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林业思想”是梁希最重要的林业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林业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龙头．居于首要地位，农业、水利等居于从属地位。若以林业为抓手，即可解决中国诸多的生态问题，因此，重视林业，大力发展林业．应是重要的治国方略，欧美诸国无不如此。发展林业不仅惠及农业，减轻水利负担，而且支援了工业。尤其是建筑行业、林化工业，它还向人民群众提供生活用品、生活副食品，提供休息场所、疗养场所、旅游场所，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内容．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惜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大林业思想的实施受到限制。本文从粱希的“大林业观”入手，以理论和史实论证其“大林业思想”的普适性，希冀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大林业观；治国方略；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胡文亮（1985-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王思明（1961— ），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On Liang Xi’ s Big View on Forestry HU Wen-liang WANG Si-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view on “Big Fores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est view of Liang Xi. The core of this viewis that forestry take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hole ecological system, while agriculture and water reservoir wereplaced after in importance. If forestry is taken as a breakthrough, then many ec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canbe resolved. Hence, emphasis is placed on forestry and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coun-try-ruling. All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this way.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not onlybenefits agriculture, alleviates the burdens of water reservoir, but assists industry, especially for architecture andforest industry. Additionally, forestry also offers daily necessities and non-staple food, sites for rest, sanitariumand tourism, adding some flavors for people’s life and further improves people’s level of civilization. Unfortu-nately, volatile situation greatly affe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g Forestr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50th.Based on the “Big Forestry” of Liang Xi,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y and facts to prove the universality of “BigForestry”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all-round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view on “Big Forestry” ;the strategy for ruling the countr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一度活跃渐至沉寂的大林业思想
“大林业思想”是梁希最重要的林业思想。所谓“大”，在梁希看来，林业、农业、水利三者属于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林业在其中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用梁希的话说：“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1]以后梁希年年宣传这一观点，从1949到1958年，发表的74篇文章里有40多篇都在强调这一观点。梁希认为，林业是水利和农业的根本，没有林业就没有水利和农业；抓住了林业，就等于抓住了解决中国诸多生态问题的关键。中国历史上旱灾、水灾、沙灾频仍，长期袭扰着农业。母亲河黄河决堤之事时常发生，频频危及两岸儿女；而长江已有学者如姚传法、郝景盛发出警告：“如果长江各支流，都变成了嘉陵江，我敢预言，并且坚决的武断，今日的长江，会变成来日的黄河。”[2]沙灾问题更是远比水旱灾严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沙化面积就已达到国土总面积的17％，范围涉及全国29个省区，而且沙化还在呈逐年扩大之势，并非夸大的说，已经逼近北京城下。[3]要解决这三类棘手的问题，非重视森林、发展林业不可。
早在1950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对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予以支持，标题是“重视森林，保护森林”。文中重点论述了梁希的“没有森林就没有水利，没有森林就没有农业”的观点，指出了“水灾和荒山的密切关系”，并提出“沙之为害，更甚于水”，指出“沙的灾害，只有培植森林才能解决”。借以说明中国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视森林，大力发展林业。
