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语言学转向”标识为20世纪英美哲学的基本特征也许是恰当的，但对于德语世界而言，这一转向由来已久。自启蒙运动以降，经过歌德、温克尔曼、洪堡、赫尔德、施雷格尔、施莱尔马赫等人的不懈努力，语言学被推崇为人文科学的必修法门，“好言者好智，好智者好言”，语言与思想之间的释义学循环在当时业已成型。洪堡将历史主义引入语言学的尝试影响巨大，他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在后世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彰显。在他看来，语言不是现成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eia），语言的本质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真正的意义在于现实发生的行动之中，因而对语言的研究就不能仅从字面出发，而要将言语行动的整体视为语言。洪堡所强调的整体不仅关涉文字，还涵盖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而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无非就是历史。这样看来，历史与语言学的合流滥觞自洪堡之规划。
进入19世纪后半叶，洪堡的立场一再得到强调，在狄尔泰、海德格尔、卡西尔、伽达默尔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弘扬。如卡西尔所言，历史学家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家不如说是一个语言学家。不过他不仅仅研究人类的口语和书写语，而且力图探究一切各不相同的符号惯用语的意义。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可以把历史知识包含在内的总题目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语义学的一个分支，而非物理学的一个分支。语义学的规则，而非自然的法则，才是历史思想的一般规则。显然，卡西尔赋予语义学极为丰富广阔的含义，它其实等同于人类符号意义学。如前所述，洪堡认为符号的意义不可能脱离具体使用语境而独立存在，这样一来，语义学和语用学就被必然地关联了起来，按照这个逻辑，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即用法”的主张不过是德国历史主义语言学的现代回响。上述思想传统为战后德语思想界概念史研究（Begriffsgeschichte）的崛起提供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概念史是由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考泽莱克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脱胎于他对于欧洲现代社会形成过程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史考察。考泽莱克生于1923年，卒于2006年，是20世纪影响最巨的历史学家之一。战后德国百废待兴，由伽达默尔坐镇的海德堡大学群贤毕至，一时成为德国精神科学的复兴之地。考泽莱克于1947至1953年间就读此校，曾受教于伽达默尔、卡尔·施密特、卡尔·洛维特、维纳·孔茨等殿堂级大师，后在近代史专家约翰内斯·库恩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现代社会的病理学考察》。考氏认为，当代世界的危机应被视为欧洲历史演进的结果，其成因早已隐藏于现代化的肇始之处，其中暗含的逻辑可被梳理为：法国大革命提出了现代社会建制的基本理念，而启蒙运动在思想层面上主导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启蒙思想的萌芽又必须追溯至绝对主义国家的诞生，因而近代早期就成为《批判与危机》中的重点研究时段，它被视为酝酿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辩证法的温床期。他将近代早期的欧洲知识分子思想谱系设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欧洲社会转型过程中核心政治概念的构成。他认为支配着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政治概念并非一蹴而就，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形成史，通过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立意修辞和写作方式的考察，就可以把概念内容转变和定型的轨迹，尤其是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用功能描述出来，这样就可以透过概念来窥测社会变迁的影像。
考泽莱克的博士论文一经推出，就因其别具一格的研究范式而立即获得学界好评。他毕业后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担任了两年讲师，后又回到海德堡大学，并成为著名的科研团队“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组”中的一员。该团队的主导者是历史学家孔茨，他受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影响较大，关注19世纪以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尝试通过概念语义分析来开辟社会史研究新方向。孔茨的学术团队堪称德国概念史研究的孵化基地，小组成员保持长期的例行聚会，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为概念史研究制定整体理念，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源并形成语料库。该团队组织严密，经费充足，成员关系良好，他们的研究工作为日后编纂的《历史基本概念》提供了坚实基础。《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一社会用语历史辞典》（C,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1and）共计八卷，由“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组”主导成员布鲁纳、孔茨和考泽莱克担任主编，于1972至1997年间陆续面世，是德国概念史研究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该辞典收录共计122个关键词，每个词条的释义都是以概念史为指导范式的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领域，时间跨度从1700年延至当代。《历史基本概念》的成功推出，意味着德国概念史研究从孕育走向成熟，科研范式正式得到确立和应用。考泽莱克在该辞典的编纂工作中承担了主要任务，并与布鲁纳合作提出概念史研究中独具特色的分期理论。他们将启蒙运动晚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百余年间（约为1750至1850年）划定为欧洲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将其命名为“鞍型期”（Sattelzeit），意象取自两山谷之间的峰峦，来比喻两个大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考氏指出，在上述历史时段中，欧洲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中酝酿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具体生活层面主要体现为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动、社会结构从碎片式转向操作主导式分层、新型交通工具的使用、工业化的普遍展开、新兴文化及消费形式的产生，等等。他认为，上述经验层面的社会变迁同样沉淀在文字概念中，特定概念的产生、其义涵的扩张或缩减甚至偏移，都可追溯至经验层面的变化。因而，对于关键概念的内容变化做出描述性考察，就成为《历史基本概念》的编纂者所应面对的重要课题。该辞典中所收录的概念，有一部分来自于传统，比如国家、共和国、市民、家庭，等等，但是鞍型期中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涵义，同样还有一些全新的概念，如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阶级，等等，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构成意义。因而在考氏看来，历史的神秘之处在于社会经验与概念内涵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相互映射且相互构型。尽管真实的经验早已淹没在时间之中，但它们可借助概念留下痕迹，编写《历史基本概念》的原初动机就是为寻找历史痕迹的人留下一张可供参考的地图。
