
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肇端于两汉时期。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重视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出神意解说；其二是通过构建历史王朝统系，以确立史学上的正统主义；其三是通过“摒秦”与“宣汉”，来否定秦朝的历史统绪，确定汉朝的历史地位。而汉代史学正统观念这三个特点，都与两汉经学的影响密不可分。以下对此作一具体论述。
一
史学宣扬天命王权思想，目的是要说明和论证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受汉代经学影响，汉代史学从司马迁到荀悦，虽然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却都普遍地重视宣扬天命王权思想。
司马迁史学以重人事为特色，却也明显地表现出天命王权的思想。司马迁的天命王权思想，一方面表现为接受汉代今文经学家的“圣人无父”说，一方面又开启了东汉以后古文经学家的“圣王同祖”说。所谓“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源于《诗经》，经汉代今文经学家大力宣扬后，而成为一种系统的天命王权思想。司马迁作《史记》，也贯彻了这样一种思想。如《史记·殷本纪》认为商的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卵有孕而生，《周本纪》认为周的始祖后稷也是其母姜原履大人迹有孕而生。而《秦本纪》和《高祖本纪》在叙述秦的始祖大业和汉高祖刘邦降生时，则套用了这一说法。如《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高祖本纪》则说：“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迁宣扬“圣王无父”说的目的，无非是要说明历史上商、周、秦、汉的开国，全部都是上天的旨意。
《史记》“圣王同祖”说的基本思想是“圣王同祖于黄帝”。《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三代世表》排出了商、周具体世系，也肯定他们乃黄帝之后。对于这种“无父”、“有父”的矛盾说法，可以被理解为是史家的一种“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笔法。然从思想深层而言，“祖黄帝”说其实是蕴涵着一种“报德”的天命思想：“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因此，司马迁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和“圣人有父”、“圣人同祖”说看似矛盾，其实都是为了宣扬天命王权思想，说明王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的。
两汉之际的史家班彪，虽然身处乱世，却作《王命论》，极力宣扬“神器有命”，维护刘汉正统。《王命论》的撰述动机，是为了劝说当时割据天水的军阀隗嚣归顺刘秀。班彪曾与隗嚣论说周、汉灭亡之异，认为周朝灭亡的根因在于“本根既微，枝叶强大”；而汉朝虽然“国嗣三绝”，但却是“危自上起，伤不及下”，百姓仍然“思仰汉德”（《汉书·叙传》）。在《王命论》中，班彪系统阐述了“神器有命”、非人力所为的观点，从神意角度对隗嚣进行规劝，希望他能归顺已经光复了汉室的刘秀。在班彪看来，“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至”（《后汉书·班彪传》）。当然，隗嚣并没有听从规劝。
东汉史家班固是传统史学正统主义的代表，他的天命王权思想与乃父如出一辙，也是强调维护刘汉正统，只是理论更为系统。班固天命王权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宣扬“汉为尧后而得天统”说。“汉为尧后”说兴起于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对此作了系统阐述，旨在为王莽代汉服务。班固继承了刘歆的“汉为尧后”说，而目的则是为了论证刘汉建朝是天命所归。因为刘邦“无土而王”，这是时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班固宣扬此说，便是要对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神意解说。在《汉书·高帝纪赞》中，班固叙述了一个具体而又系统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的世系：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刘氏作为圣王尧的后代，至刘邦时已是“德祚已盛”，该要承天命而王了；而“断蛇著符”，便是上天命汉兴起的符应。
汉末史家荀悦，受汉献帝之命改编《汉书》而作《汉纪》。面对汉末大乱的政治局面，荀悦不可能感觉不到汉统将绝、天命将移这一现实，但出于维护刘氏（汉献帝）正统的现实政治需要，《汉纪》继承了班固维护刘汉正统的神意史观，极力宣扬汉绍尧运、永得天统的天命皇权理论。《汉纪》开篇便详细叙述了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旨在宣扬“汉为尧后”说。《汉纪》的“帝纪赞”部分多抄袭《汉书》旧文，唯有《高祖纪赞》则是荀悦所作。在这篇文字中，荀悦明确指出，汉高祖之所以能起于布衣而“登建皇极”、建立起亘古未有的功业，“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在肯定汉朝基业的建立虽有汉高祖个人才德明略等因素外，最根本的还是“历数所授，神祇所相”，“有神人之助”的结果。《汉纪》的末尾详载了班彪的《王命论》，宣扬班彪的“神器有命”说，其现实寓意是很深刻的，他是要以此来杜绝那些窥视天下神器的军阀们的非分之想。而这种以“神器有命”说收尾，与开篇章“汉绍尧运”说正相呼应。
二