对梁希的大林业思想，陈晓原等很多学者发表文章予以支持，进一步论证森林与水利、水旱灾的关系。高层决策人士也基本持肯定态度，特别是对森林所起的生态作用方面。周恩来总理一直强调“要合理砍伐，保护森林资源”，认为“保护森林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梁希的“大林业思想”能够被顺利接受，那么中国朝向现代化的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已开始。多数现代发达国家（苏联、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芬兰、瑞典、挪威北欧三国等）是从重视林业发展林业开始的。这时因为林业不仅仅保障农业、保障国土安全（指水利），它还向工业尤其是建筑业提供木材，向化工业提供原料，向人民群众提供生活用品、生活副食品，提供休息场地，提供疗养场所；一旦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它还提供旅游景点、森林公园，丰富生活内容，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当初孙中山以“建设生态环境”为治国方略，应该是考虑到了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先是1950年年底的抗美援朝，原先拟定的林业全面规划不得已作出了大幅修改；接着是1953年中国在“一五”期间全面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东西方思想的强烈碰撞下，有着西方学习背景的梁希以及与西方并轨的“大林业思想”落在了下风，最明显的信号就是林业部从治山治水治黄的主角悄悄退位为配角；到了50年代中期，全国城乡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以农村为例，农民进入了合作社，一部分农民原先具有的林权受到了干扰，以后合作社、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林权全部交给了人民公社，农民对林产的关心程度受到巨大影响。在广大农村，如果没有农民的积极参与，任何良好的愿望都要大打折扣，林权的表现最为典型。梁希“大林业思想”的落实，其依靠的对象恰恰主要是农民。更重要的还在于，最高决策者与梁希等科学家之间在治国理念上有差异。毛泽东主席当时考虑更多的是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未能认识到大林业思想中包含的积极意义；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农业才是基础，林业只是大农业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毛泽东的语言排序中总是农、林、牧、副、渔。1959年7月4日（时梁希已经去世），毛泽东在一份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特意加了一段话，其中第一句就是：“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4]这样一来，林业的地位再一次降回到农业之下。
思想不一致，这很正常，如果说服不了只有等待。只是这一等待，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998年惊心动魄的长江大水灾之后，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与重新接受了“大林业思想”，中国的林业这才开始步人良性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大林业思想”中包含的治黄情结
在梁希看来，林业既然是农业的根本，是水利的根本，林业对治山治水就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份内的事，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朝前，根治黄河水患就被新任的林业部长视为天经地义的份内事。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梁希在1946年元旦发表在《林钟》复刊号上的“我们的责任在山林”和希望“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提法。可见梁希早就把“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当作是林业研究人员必须加倍努力务求实现的奋斗目标，否则便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林钟。
谈到根治黄河水患，从国际上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大多没有水利部，如与中国水利部相对应的美国是环保署，俄罗斯是自然资源部，德国、芬兰、瑞典、挪威等国为环境部，英国为国际发展部，日本则是由建设局、农林水产省、国土厅、通产商业省、环境厅共管。原因很简单，并非真的没有旱灾水灾，而是多数国家在自然灾害形成的初期就紧急着手处理，直到恢复青山绿水，所以虽有水利问题无需像中国设水利部以应对。以日本为例，日本由于曾经发动侵略战争，国内森林大多砍伐一空，战后灾害连年发生。1952年，梁希曾对日本的水灾有过担心：“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日本代表宫腰喜助先生说：在大战中，秋田、高知、歧阜、爱知、长野、青森、山形等县的大好森林，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情的滥伐，木材被造船厂抢购，拿去造二百五十吨与一百五十吨的木船。小材被造船厂与人造丝工厂争买，三十年上下的小树恰合胃口，滥伐的结果反映甚快，大分、宫崎、冈山、兵库等县河川下游的地方，普遍地遭到历史上不常见的水灾。”[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由于战时和战后的森林过伐和盲目开荒，出现了大量岩石裸露的荒山，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史料记载，“据建设厅调查，日本现存岩石裸露荒山32万公顷，每年因暴雨还将出现新岩石裸露荒山4800公顷，每年从新旧岩石裸露荒山中总共要流出土沙7100万立方米，又据1950年调查，在日本54个水库中，由于水土流失，已有24个水库淤塞了大半，有的甚至丧失了蓄水能力。森林的过伐也加剧了洪水灾害，如战时，将本州北部北上川上游森林砍完以后，1948年发生了一次大水灾，曾有550人死亡。”[6]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加强了治山治水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了治山治水对策协议会，制定了治山治水五年与十年计划，治山治水事业费增至每年1086亿日元。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已再现青山绿水的原貌。
法国也是治理水灾成功的典范。梁希的原中央大学森林系的同事李寅恭曾撰文介绍法国一度出现水灾且为祸甚烈，最后通过植树造林战而胜之。“法国南境多山，先是十九世纪初时，森林滥伐，结果山洪瀑发，流沙遍地，为害至烈。自一八四一年工程师舒赫氏发表《根本之法在营林》计划，继以林学家孟德斯氏确说欲救水患，非理水防沙治保安林不可，政府乃草拟强制保安造林法，嗣是水灾即减轻大半。”当地农民看到森林对农业的有益作用，遂积极参与种植保安林项目，“上阿勒伯与下阿勒伯两省，受森林赐福尤多，农家不唯不反对收买民地，而且请求政府加编其田产，人保安林。”[7]
日本和法国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可以根治水患，而中国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没有理由不能根治黄河水患，这就是梁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所以，就在1950年，梁希提出了林业部治黄的初步规划：
