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两次转型：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史学向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近代史学的转型；从传统、近代史学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史学的转型。尽管在历史学科内部，每一个分支学科都有自己具体的学术发展路径，有自己内在的学术演变逻辑，但在对社会演变规律进行探讨的较深层次的理论思辨领域是相通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这一百年，这种内在的一致性集中体现为：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是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第一次转型
中国史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即初露端倪，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坛，伴随着社会的剧烈震荡，风云积聚，波澜渐兴，一批新型史学理论文章，立足变革，发抒心得，大多具有启蒙见解，为史学的革新、为社会的进步鼓吹呐喊。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逐渐突破传统的桎梏，向近代艰难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们开始学会用社会进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并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有关思想。作为晚清维新运动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可谓以进化观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梁启超则从史学理论的较高层次，阐明了进化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进化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标志着中国史学逐渐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陈腐观念的束缚。从此，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类社会，逐渐成为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向前发展的社会。
第二，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渐成为新史学的重要价值理念。邓实在《史学通论》中指出：中国旧史学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也，“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主张史学界要倡扬民主，深入研究国史、民史和社会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尖锐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竭力鼓吹史学革命，强调“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第三，史学编写体裁趋于多样化。中国传统史学编撰，多是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形式，这个时期章节体也被引入史学，史学的词汇、术语、风格，无不具有了新的特征。显然，史学形式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了方法与观念的革新。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一样，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第一次转型也不彻底，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其主要表现是：封建纲常伦理思想、迷信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陈腐、落后意识，仍充斥学术著述，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并从不同的侧面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史学，仍在传统和近代之间苦苦挣扎。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与中国史学的第二次转型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鸦片战争以来150余年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性事件。
中国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不开始于20世纪，19世纪末，已经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热情传播唯物史观，呼吁史学家们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全部人类历史进行“改作、重作”。强调：“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参见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史观》）此后，在中国出现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以自己卓越的学术成就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能开阔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而且能比其他任何思想更加准确地揭示人类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天地。
马克思主义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标志着中国史学第二次转型的开始。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在学术形态上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爆发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占有独特的位置。这场论战，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这支队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学术体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中，社会史大论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典范。他不但对一系列具体的历史问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他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有一套成体系的科学的认识和看法。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壮大，中国传统史学被逐渐终结，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由显而微。从此，中国史学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新中国现代史学的两次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史学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50年代，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并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到60年代中叶“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国现代史学实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发展，这就是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研究为主体的新的史学体系。这一崭新的学术体系，将中国现代史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考经证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和以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实证为特色的近代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史学家们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方向，以严谨求是的学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以宏大的学术气派，考察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历史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手工业、城市化、阶级关系、社会生活、异端思潮等长期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历史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大批千百年来被深埋的历史真相，得以重见天日，古老的中国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二次大发展，发生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次发展的重要特点是：随着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新的繁荣和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逐渐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对历史与国情的深入探索中，中国现代史学迎来了全面发展的“科学的春天”。新时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主要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正确地处理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动学术繁荣发展的关系。基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经验、教训，学者们逐渐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不但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也为新时期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空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源泉和不竭的动力。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历史学等基础研究的深入。20多年来，与现代化建设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学术课题的设立，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灾荒及其社会影响、婚姻与家庭、生活方式、普遍社会观念等课题，在传统史学中是较少受到关注的，在这20多年中，逐渐成为受到学者们高度重视的课题。而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又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还须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史学界的科研条件、科研手段获得明显改善，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得到抢救和整理，这为学术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实现了多样化。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入，社会史、心态史、观念史、女性史等新的学术生长点不断涌现，中国史学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反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知识界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突破封建陈腐和落后桎梏的有力武器，是指导中国知识界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束缚、摆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锐利武器，是激发、指引中国人在最根本的历史观上实现觉悟和觉醒，学会独立思考，推动学术文化独立和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史学的百年学术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就从本质上坚持了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就从根本上掌握了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