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式近照
曾经联合海内外一百余位历史学者共同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发表文章，呼吁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并提出了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并将发扬于世界的观点。记者林治波特地走访了这位已经83岁高龄的老学者，请申其说，以飨读者。
新著问世立见功效
问：史老，您倡议的重写中华古史一事，近来进展如何？据我所知，您的大著《台湾先住民史》出版后，在团结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愿闻其详。
答：重写中华古史是千秋大业，需要很多人为之长期奋斗，自非短时期所能完成。但也可以急事先办，出版这部《台湾先住民史》就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先住民即所谓“高山族”，其族源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部落，自距今6000年前起，陆续飘海移居台湾。现在的台湾当局为了“去中国化”，却妄说他们来自南洋。为了正本清源，我和台湾学者黄大受教授合作撰写了这部前所未有的史书，从历史、文化、血缘关系、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举出他们源出大陆的铁证。
2001年5月，国家对此书颁奖。2001年秋，海南省举行“琼台两岛少数民族学术文化交流周”，我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个学术报告，指出海南的黎族与台湾的先住民都是大陆百越部落的后裔。因此，大家如果去浙江余姚访问河姆渡古越人文化遗址，那是去寻根、拜祖；台湾先住民与黎族的互相访问，那是兄弟姊妹之间的探亲。那次交流活动深入民间，访问了海南腹地五指山市、保亭县等地的农村。由于天高海阔，这两个民族已经几千年没有交往了，这时大家猛然相见，双方都大吃一惊，因为彼此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是惊人的一致与相似。除了承认双方同出一源之外，实在难以作出别的解释。当时互相认同，倍感亲切，此后4年，每年都要举行琼台两岛少数民族的探亲活动，次数越来越频繁，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今年7月，我为出版此书的增订本，到海南搜集有关资料，知道了这些情况，感到莫大的安慰。过去只有“台湾原住民”的说法，未用“台湾先住民”的说法，因为“台湾原住民”是台湾当局“法定名词”，不能随便改动。我在书中不客气地指出，“台湾原住民”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
①这种说法不科学。小小的海岛上不可能形成原始人类，台湾在上古时代即使有人类活动，也是从大陆走过去的。（台湾过去与大陆相连，台湾海峡被海水淹没只是万年之内的事。）也只能称为东亚大陆原住民，而不是台湾原住民。
②与历史事实不符。台湾先住民源出大陆东南地区的古越人，证据确凿。
③此说是模仿西方殖民者的说法，对台湾先住民有歧视之意。欧洲人到了非洲，可以说尼格罗人是非洲原住民；到了美洲，可以说印第安人是美洲原住民。因为西方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土著不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民族。我们对台湾先住民就不能如此称呼，因为我们同是中华儿女，只不过到达台湾的时间不同，他们先去，我们后去。最合理的称呼是台湾先住民。
由于《台湾先住民史》一书出版后已收实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又想到了另一件急事。那就是：需要发出呼吁，希望有识之士能为中华文化正名，能为中华文化平反，能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因为数十年来，中华文化一再遭遇危机，现在还在危机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一切活动，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活动那一部分。
正因为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御用史官所写的史书真话太少、假话太多、废话太多，我才提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的说法，我才倡议重写中华古史。正因为史书记载不实，废话连篇，中华文化才会遭受许多不白之冤，被诬蔑、被诽谤，我才想发出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的呼声！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的灵魂；对于一种文化来说，民族是它的载体。国家虽亡，民族文化长期受到重视，团结奋斗，则复国的希望仍在。犹太民族就是如此。反之，国虽未亡，民族文化却受到漠视，久而久之，这个民族也会走向消亡。这就是我的隐忧。
问：您的这种忧虑，十分深刻也十分现实。总有那么一些国人，他们抱持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屑一顾，崇洋媚外思想十分严重。怎样才能扭转这样的局面？您是否认为，只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华文化，让人了解历史真相，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答：正是这样，只有通过对中华文化的真实阐释和宣传呼吁，才能使人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了解它的可贵之处，
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
问：传统的说法是中华文化发源于西北，而您认为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以前曾有人提出此说，但缺乏充分论证。您重提此说，一定有充足的依据和论证，希望听到您的详细阐释。
答： “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之说，指的是历史真相；“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之说，则是我自己的主张。