史学构建历史王朝统系，一方面是“通古今之变”的纪实需要，一方面也蕴涵着史家的正统观念于其中。汉代史学受经学影响而构建起的历史王朝统系，就具有明显的确立正统主义的意味。
传统史学最早建立起历史王朝统系的，非司马迁莫属。《史记·十二本纪》确立了一个从上古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五帝”至中古夏、商、周“三王”，再至近世秦、汉这样的历代王朝统系。由于上古历史多带有传说的成分，文献所记传说的古帝王也非常之多，而近世历史又存在着道德评判问题，因此如何确定和排列王朝统系，不但反映了史家对上古以来历史的一种认识，其间也蕴涵了史家的一种历史正统观念。
司马迁关于历代王朝统系的排列，既体现了他对上古以来历史的一种认识，同时也与当时盛行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分不开。在司马迁以前，战国阴阳家邹衍构建了一套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上的黄帝、大禹、商汤、文王依次得土德、木德、金德、火德建朝。后来《吕氏春秋》代邹衍立言：“代火者必将水”，周朝之后的新朝将是一个得水德的王朝。司马迁《史记》排列的帝王统系，明显是受到了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首先，《史记》接受了五德终始说以得土德的黄帝为历史开端的说法，确定了黄帝为“百王之先”的历史地位．当然，在邹衍五德终始说中，三代以前的历史只以黄帝为代表，而司马迁则在《史记》开篇之作《五帝本纪》中则缔造了一个“五帝”说，在黄帝之后、大禹之前确定了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四帝的王朝统系，这是对邹衍历史王朝统系的丰富和发展。其次，《史记》按照邹衍五德终始说的五德运次来叙述黄帝及其以来的历史。《五帝本纪》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色尚白，显然是说商为金德。《秦始皇本纪》则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至于继秦而建的汉皇朝的德属，汉初有水德与土德两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赞同土德说。
《史记》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第一部正史，它所建立起来的这套王朝体系，自然也就确立了这些王朝在中国政治历史统绪中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人们讲述中国古史，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王朝体系。西汉末年出现的新五德终始说所提出的古史系统，也只是对这一王朝体系的进一步丰富而已。
与司马迁《史记》相比，班固《汉书》关于历史王朝统系的构建有两个明显的不同：首先是依据的理论不同，排定的历史王朝更为丰富。司马迁关于五帝、三王、秦、汉之历史王朝统系的构建，受到邹衍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的影响。班固的历史王朝统系则是依据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建立起来的。《汉书·律历志》通过载录刘歆所作的《三统历谱·世经》，系统地宣扬了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其主要内容：一是认为历史王朝的更替是依循“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进行的；二是“以为帝出乎《震》”，而以得木德的伏羲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三是据此构建起了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吴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的历史王朝统系。《汉书》虽然为包举一代的断代史，然其中的“志”、“表”等都是上下恰通的；而这些“志”、“表”关于历史王朝统系的叙述，都是一遵于《世经》篇的。如从《古今人表》所排列的上古至秦代历史人物可知，被班固排列入上上圣人者，除去周公和孔子外，都是清一色的开国之君，等于是确立了历代王朝的一种统系。班固曾有感于《尧典》颂尧之德，而作《典引》以叙汉德。《典引》开篇即粗略地勾勒出了一个自伏羲氏至刘汉的天命王权体系的大致轮廓：认为王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而以《易传》“帝出乎《震》”为依据，以得木德而王天下的伏羲氏为人文始祖。从得木德的伏羲开始，帝王之位依据相生之序而依次下传于得火德的炎帝神农氏、得土德的黄帝轩辕氏，他们被合称为“三皇”。班固认为，亚斯之世的少昊、颛顼、高辛诸帝虽然“通变神化”，却由于《系辞》不载其事，致使他们的功业“函光而未曜”；而陶唐氏由于炳诸《典》、《谟》之故，遂使其德得以彰显。自陶唐之后，帝王统绪依次为舜虞、夏禹、成汤和武王，而继周之后，天命“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传》）。其次是体现的正统观念不同。在《史记》所立定的帝王统系中，像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和西楚霸王项羽都被立有“本纪”，他们的历史统系是得到承认的。然在班固所构建的历史王朝统系中，《汉书》的《律历志》，《古今人表》等志、表，以及《典引》等文，并没有将秦朝建立者秦始皇排人统系之中。
由于《汉书》的正史地位和所具有的封建正统主义思想，这套历史王朝统系的构建对此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成为人们论说古史、解说王朝更替的圭臬。
三
“摒秦”与“宣汉”，是汉代史学思想的普遍倾向，也是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摒秦”是为了否定秦朝的历史统绪，而“宣汉”则是为了确定汉朝的历史地位。
