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利用数字化手段传承和保护古籍，便于学者的研究与教学，使古籍成果为更多人所用，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文献学界一直在做的工作。8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研究与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主办。
古籍数字化发展迅猛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一些已成规模的大型古籍数据库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大型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除以每年1亿—2亿字的速度扩充外，近两年更在功能拓展上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科研成果和产品不断推出、技术问题得到深入解决，古籍数字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和良好前景。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介绍了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标准、版权、数据库模式等问题，其中古籍数据库建设的智能工具成果展示是一大亮点。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认为，古籍数字化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国家应当从战略工程的高度对其给予支持。
跨越瓶颈 实现长久发展 古籍数字化事业的发展虽然成果显著，成绩斐然，但在研发和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卢伟认为，古籍数字化现在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古籍数字化缺少国家标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许逸民指出，现在古籍数字化大都采用简体字，但由简转繁没有标准是不行的，这是古籍数字化发展的一个很大障碍。古籍的本质是文字和行款，因为版本不同，古籍的成果质量、水平也不同。总之，如何将当代先进技术与传统的学术体制有机衔接，尚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培养同样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古籍数字化事业需要的是兼通古典文献学与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是由于现有学科模式的划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招到。另外，技术支持也存在障碍。
智能辅助标点系统引争议 会议上，智能辅助标点系统引发学者热议。有学者认为，辅助标点系统虽然有助于理解古籍，但是辅助标点系统的产生，会导致文史专业学生的古汉语基本功减弱。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吴夏平指出，数字化古籍利用的最大弊端，就是过于依赖数字化成果。一切学术问题都试图通过检索来完成，会导致伪学术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因抄袭和拼凑而导致学术垃圾的出现并非是文献数字化和网络本身的弊病。数字化文献的广泛应用恰恰对人文学科的深入发展、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可以借助古籍数字化的成果，但是古典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并不能被其取代，而是应当继续加强研究。
文献数字化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课题，我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本报记者 钟哲 实习记者 李慧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