为什么传统的说法与历史真相不符？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也还是可以理出头绪，说个明白：
①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到古史，都以“正史”中间的第一部《史记》作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的子孙，于是就构建了中华古史的一元论—— 一个始祖：黄帝；一块发源地：西北的黄土高原；一条母亲河：黄河。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就是由司马迁构建起来的。这也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②司马迁出生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平生活动的地方又以西北地区为主，他虽然到过南方，但也只到过长江下游，华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无缘亲临。南方大量古文化遗址，他不仅没有见到过，没有听说过，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他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的时候确也受到汉武帝的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当然极为有限，但也好谈神仙，非常羡慕黄帝的乘龙上天，经常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他自比黄帝，《史记·封禅书》中有此记载。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汉武帝毁掉他的《史记》。如果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来，使《史记》更为丰富。
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考古技术的发达，现代人看历史，已经从雾里看花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上个世纪40年代，用碳14测定出土古物年代的技术发明，我们对各个古文化遗址的具体时代才能做到心中有数；70年代，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中华文化一元论的旧说被彻底打破，我们探讨古史的思路才能真正打开。90年代，用DNA鉴定人与人（包括尸骨）之间的血缘关系的技术发明，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古代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迁徙流动的情况才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到这时候，我们要想勾勒出一幅自距今5000年到距今10000年间的中华大地历史地图即非难事。当时活动于西北的是西戎或炎黄族群，东方是东夷族群，西南是苗蛮族群，东南与琼台两岛是百越族群。司马迁所建立的古史框架，实际上是从“发展于西北”这一个阶段开始的。至于“发源于东南”那个阶段，已经被汉武帝砍掉了。别的民族的史书，一开头总有个神话传说阶段，生动有趣；我们的史书却是一开头就出现一个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没头没脑，不近情理。司马迁所建立的古史框架距今已有2000年。在这2000年中，与考古有关的科学技术相继发明，超过5000年的各古文化遗址纷纷出土，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株守司马迁所建立的框架，不敢越雷池一步，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正因为我们的古史开始于“发展于西北”的第二阶段，“发源于东南”的第一阶段史实竟然长期不为人所知，为了证实“发源于东南”之确有其事，我还可以作以下的补充：
①世界上许多事物的出现，总能找出一些规律。由西方学者所排定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遗址中的前三个：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都位于北纬30度附近，气候冷暖适中，而且都在大河之滨，距海不远，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之地；唯有我们的黄河文明发源地位于内陆腹地，北纬35度到40度的相对寒冷的地方。如果换成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则它正处于北纬30度线上，而且靠近东海。
②正因为远古时代的西北高原很难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所以在19世纪之末才闹出“中国古文明西来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的大笑话。当时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认为中华文化不可能发源于西北高原，一定另有来源，就武断地说中华民族全部来自巴比伦，与本土并无渊源。经过日本学者鼓吹，传入中国，轰动一时，连章太炎也将信将疑。后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有了收获，此说也就销声匿迹。此说尽管荒唐，但是说者认为中华文化不可能发源于西北，则有一定的道理。
③上古之时，南人巢居，北人穴居，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在我们的传说中的古圣先王，有有巢氏，却没有有穴氏，这说明南方开发较早。
④在我们的神话传说中，最古老的开天辟地的人物是盘古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说法。但是盘古氏并非汉族与北方诸民族的传说人物，而是南方苗、瑶等族的传说人物。先秦以及汉代古书中都查不到此人，是三国时徐整作《三五历纪》，才把他引入汉族的神话传说。由此可见，对于创世的神话传说（其中包含着“史影”），南方早于北方。
⑤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伦理、讲信义、勤劳务实、安土重迁——看来，我们绝对是个农业民族；从我们最早培育人工水稻（已有上万年的历史）看来，我们的农业首先兴起于南方（南人种稻、北人种粟）。
