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成果的传播还需要关注在与现代传媒特别是视觉艺术有机结合的同时，也应保持民族文化遗存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完整性，这对中国的自身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十分重要。
历史研究是有时代属性的。历史研究与时代思维的内在结合，是历史学研究成熟的标志。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易传》曾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即是说对“前言往行”，不能局限于铺张描述，还要有助于提高认识事物、预察未来的能力。清代王夫之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可见中国史学有这样一个传统：把历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与研究者自身和时代统一起来，对历史的观察总是反映出时代精神。
深化对中国史的时代属性的观察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三代以上的历史就有两种不同的观察。一种以儒家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证明礼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论述上古历史时，尽量剔除古圣帝王身上的神话传说，认为尧、舜、禹等都是在人伦道德方面有继承、发展的人。道家则认为礼制是罪恶之源，天道自然才是历史的本质。道家认为越是古远的帝王，越自然无为、适性自足，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理。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认识，恰恰与儒、道两家对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认识和思考是相关的。儒家认为人性中仁爱、正义、秩序和理性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道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然界在无为中实现完美和谐的神秘力量。可见是时代主题推进历史认识的深入展开，导致历史认识的多样性，而历史认识又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观察。
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题联系紧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意识到传统史学不能给时代所需要的“新民”提供养料，不能给时代提供有益的启示，呼吁“史学革命”，提出历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变化，新的历史学须从过去的踪迹中观察到未来的走向，须为公民的社会生活建设提供参考，须能激发民族精神。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三种主要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由主义史学、守成文化史学，这些流派都提出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观察，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史的内涵与深度。侯外庐先生坚信中国会朝民主与科学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思想史浓厚的宗教因素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对中国思想史自然观不发达所导致的理性精神不足作了深刻分析，认为这与中国长期的土地国有制所造成的私有权观念不发达是相联系的。他指出，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当务之急是扬弃中国历史中的不合时宜的内容。钱穆先生则认为，中国历史中情感因素多，自然科学研究不足，是中国农业文明人文主义色彩很重的表现，中国历史重视群体生命的延续，不追求个体物质利益与经济权益的无限满足，而追求个人精神生活宁静与群体和谐，它恰恰反映中国历史极其深刻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两种不同的观察，反映出对近代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两种不同方向的认识。
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是历史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孔子的《春秋》如果没有对“其义则丘窃取之”的时代判断，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没有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理性思考，就不可能有这样持久的魅力。侯外庐、钱穆的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关于时代主题问题的认识，他们的著作就不可能有这样持久的魅力。
当前，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快，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怎样才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发展与合作，需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及其所蕴涵的世界性价值重新分析。今天，我们更加需要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在史学与中国发展趋势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趋势这些问题上，提供更有启示的思考。
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
“国学”或“古典学”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历史学科中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甚至是否应该独立于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学科之外，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20世纪，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与对中国物质生产生活历史及社会组织历史的研究相比较，显得相对薄弱。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已经认识到，思想性元素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仅是物质生产生活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也是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成熟与发展。思想性元素的创造和传播者——知识群体，与物质生产生活的劳动者、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历史的积累既表现为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表现为精神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历史中的思想创造有密切的联系。可见，当今提出要强化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也有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但从哲学、历史乃至文学学科的整体来看，20世纪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首先，大家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学，诸子和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都需要同等对待。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对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外，20世纪还开拓出与考古学结合、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相比较、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结合等方法。特别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相互贯通，或许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研究方法划时代的进步。
早在20世纪30年代，侯外庐就指出，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提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并依此观察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阐述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思想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贯通，说明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以思想解释思想，只有从思想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中，才能准确判断思想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因此，如果从20世纪研究传统来看，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充分吸收和消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所取得的理论与方法成果，将“国学”或“古典学”作为中国历史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是必要的。
重视中国史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历史学非常重视历史认识的表现形式，创造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多种历史体裁，而且也很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传播到中国，人们开始意识到，与西方学术相比较，中国学术缺少西方学术那种明确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于是倡导对中国历史规则进行理论提炼，对具体历史问题做严密的研究。历史研究追求把复杂的历史事实描述清楚，把观点讲明白，章节体和论文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个变化提高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水平，但却使历史作品失去了鲜活的趣味，给读者留下的是一大堆过于宏观的原理和逻辑严密的论点。
如何在保持历史著述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同时，增强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值得历学家认真思考。其实，历史是有情感的人的创造。历史事实充满了变数，与历史资料相冲突的推论往往也不止一种。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的描述，如果缺少文采，将是令人遗憾的。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很重视文采。章学诚就曾经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有的历史研究者认为“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文学追求创造性、新颖性，它的文字表达越新颖、越独特就越好，而史学的文字忌讳自以为是，它贵在对各种文献资料、各种说法进行“陶铸”，选择最合适的文字表达，要运用文学形式使历史认识成果的表现力更加丰富。
历史认识成果的传播还需要关注在与现代传媒特别是视觉艺术有机结合的同时，也应保持民族文化遗存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完整性，这对中国的自身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十分重要。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