林垦部最近派人到渭、泾、洛、汾、无定河五大支流作初步的宜林地调查．明年还要派更多的人员，作更进一步的测勘，准备建造黄河水源林，以防止河沙为害。
我们打算稳步前进，在沿长城的沙荒地，在黄河的水源地，由重点造林逐步前进到普遍造林，由局部的封山育林逐渐扩张到全面的封山育林。我们要请地方政府协助．重视森林、保护森林，营造森林，完成这一件大事，把西北从可怕的水灾中解放出来！[8]
问题很清楚，河流两岸没有森林作防护网，夏天洪水一来，梯田里的泥沙势必奔向河心，河床势必提高，河水势必抬升，两岸的堤坝势必要再加高，一年又一年，下游的许多地方黄河都成了一条“悬河”，河面比有些中心城市的楼房还高。为了防止堤坝溃决，在加高培厚堤坝的工程上面，据战前统计，平均每年要付出二千四百万银元，梁希视察的1950年，黄河工程费用也达一亿四千万斤小米，而且据中央水利部观察，与安全标准相去还甚远。
对于梁希的权威性意见，森林万能论者、林业部高级工程师郝景盛很快发表文章予以支持。[9]郝氏在文中语涉水利专家，从而引发了一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治黄究竟应该是生物措施为主还是工程措施为主的大辩论。
带着治山治水治黄的历史责任，1952年11月，梁希第三次考察黄河，主要考察黄河的支流泾河。1953年3至4月，70高龄的梁希四下黄河，考察了无定河、延水、洛河流域，写出了《泾河、无定河流域考察报告》，给中央的治黄工作作为参考。1955年7月，邓子恢副总理发表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这份报告充分听取了梁希等老一辈科学家意见，提出“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并举”，所列生物措施包括：在沟底和沟坡造林，在河岸和河滩造林，在水库岸边造林，在碱地造林；营造防风固沙护田林；封山育林、坡地和丘陵地造林。
梁希对决心根治黄河一事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规划。1955年10月，在林业部、农业部、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梁希作了专题发言，继续宣传“要保土必须保水，要治河必须治山”，建议“采取各种措施：护林、造林、封山育林。”此时黄河中上游的治黄造林运动已蓬勃开展。1956年，梁希已七十三岁，当他得知在延安正召开五省区青年治黄造林大会时，亲笔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为题向大会作长篇贺文（该文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继续向青年们宣讲治山治水保土保水的关系。对于根治黄河的伟大宏图，梁希不仅看到的是黄河两岸人民的迫切愿望与冲天干劲，而且也看到了成功和希望一定在未来。
梁希逝世半个世纪以后，现在的中国治山治水治黄的思路已经完全和梁希的大林业思想合拍了。实践证明，走了一段弯路并不可怕，只要认识到了，走回到直路是必然的。
三、梁希“大林业思想”的现实价值
据资料记载，历史上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进入20世纪，长江流域尤其是源头地区森林资源遭到掠夺式开采，森林覆盖率锐减，水土流失严重。1957年，长江流域覆盖率下降到22％，水土流失面积达36．36万公顷，占流域总面积的20％；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锐减到10％，原始植被丧失了85％，水土流失面积猛增到73．94万公顷，四川省森林覆盖率由20％降到8％，云南省由50％降到25％。[10]
森林资源掠夺式开采的后果最终显现。1998夏季，降雨量特别大，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几百万军民日夜奋战在大堤上，江西九江决堤的场面，长江两岸多个地点因不得已爆破分流疏散人群的电视画面，一次次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神经。据当时前方报道，湖北沙市中心一幢10层高的楼顶与长江水面持平，“一旦决口，要抢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江汉平原的历史要重写，长江要改道，数百万生灵要遭涂炭”。最有说服力的数据还在于：宜昌水面最大洪峰流量每秒超过6万立方米的年份至少有23年，但1998年8月8日在每秒只有56400立方米的情况下，长江水位却一再创出历史新高，高过往年1～2米，这个问题有力地说明了各地水土流失造成了河床抬高，问题再明显不过，1998年8月28日国家林业局宣布：长江大河源头及上游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是造成此次大水灾的根本原因。[11]
1998年长江大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公布，直至13年之后，方由原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披露为2000多亿元人民币。[12]1956年，毛泽东听林业部汇报，当听说林业部门每年产木材1000万立方米，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5至6亿元，就高兴地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给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13]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大自然的报复会来得这么猛烈，这么加倍。
大水灾的到来惊心动魄，痛定思痛的结果是，中国自上而下展开了大讨论。时已87岁的生态学家王战在这场大水灾的20年前就撰文发出警告，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其文章《长江确实有变成黄河的危险》在发表的当时就引人注目，此次洪灾证明了他的预见，国家林业局特派专人赴沈阳求教王战，听取他的意见。
王战认为：从今年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来看，主要是我们对森林作用认识的不足。大江大河的源头和沿岸毁林开垦、森林植被被破坏是导致今年特大洪水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破坏大自然得到的必然报复。森林与水自古联系在一起。王战感慨地说，从千山万水、青山绿水，到山穷水尽、穷山恶水，这个教训必须得到深刻反思。人类必须提高对森林的长寿性、多功能性和多效益性的认识，加强对森林综合效益评价的研究。
王战反映的其实正是“大林业思想”。这并不奇怪，王战193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森林系，梁希曾是该系资格最老的教授。[14]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我国水土保持学科奠基人之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关君蔚言简意赅，“林水结合，儿孙幸福万代；林水分家，后患无穷”，直接点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即：国家的主要资金主要精力不能主要投放在工程措施上，应主要投放在“林水结合”上，世界上发达国家在治水方面走的都是这一条路。1999年1月，国家林业局赴日考察团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结果所到之处，满目青山、层林尽染，仿佛身在绿色的画廊中，领略山青水秀的美景，体会到日本林业工作者的自豪，也感受到中国林业工作者的责任。