⑥谈到文化的发展，农业民族远远优于游牧民族与渔业民族。农业民族生产有定时，生活有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收获之后，就有闲暇可以从事发明创造。中华民族是个农业民族，中华文化也就是农业文化。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源出农业文化。我们认为“家有一口田”就富了，“有了一口田”就有福了，这不是农业文化是什么？远古之时，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都出自南方农业民族，只可惜后人并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北方发现了许多精美贵重的器物，就误认为它们都是北方民族的发明。例如庄严巍峨的故宫三大殿，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的金碧辉煌的唐人街牌坊，都是从南方百越地区干栏式建筑发展而来的。史书上说：黄帝的正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但是从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浙江钱山漾古文化遗址已有丝织品出土。几千年来，中国出产丝绸的区域，大都在南方。南方苗蛮部落中的“蛮”字，福建省的简称“闽”字，四川省的简称“蜀”字，其中全都有“虫”；而这个“虫”字，就与养蚕有关。说起青铜器，就会使人想起商王朝。这个在安阳设有大规模铸造工厂的青铜铸造技术，总应该是商代人自己发明的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技术还是南方民族发明的，因为青铜是铜锡合金，有铜无锡就炼不出青铜来。铜矿虽然到处都有，锡矿只有南方才有——包括苏南、江西、湖南直至云南。若非南方民族有此发明，缺锡的地方怎么会炼出青铜！
⑦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这也并不是什么新说，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老一辈的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就写了题为《中华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文章。只不过当时缺少地下出土的铁证，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而已。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要想说明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探讨中华文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诞生的？有些什么重要内容？由此产生了哪些民族精神？这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上一片片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始出现农业，中华文明从此起步。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我们已有“一万年的文明起步”。农业不是大生产，可以单家独户，独立耕作；也可以一村一寨，互相协助。大家都能“安其居、乐其俗”，做到“小国（部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陶渊明《桃花源记》里面所说的情景，既是文人们的向往，也是远古时代我们祖先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地广人稀的远古时代，别说是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也是很少发生的。大家都能和谐共处，守望相助，于是，重伦理、讲信义、热爱和平、热爱生活、就成为中华文化中色彩最浓的一道底色。
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别的古文明发源地不同，它不是一小块河流的三角洲，不是海岛、群岛或半岛，而是拥有大片沃土的大平原，这就难免会遇到洪水的侵袭。因为治水的需要，各部落必须合作，这就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宽容精神。在与不同民族进行融合的时候，首重文化，对于血缘与宗教并不苛求，没有排他性。若与世界上各民族相比较，我们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从古以来就有南北之分。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游牧民族只能在北方活动，难以进入南方。因此，大规模的战争只可能在北方发生，不会延及南方。远古之时，文化发源与繁荣之处，只能是相对安定的南方，不会是干戈扰攘的北方。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业民族融合之后，只听说游牧民族变文弱了，未听说农业民族变强悍了。就民族来说，两个民族融合了，在血缘上出现了变化。但是就文化来说，大家都接受了中华文化，都成了彬彬有礼的君子。中华文化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正如《国歌》所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的起而应战，是被迫的，是不得已。既已应战，就会坚持到底，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都无怨无悔。但是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时期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既已培育出来以后，其伦理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也就成为一种传统，一时很难改变，我们列举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一定要向本民族的真实历史中去探求，不是随便举上几条就能算数的。
中华文化发展于西北
问：您说中华文化“发展于西北”，是不是有这样一层意思：东南的农业民族与西北的游牧民族经过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起了互补的作用，所以发展得丰富了？
