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熊铁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史学月刊》组织“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我有话可说。从1979年发表《重评（吕氏春秋）》开始，刚好三十来年，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或者也是一种“反思”。
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编教材，写文章，各个朝代都涉及过。1975 年，湖北云梦秦简出土，当时学校正在“斗、批、改”，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写文章，既写过大批判的文章（“反复辟”之类），也写过《啬夫考》（署名郑实——“政史”之谐音）这样有一定研究性的小文。十年动乱结束了，想读点书，搞点研究，就从秦开始。首先读《吕氏春秋》，原本是想从中寻找一些有关秦史的资料，可读下来的结果，感到这部书除了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之外，更重要的是一部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整个书是有思想体系的，其整体的和局部的一些思想都是有时代背景的。因此，我写了《重评（吕氏春秋>》，应该说这已经涉及到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了。接着阅读和研究《淮南子》，写《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一直到1984年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引起了史学、哲学界一些学者的注意。这也应该是有理论和观点的，所以这才会有一些影响。
其间，我还编写过《秦代官制史》、《秦统一六国》等资料，为秦汉史的进一步研究做了一些准备和基础工作。与此同时，因为1979、1980年一些秦汉史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我被邀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组成员，尔后三十年所举行的12次年会中“全程”参加的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因而对三十年秦汉史研究我有比较特殊的感受，包括眼看着一批批新人的成长和发展，也包括秦汉史研究的诸多变化。
80年代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安作璋先生和我合作的《秦汉官制史稿》以及我独自撰写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写这两本书时，可以说我们是自觉地、努力地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这不单是从两本书的绪论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后一本书中，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引用和参考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应该说还是发现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思想内容，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关于“兵役”、“基层编制”以及p步兵”、“骑兵”等部分，都具体引证过恩格斯关于西方古代军队的论述。
90年代，我转向了秦汉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首先，当然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学术？当时，这方面的讨论已经不少，论著也有一些。我总得选择一种自己认可的定义、说法。坦率地说，至今我也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是在我研究的实践中，或者可以反映出一些观点和看法。例如先写的<汉唐文化史》分“综论”和“分论”两篇，“综论”中有“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南北与中西”（讲文化交流与创新），共四章；“分论”有“家庭”、“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共五章。现在看来，这本书应该叫做《汉唐文化史论》。后来又写百卷本《中国文化通志》中的《秦汉文化志》（2007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纳入“断代文化史系列”，改名为《秦汉文化史》），除“导言”之外有十章：“社会概况”、“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文化政策与教育制度”、“社会思潮的发展”、“综合性的学术”、“文学与艺术”、“礼仪与风俗”、“衣食住行与工艺”、“文化的地域性与中外交流”和“文献与考古”。列举以上二书的目录，可反映我在撰写时对“文化史”的一些思考，如有的书评所指出的：“体例和结构表面上看也是一个外在形式问题，其实这和内容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体例的变化，结构更新，其实质乃在于内容的丰富与疆域的拓展，还有文化方面局部的内在勾连。”在和其他文化史相比较来看，显然不难发现其异同，略加思考，即可看出其中“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而自为经纬”之意。关于社会、政治的内容是对文化背景的思考，“社会思潮的发展”、“综合性的学术”等是对文化内容的认识，每一章的具体内容和写法也是有反复考虑、斟酌的。
2000年前后我又开始研究学术史，首先是与人合作撰写了《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等著作。写作时的一个主要思想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术，文化、学术有继承性，也有不同时代的时代性，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大小程度不同的创新。中国传统学术多数是以诠释各种经典的形式存在的，对“五经”、“六经”的注释就形成为“经学”，对《老子》、《庄子》等诸子的注释就形成了“老学”、“庄学”等等。其重要特点如宋元之际的道士杜道坚所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以后自然也就是“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当代老子”了。这是《中国老学史》的特点，也是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思想观点对于研究文化史、学术史应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再回到我的“本行”秦汉史研究。