在《历史基本概念》的成功鼓舞之下，考氏的亲炙弟子赖夏特依据“鞍型期”理论框架，专门针对法国历史编制了一套《1680—1820法国政治一社会基本概念手册》（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1680—1820），于1985至1993年间共出版了15卷。由于工作人员的学养和准备时间受限，该手册的质量不及考氏之作。
从学术传承来看，概念史研究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并将卡西尔的信条具体化后付诸实践，用语义学的方式进行历史研究，因而在德语世界中，概念史又常被理解为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义学，概念史并非仅囿于术语的内涵展开研究，而是要突破文字的界限深入到社会史层面，为概念找到现实的根基。用考氏自己的话来说，概念既是变化中的社会结构的“指示器”，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推进器”。此语境中的概念具有双重义涵：从狭义来看，概念是凝固于历史文献中的文字符号，是社会经验在文字中的固化，因而可起到指示作用；从广义来看，概念便如洪堡所言是整体行动，现实地执行着各种社会功能，具体地参与到历史经验的构型过程中，因而也是历史的推进器。在很多人看来，语义学与社会史相融合不过是跨学科研究范式下的一种产物，但在考泽莱克看来，二者的结合有其必然性。他指出，语言和社会属于元历史前提（me tahistorical givens），缺失其中任何一样也不可能形成人类历史，而且二者之间既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却又不能相等同。因而将历史分拆为语言与社会两个基本单元，并非任意的选择，而是历史学的本质规定使然。因而，考泽莱克认为不能将概念史仅视为历史学的某一专门领域，如服饰史、战争史等，更恰当的理解是将概念史规定为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新范式，它可被应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对象之上。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德语世界概念史研究主要有如下特征：第一，将历史分为概念和社会两个基本单元，重视分析概念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和依存关系。概念作为可被记述流传的文字资料，相对于随时间流逝的经验而言，具有独立性；但其产生语境无疑具有物质属性，表现为现实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概念史认为，概念与社会经验之间存在互动构型作用，经验意义上的社会变迁都会选择性地沉积于概念术语中，同样，概念也建构着新型社会经验。因而其基本方法论逻辑可被表述为：从社会史中考察概念，从概念发展中研究社会。
第二，将概念分析视作历史研究的工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史与术语史或观念史之间最大的区别，应该在于理论目的。术语史与观念史仅关注概念内容的变迁，而概念史则借助概念分析用以获得历史意识，因而后者所关注的对象实则是历史而非概念，或者说，是洪堡意义上的作为整体行动的概念。
第三，强调概念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概念史不仅在特定时期中就重要概念的语义域（Semantic field）进行分析，从诸概念的关联性中挖掘概念的核心共性，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概念内涵的变迁做出描述。共时陸和历时性分析构成概念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
第四，着重考察概念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使用功能。基于历史主义立场，概念史否认存在超时间性的概念内涵，一切概念的定义不仅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而且从属于使用者的实用目的。简言之，概念史认为功能决定语义。因而对于概念使用者的立场、意图和言谈对象进行分析，就是概念史特别强调的方面。
第五，着力建设历史语料库。广泛收集各种文字资料，不仅涉及名家著作、演讲、回忆录、通信、日记等文献，还包括政府文书、刊物、宣传册、议会报告等文件，甚至地区小报和民间流行的手抄本也纳人研究对象。总而言之，历史语料库吸纳一切对社会运转起作用的资料，希望能够从整体视闻中将传统史学家眼中的边角料变废为宝。
重复着一切新兴科研范式的命运，自20世纪60年代概念史问世以来，褒奖与批判之声就不绝于耳，而且形成长久对峙的格局。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典型的质疑针对概念史方法论的前提假设。概念史认为，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语言可以保持一种稳定结构，这种稳定结构规定了相关诸概念的义涵，以及语言使用者对于概念的领会、把握和行动。上述稳定结构为概念史研究中的共时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概念史也承认，所谓的稳定只是相对的稳定，从长时段来看，语义的结构也会随着社会运动而发生变迁，推动这种变迁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经验层面的社会演进，如新兴社会权力在概念使用时对于义项的补充或删减等。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转换过程为概念史历时陸研究提供了对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上述假设的核心理念——给定时空中的语义稳定结构——是否存在，成为学界中争议极大的问题。批评者们指出，即便在同一时空中的社群中，也并不存在逻辑清晰、规则一致的语义稳定结构，语言用法在经验语境中的特征更接近于随意，而非稳定，况且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同一语汇的使用情况千差万别，很难从中客观地甄别出本质性语义结构。
第二种典型的质疑针对概念和史料的取舍。批评者们指出，《历史基本概念》的收词原则更多取决于经典理论家的重视程度，编者从未清晰地解释，为何仅有这些概念在研究社会史时具有典型意义，更未能说明社会精英所理解的概念义涵如何能被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并最终形成历史经验。上述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受德国哲学和思想史传统的影响，概念史研究者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以考泽莱克为例，他在早期著作《批判与危机》中主要选取了霍布斯、洛克、莱辛、伏尔泰、康德等思想家的著述加以分析，并从中诊断现代性的病灶所在。上述研究方法遭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的激烈抨击，他们认为这是典型的精英主义霸权和中心主义幻觉，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由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所主导构成的。
第三种典型的质疑针对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文字资料，对于视觉语言和声音符号比较忽视，比如“图像”和“音效”都不是传统概念史研究的对象。在当代符号学家眼中，文字语言仅是人类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中的一小部分，大量感性符号——如图像、音效、肢体动作、触感信息等等——在社会交往和构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有些功能甚至是文字语言所不能替代的。如果上述批评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概念史研究者可能需要重新拾起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精心研读以应对挑战。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