答：是的。上古历史虽然缺少文字记载，但是通过考古工作的帮助，我们已经能够大致看出先民们的生活情况。在东南沿海和大湖地区，由于物产丰富，日子比较好过。《史记》中也记载了有关传说，《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样的社会，安详和睦，没有严重的贫富不均，大家都能活得下去。不过，发展的速度是慢了一点。
西北的游牧民族，生活就要艰苦得多。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显然，黄帝是个辛辛苦苦的游牧民族领袖。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最初相遇，肯定有一番较量，农业民族必然大吃其亏。但是接触既久，双方各展所长，就会起到互补作用。农业民族心灵手巧，善于发明创造，在经济、文化事业上常有成就；游牧民族吃苦耐劳，强悍善战，以组织管理见长，多出军事、政治人才。到后来，民族性和地方性合而为一，北方人多五胡之裔，颇染胡风；南方人比较文弱，仍存汉俗。民谚中遂有“江南才子山东将，关西从古出帝王”、“北有帝王将相，南有才子佳人”之说。
不同的民族之间互助、合作、交流、融合，造就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民族——中华民族。这种互助、合作、交流、融合，由来已久，至今仍在进行之中。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单纯的农业民族（如东南亚一些民族）或单纯的游牧民族（如中亚、西亚一些民族），中华民族就血缘而言，既包涵了农业民族，也包涵了游牧民族，但就文化而言，则中华文化自是源出东南的农业文化，没有包含游牧文化的内容。
两汉在战胜匈奴之后，匈奴人为汉守边，造成了汉的强大，声威远播。以后汉王朝治下之人称为汉人，作为族名，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本是鲜卑后裔，但他热爱中华文化，他千方百计搜求到晋代王羲之所写的《兰亭集序》，临死时以之殉葬。李世民未成帝业之前，一度向北方的突厥族臣服，希望得到支持；在既成帝业之后，击败突厥，令其守边，曾经自称“天可汗”，表示自己不仅是汉人的皇帝，而且是一切北方游牧民族的“太上可汗”。唐代是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大量的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其中有不少人当了官员，当了军人，当了文人学士。唐王朝也是声威远播，以至现在海外华人还称祖国为唐山，中装为唐装，外国人还称华人为唐人，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唐人街。
汉、唐两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的朝代，他们之所以兴旺，实拜中华文化中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赐。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这种精神，排斥异族，排斥异教徒，那么，他们就兴旺不起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心，东南的中心是中华文化的发源之地，西北的中心是中华文化的发展之地。在汉代，东南的吴楚等国（诸侯国）是经济、文化中心，西北的长安是政治、军事中心。在唐代，东南的扬州是经济、文化中心，西北的长安仍然是政治、军事中心。这两个中心是互相配合的。没有东南这个中心的支持，西北这个中心就难以维持；没有西北这个中心的保护，东南这个中心也就难保安定。这就是中化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这种说法的史实根据。
问：中华文化发展于西北之后，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还经历了许多波折，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波折的？
答：是的。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来看，这还不仅仅是个“波折”问题。中华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优秀的文化，先进的文化，是因为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人就提出了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不仅有理想，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如果有外国人来问我们：“你们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你们‘大同’了没有？”如果他再问我们：“中华文化不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么，对外的战争暂且不说，2000多年来，你们内部的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总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人无数。长期以来，就是一治一乱，交替出现，就是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准能把我们噎得说不出话来。
中华民族要想重新崛起，中华文化要想再展辉煌，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文化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要把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贡献给全人类，要想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了解与理解，不再听信谗言，对我们进行围堵、遏制，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解释清楚。那就是：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中华文化和皇帝之间究竟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
