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编者按：当代中国面对的问题形成了各种思潮的交汇点，不同的思潮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评价也大不相同。历史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这个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独特性。如何看待这一历史创造的独特性?如何揭示隐含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意义?涉及到重大历史评价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品格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质、传统及其文化的价值判断、全球时代文明的多样性、中国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判断在学理基础层面都必然集中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价值观上。为此，本刊特约这组专题论文，展开讨论。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
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一生中围绕着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马克思最早提出“社会形态”（Gesellchaft formation）的概念，是在1851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写道：“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一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1]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根据日本学者大野节夫的考证，形态（Formation）这一语词是马克思从当时的地质学术语中借用过来的。该词在当时的地质学中用以表示在地壳的历史中先后形成的不同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样态构成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达，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通观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诸多论述，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最核心、最根本的要旨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囿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致，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演进，资本主义社会同其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只是人类社会历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兴盛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形态必将驰人一个全新的进程。
岁月更替，人世沧桑，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南作用。必须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原则与时代特征、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获得时代的升华。
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为我们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自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暂时的低潮，世界格局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态势。与此相适应，一些抱有政治倾向的西方学者则在“别无选择”的喧嚣声浪中抛出“冲突”与“终结”等各色话语，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最终止步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显示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一超多极的格局虽未根本改变，但美国的霸权已日渐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平发展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正在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一文中曾谈道，“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危机伴随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曾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期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结局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负面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破坏性影响，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会发生重大转折。”这一历史形势，将愈益激发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再探索、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再研究、再发展。
当代中国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奇迹，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绝好的实践场域与理论舞台，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概括，必然形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今天，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瞻性、预见性和指导性，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阔步迈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本身，也需要结合新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实际，不断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和创新，将其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当时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后来的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发展了原先的看法，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今天，围绕从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最重大的时代课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和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深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承认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索。既要考虑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又一定要从本国的特殊发展规律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充分估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道路具体多样性的科学预测。这就告诉我们，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不能只是一个模式，仅一条道路，一定要在遵从历史发展总体规律的前提下，从历史多样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是在肯定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注意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的选择作用。从中可以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坚持历史决定论，又要承认人的历史主体能动性，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四，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审慎的科学设想，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的分析，尚需经过社会实践的验证。这表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随着不断的实践的检验，对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越搞越清楚，才能不断深化。
如何科学地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我的看法是：理论在概括事物本质时，剔除了大量偶然的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只是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全部社会现象的总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讲的只是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总的历史规律，并不等于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前后递进，也是如此，并不等于否定历史的跨越，也不等于否定历史可能出现的倒退。从学术的角度看，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概括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也要看到，理论概括源于实际，但并不等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实际。“五形态”说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是否可以有特例、有偶然的情况发生，是否都要依次经过同样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它绝对化。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般地说，像英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但他们又预言，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并不排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依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归根到底，这一切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和表现出来的历史环境，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体能动性。这个重要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定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殊性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不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一般规律理论的否定，而是对该理论的深化和丰富。
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沉痛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绝不能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得出的现成结论，从本本出发，是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也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本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规律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可以说凡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建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585—58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