在原来十四万字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基础上，2001年出版了四十万字的《秦汉新道家》。对于原来的书稿写作，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在《题辞》中写道：“（熊君铁基）始治本国古代史实，多所辨证，后乃廓其封域，以及周秦两汉诸子。于<吕览》、《淮南》，治之三反。持以上衡先秦百家言，时有不合，比其异同，校其趣向，始悟秦汉道家之论与先秦道家之论，相因而实不同。因揭橥‘新道家，之义，扬摧古今，论证益广。”原来不过是十余篇论文，“都为一集”。到《秦汉新道家》分《历史》、《思想》两篇，共19章，外加几篇附录，分别论述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秦汉新道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秦汉史同行都注意到了，朱绍侯先生说我这本书已经自成体系。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了。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家之言’’是有人并不认可的，但深人讨论下去，对学术发展肯定是有益的。
关于秦汉学术史的一些主要研究，将集结为《汉代学术史论》出版。对于汉代学术史的历史地位及其辉煌成就，我反复思考，做过一些探讨。关于汉代全面改造先秦典籍的看法，李振宏同志曾一再表扬。关于秦汉新道家、新儒家的说法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关于经学垄断地位的确立、传统学术特点的形成等一些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讨的大、小问题。
以上叙述我三十多年的秦汉史研究，目的是想回顾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响应李振宏同志的“号召”，振宏在新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一书中写了“改善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几点思考”，其中之一是：“要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从较为成熟的研究中总结、概括、抽象和升华出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思想。”我的研究也许并不“成熟”。不过，前面的叙述中应该多少有一点“方法论思想”。但我又不会“总结”、“概括”。因为我对什么是“理论”还讲不太清楚。有的同志解说过“什么是历史理论”、“什么是史学理论”等等，都讲得有些道理，但具体用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困难。什么是理论？英文的“theory”有学理、原理、学说、论证、意见、推测、分析等多种意思，比较抽象。中文“理论”二字除了“据理辩论”之外，主要是“说理立论”，源于“理”字之“治理”、“道理”、“法则”等本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理”字说，“指事物的条理、法则”。看来，理论除包含原理、原则、观点之外，方法、法则是主要的内容。因此，有些学者和振宏一样把史学理论问题最后落脚到“史学方法论问题”。亡友赵吉惠教授在著《历史学概论》之外，又专门撰写过一本《历史学方法论》。他有一个简单的叙说：“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认识工具，具体地说，它是采集、整理、运用、分析史料，发现其因果联系与历史本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已有不少的总结和概括，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包括历史的、阶级的、逻辑的，乃至心理的诸多分析方法，也包括比较的、系统的、计量的、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等等。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历史人物评价等等均有各自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多种方法的结合，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如当前许多研究生在硕士、博士论文中常说的那样，自己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多种方法的自然运用，有一个较长时间锻炼的过程。如前所述，我在研究过程中，从谋篇布局到具体问题的撰述，从理论构思到资料的选取、运用，都会分别涉及到方法论的各个问题。早年的两本书出版，正是系统论等所谓“新三论”流行之时，有人就说我们运用了“系统论”。我暗自思想，至少是没有自觉的。
多年以来，我读书、研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且越来越多。随着年岁的增长，视野不断开阔，新的看法和意见也不断产生。
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有不少人说秦汉史是一块“熟地”，资料不是太多，几乎所有问题都曾研究过，没有什么新问题可做了。对此，我一直持不同意见，认为不是这样。是不是任何新问题都提不出来了？不是的！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提出的秦汉新道家问题、汉人改造先秦典籍问题等，虽然前人也有相关内容涉及，并非“全新”的，但应该多少有点新意，而且会对许多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研究得很充分了？不是的！甚至还有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比如就东汉和西汉相比，以往对西汉的问题研究得更多一些，对东汉的研究就相对弱一些。是不是材料被充分解读、运用了？不是的！我写过“官制史”、“军事制度史”，但对于汉代各种武装力量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还想进一步弄清楚。我常常找人问：我们现在的公安、武警、军区、野战军……是什么关系？乡、亭关系讨论得不少，我也写过文章，但好些年来，我一直在考察和询问近代以来的乡与镇的关系。再加上，近些年来新出土的简帛材料不少，更让研究者有做不完的事。总而言之，秦汉史仍然可以，而且需要继续做下去。可以发现新问题，对已研究的，甚至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梳理，重新发现，重新总结、分析。
这次回顾是想从方法论上做些总结，以便推动秦汉史的研究。我想不如组织（集众人之力，分工协作）编写一本关于20世纪秦汉史研究的研究的书，给今后的秦汉史研究借鉴、参考，以继续前进。
来源：《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