日本全国森林面积2515万公顷（1955年数据），森林覆盖率为67％。其中天然林1338万公顷，占53．2％；人工林1040万公顷，占5．4％。森林蓄积量34．83亿立方米。年消耗木材约1亿立方米，自产2000万立方米，从美国、俄罗斯等国进口8000万立方米。
日本是一个岛国，又是台风的中心，山洪相对于中国要多，H本解决水灾的办法自始至终就是植树造林，从考察中得知，日本从昭和三十年（1955年）起就开始划定了保安林，到1996年，全国划定了17种保安林，总面积900万公顷，这些森林主要分布于深山险峻地带、江河两岸、重要水源区，其中有很多是天然林，栖息着珍稀野生动物，特别是已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自然保护区，对这些森林依法实行保护，不能随意砍伐，对于私有林被指定为公益林的，国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结果日本真正做到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15]
各路专家的正确意见很快成了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的依据，自1998年长江大水灾之后，“生态”一词持续升温。当年8月，天然林保护工程在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的四川省率先启动，随后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市相继宣布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有计划地调减天然林采伐量。2000年12月，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启动，工程规划期为1998～2010年，总投资968亿元，工程设施范围包括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吉林、黑龙江、海南、新疆17个省区，明确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让天然林休养生息，这是梁希当年梦寐以求而不能的。
让天然林休养生息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党中央国务院紧接着又开始了退耕还林工程，该工程自1999年在四川、陕西、甘肃率先试点，2000年在全国17个省区的193个县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程，截止2000年底，完成退耕造林面积136．3万公顷，2002年1月，该工程范围扩大到25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规划在2001年到2010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2．2亿亩，造林2．6亿亩。这是一项最得民心的工程，因为受到了广大林农的拥护，成为继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又一项重大变革，截止2010年，确权到户的林地是22．36亿亩，占私人林地的81．69％，6825万农户拿到林权证，3亿多农民受惠。[16]
还有四项工程，分别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丁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保护区，据最新消息披露，全国林业系统建立和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达到2035个，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2．9％，[17]将这么大面积的林地或草地全封闭或半封闭地保护起来，这更是梁希当年梦寐以求而不能的。
这六项工程给国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全国沙化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约3436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三个香港）变为目前的年缩减约1717平方公里，总体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18]当然，这六项工程，国家投入的资金也是前所未有的（见表1）。
这六项工程突出了八个字：“普遍护林，重点造林。”这八个字正是建国初期林业部包括正副部长在内27人共同拟定的林业规划，可惜当时客观条件不成熟，致使中国的林业建设走了长长一段弯路。
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9月11日）。该决定认为：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该决定第一次提到：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该决定强调三点，一、没有良好的生态，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生产力。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先进文化最本质的内容。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源泉，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建设秀美山川，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既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林业不仅对改善生态面貌，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促进旅游、扩大城乡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这项决定让中国的林业在与发达国家的林业并轨的路上走得更快了，梁希的大林业思想重回主导地位了。
2009年，中央林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林业在贯彻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19]至此，大林业思想的内涵更丰富了，林业不仅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即林业在与农业、水利这一大的生态系统中是龙头老大，而且林业在贯彻发展战略中还具有重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还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还具有特殊地位。
先说林业在贯彻发展战略中具有首要地位。1999年，美国能源部组织法国、荷兰、德国、奥地利和马来西来等国科学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到2050年，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接近枯竭，全球液体燃料的80％以上将来自木本植物，尤其是木本植物中的油料植物，以及草本植物。[20]该结论很快在各国政要间达成共识，于是跨越式发展林业、主动性开发生物质能源就成了当务之急。