在经学家董仲舒的“三统”历史学说中，就蕴涵着一种“摒秦”的思想。董仲舒以商朝为白统、周朝为赤统、《春秋》为黑统。又说西狩获麟是孔子受命之符，但是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只能托于鲁王而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这一王之法是专门为汉朝制定的，《春秋》黑统制度，也就是许汉朝以黑统制度。“今汉继大乱之后，若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夏为黑统，汉用夏政，当然也就是说汉应为黑统。这样一来，处于周、汉之间的秦朝就自然被排除于三统循环之外了。不过董仲舒的摒秦论并不彻底，在《春秋繁露》论及“有道伐无道”时，又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由此来看，董仲舒又是将秦朝排人自夏至汉的王朝统系之内的。
司马迁的历史王朝统系理论，是肯定秦朝的历史统绪的。司马迁以邹衍五德终始说论王朝更替，肯定秦朝以水德代替周朝之火德，而汉朝以土德代替秦朝之水德，由此肯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然而，司马迁也受到了董仲舒“三统”说的影响，其关于历史王朝更替的理论又隐含有摒秦之意。如《史记·高祖本纪》便是依据董仲舒的“三统”说来评述夏、商、周三王之道的历史变易情况的：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僮，故救傻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在司马迁看来，夏、商、周的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司马迁明确认为秦朝不知变易，而汉朝“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这就从制度循环变易的角度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
与司马迁的隐含之意不同，班固的“摒秦”思想则比较彻底。班固在接受刘歆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摒秦”的思想。据《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在《三统历谱·世经》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中就宣扬了“摒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秦得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因而不得其序，属于闰朝。班固《汉书》在记述刘歆《三统历谱·世经》宣扬的“摒秦”论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在《汉书》中作了贯彻。如在上述《古今人表》中，建朝帝王都被列入上上圣人中，唯独秦朝建立者千古一帝秦始皇则被列人中下等；《高帝纪赞》和《郊祀志赞》等篇，都明确宣扬了汉为火德上继周之木德的思想，将秦朝排除出历史统绪之外。而班固在所作的《典引》篇所勾勒的自伏羲至刘汉的王朝统系中，也明确认为“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传》），直接将汉朝上继周朝。毫无疑问，《汉书》在正史当中，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
与“摒秦”相呼应，汉代史学普遍重视于“宣汉”。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却也有“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旨趣。《太史公自序》明确说道：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之；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为了与壶遂论辩作史而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其实它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所体现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
与司马迁《史记》相比，班固《汉书》的“宣汉”思想则更为凸显，实际上《汉书》的撰述旨趣就是“宣汉”。《汉书·叙传》说：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敌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在此，班固一方面明确认为，史家作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史记》通史撰述将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是贬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违背了历史撰述的这一旨趣。另一方面，汉朝是历史上的盛世皇朝，有赖于专门的典籍来传颂大汉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关于汉朝历史记载止于汉武帝，并非汉朝全史；《史记》之后自褚少孙至班彪十余家《史记》续作，也都没有肩负起系统反映汉史的任务。这样一种历史撰述局面，是与汉朝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的。这是班固之所以要断汉为史作《汉书》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