我认为：皇帝制度绝非中华文化的产物，中华文化与皇帝制度显然是对立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则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两者尖锐对立，怎么会有传承关系！关于皇帝制度的来源，如果我们不加深究，人云亦云，那就不说了；如果认真探讨起来，确实另有来源，而非来自中华文化。当时的秦人与中原各国民族不同，风俗迥异。陈致平《中国通史》中说：“秦人本为西北方的一个边疆民族，强悍而残忍，由来杀戮严酷。到了商鞅变法，刑法更重。再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国家的立法更以‘刚毅深刻为断’。秦之尚法，是累代的加重，至秦始皇而达到一个巅峰，形成了一种恐怖统治。”
从秦王朝本身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也可以反证皇帝制度绝非来自中华文化，两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秦王朝对中华文化是深恶痛绝的。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们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杀！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诗书，他们也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烧！即所谓“焚书坑儒”。
我们稍作归纳，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治国理念与秦的皇帝制度是如何的针锋相对：
中华文化 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 以民为本 选贤举能 推行仁政 崇尚文治 以德治国
秦朝皇帝制度 天下为私 万世一系 以君为本 民贱君尊 推行暴政 崇尚武功 严刑峻法
问：既然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是否可以说，秦的暴政失败了，而中华文化占了上风？
答：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秦人在秦地推行具有戎狄色彩的秦制度，虽然已有六世，但那时候影响不大，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等到秦始皇攻灭六国，公开宣布要在“天下”推行万世一系的皇帝制度，并且颁布“焚书之令”，焚书坑儒之后，激起民众猛烈反抗，短短数年，秦王朝就垮台了，而且子孙绝灭，永无翻身之日，足见皇帝制度之被人深恶痛绝。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要实行原汁原味的皇帝制度。如果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找死。
②汉代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妥协。那就是：在不反对中华文化的前提之下，保留皇帝制度。朝廷得到实惠，保住皇帝特权；民间知识分子得到虚名，可以学习与弘扬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儒家学说。这样互相迁就，有时候也会发生磨擦，勉勉强强维持了2000年，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退位为止。这种皇帝和知识分子的合作（互相妥协的合作）的办法另有一个名字，叫做“外儒内法”。也就是说：外面披着儒家仁政的外衣，内部仍然推行（有节制地推行）法家的暴政。这样，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以享受冷猪头祭礼，老百姓看起来，就要好看得多了。不过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是打了折扣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本有极为丰富的内容，至少是包括两个和谐，一是儒家所主张的兼容并包，以和为贵，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二是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即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但是历代王朝只重儒家，不重道家，而且对儒家学说的尊重也很有限，那就是在不违背三纲五常的原则之内。也就是说，你能尊重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和谐；如果你触犯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和谐了。
③因此，秦的暴政表面上是失败了，但是皇帝的特权却悄悄地保存了下来，这叫似败非败。中华文化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有名无实，许多理想社会的蓝图根本无法实现，这叫似胜非胜。2000年的专制王朝，就是在专制皇权与儒家学说互相牵制（这是主要的）而又互相配合（这是次要的）长期进行拉锯战的尴尬状态下渡过来的。不过，赤裸裸的皇帝制度，实行了短短几年就垮台了，遮遮掩掩“外儒内法”的皇帝制度，却能维护两千年之久，足见中华文化的力量，儒家学说的力量，还是不可忽视。
问：既然皇帝制度（秦制）不是中华文化的固有产物，而是外来的，2000年来，它不过是以披着儒家仁政外衣的手法才得以保存至辛亥革命。那么，这个制度是否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肯定是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过2000年来，习非成是，许多人竟不知道皇帝制度是外来的，还以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它所造成的损害，也就不加深究。其实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探讨其中得失，就能鉴古知今，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皇帝制度所造成的损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自从秦代实行皇帝制度，君权恶性膨胀，不仅民权无由产生，连足以牵制君权的教权也建立不起来。君权既然毫无制约，皇帝可以任意妄为，滥用民力，无休无止。要问皇帝为何物，明未清初的思想家们早就作出了确切的答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皇帝“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土匪强盗）也。”其实，皇帝实在不如盗贼。盗贼杀人越货，总还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对驱策、屠戮老百姓，视为理所当然；以后坐天下，对掠夺、奴役老百姓，视为天经地义，泰然自若，毫无愧色。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无拘无束。老百姓长期受压，也就养成一种奴性，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只图苟安，不思进取，如此互相影响，恶性循环，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贫穷、愚昧、落后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