再说林业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据专家介绍，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69％，有近8亿亩宜林荒山荒地，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西部。[21]如何开发宜林荒山荒地，目前最热门的建议就是种植可以直接或间接提炼生物柴油的木本植物。华东师范大学王子娇就提供了一份关于《甘肃省河西地区荒漠能源植物资源利用与产业化可行性研究》（刊于《资源环境与发展》2009年第1期），该研究认为，甘肃河西地处大西北，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在生物质能开发方面很有潜力，作者是根据我国林业工作者在该地区引种数十种固沙灌木获得成功的先例，建议大范围引种同为固沙灌木的文冠果树。报告还指出，文冠果是我国很有发展前途的木本油料植物之一，该树种性极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种子含油率为30％～36％。种仁含油率为55％～67％，采用化学反应法、物理处理法和生物合成法可提炼出合格的生物柴油。报告在结论与展望中写道，河西地区具有丰富的荒漠能源植物资源，这些植物不仅对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而且可以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在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将生产力低下的耕灌土地，改成荒漠植物生产基地，使油质高的荒漠植物产业化，为生物能源的开发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最后再来说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的特殊地位。森林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曾得到1985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认可，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将植树造林、加强森林抚育、减少毁林等列为“巴厘岛路线图”的重要内容，加快林业发展、减少碳排放量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高度重视国际林业政治对话，积极参加国际间林业议题谈判。全面阐述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立场和主张，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中发挥着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的森林面积已达到1．9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0．36％。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全球资源的评估，中国近年来开展的大规模植树造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对遏制亚洲地区森林资源下降趋势作出了积极贡献，认为亚洲森林保护有所好转主要归功于中国大规模植树造林。目前，中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已经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22]
今天的中国林业，真正是大林业了，它带动着方方面面，而梁希的“大林业思想”在21世纪的中国林业已经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梁希．林业工作者坚决保卫和平[J］．中国林业，1952．
[2]梁希．我们要向森林作武器和西北的沙作斗争［J］．中国林业，1950（1）．
[3]郝景盛．略读土地利用的正确方向与黄河流域造林问题［J］．中国林业，1951（2）．
[4]叶笃正等．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J］．地球科学进展，2004（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毛泽东论林业[M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注释】
[1]梁希：《目前的林业工作方针和任务——1949年12月18日在林业座谈会上的报告》，《全国林业业务会议专刊》，1950年
[2]郝景盛：《森林与水旱天灾之关系》，原载1944年《林学》。
[3]叶笃正等：《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地球科学进展》2004年第4期。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5]梁希：《林业工作者坚决保卫和平》，《中国林业》1952年第6期。
[6]丁方：《国外林业和森林工业发展趋势》，第11页。
[7]李寅荣：《森林与水利》，《中华农学会刊》第以1104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
[8]梁希：《我们要向森林作武器和西北的沙作斗争》，《中国林业》1950年第1卷第5期。
[9]郝景盛：《略读土地利用的正确方向与黄河流域造林问题》，《中国林业》1951年第2卷第3期。
[10]高伯发、蒋红星：《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中国林业》1998年第11期。
[11]以上资料见张一民、卢增澜、徐志吴、施忆秋：《搞好水利建设必须调整治山治水方略》，《中国林业》1998年第11期。
[12]见吴锋采访王志宝一文，《天保工程兴林富民，构建生态屏障》，《中国林业》2011年第5期。
[13]见李范五：《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第61页。
[14]以上资料见刘永敏：《著名科学家、生态学家王战教授谈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国林业》1999年第1期。
[15]见张佩昌、张万福、宋新中、程鹏、柏方敏、陈璐：《中国天然林保护技术交流团赴日考察报告》，《中国林业》1999年第3期
[16]张秀斌、赵玉涛、胡琴：《写在退耕还林工程建设10周年之际》，《中国林业》2009年第9期。
[17]贾治邦：《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林业》2011年第7期。
[18]贾治邦：《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林业》2011年第7期。
[19]赵琮仙：《科学开发能源，改善生态环境》，《中国林业》2010年第1期。
[20]袁振宏、吴创立、马隆龙：《行物质利用原理与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
[21]胡琴：《用低碳写就东方美》，《中国林业》2011年第3期。
[22]以上资料见胡琴：《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林业成为世界亮点》，《中国林业》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