②皇帝制度是孳生小人的温床。小人往往是依附特权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皇帝手握最大的特权，自然是小人们最理想的依附对象。喜欢阿谀是人性的弱点，连很精明的皇帝也难以摆脱小人的包围；那些糊涂的皇帝就更容易大权旁落，疏远君子，宠信小人，造成小人得志，君子受压，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③由于“天下”为一家人所私有，其兴衰成败就形成了一种规律。一般是，开国之君比较能干，继位之君萧规曹随，这样，大致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粗安。以后生于深宫之中的小皇帝都是纨绔子弟，贪图逸乐，不问国事，小人擅权，朝政日非，腐败日甚，官逼民反，天下大乱，王朝终于覆亡。兴亡周期长则二、三百年，短则几十或百余年，恶性循环，厄运难逃。每次改朝换代，总得大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群雄并起，龙争虎斗，杀得千里不见人烟，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旦。等到新朝建立，一切又得从头做起。我们的历史说来很长，但是财富的积累只能是两三百年之内的事。建了又毁，毁了又建，不断地折腾，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2000多年中专制王朝时期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④中华民族有一条最重要的民族精神，就是兼容并包，爱人如已，在与别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的时候，不因民族、宗教的不同而有歧视、排斥的现象。这种精神是在战国时代已经养成。当时各国人员能够自由来往，能够百家争鸣，实拜这种精神之赐！但是皇帝制度的种种规定，都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经常阻碍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他们正好利用被统治者之间的种种差别，进行分而治之。
⑤上古时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部落，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他们飘海、航海功夫一流。远的不说，只就战国之初越国从海上迁都山东瑯琊一事而言，长江口外，舰队如龙，旌旗蔽日，锣鼓喧天，海上雄风，古所未有。但从秦汉起，专制王朝却不许百越族群向海上发展，强迫他们内迁。一直到清代前期，还为了封锁台湾郑氏而实行“迁海令”，对东南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到50里，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有违令者立斩。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死人无数。清代对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视为化外顽民，不予保护，听其自生自灭。与西方国家刻意支持侨民向海外发展，大不相同。如果中国的专制王朝也能支持东南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向海外发展，则经过千年的经营，太平洋已经成了中国海，哪里还会等到西方殖民者来抢夺殖民地！虽然得不到朝廷的支持，现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人还是靠自己的奋斗立足，面且长期在海外保存着中华文化。他们中间的大部分虽已成了落地生根的华裔，但是从他们的原籍来看，主要还是东南沿海各省——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这和上古时候海洋民族百越部落活动的地区还是惊人的一致。
⑥2000多年来，因受皇帝制度之害，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步履维艰。不仅一治一乱，难以长治之安，而且在南宋以后，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汉族两度丧失政权，沦为被统治民族，中华文化备受压抑。元、清两代虽也祭孔，虽也接受儒家学说，但那推崇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只不过虚应故事，略起一点维系人心的作用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所推行的暴政与民族歧视，对于民族精神自是极大的摧残。孙中山先生在《勉中国基督青年》一文中对暴政足以摧残民族精神一事作了极为扼要的评论，曰：“中国四万万众向成一片散沙者，非其性然也（并非民族性本来如此）。以亡国二百六十余年，备受异族专制之毒，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民族精神备受摧残）。此散沙之所由呈也！”
⑦中华民族所受皇帝制度之害，罄竹难书。我只从千万事件之中举出一件，以见一斑。1840年——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虽使大清帝国颜面丢尽，但还不算是致命的一击；此后50多年的甲午海战，清廷竟败于东邻小小的日本，这才使全世界看清了这个庞然大物大清帝国腐朽透顶的真实面目，得出了清廷必亡的结论。当时并非北洋舰队实力不强，并非水师将士不肯用命，而是经费不足，军舰上的大炮缺少弹药。慈禧太后一个人就能决定国家大事，把海军经费挪用去修颐和园。因此甲午海战之败，是败在一人作主的皇帝制度上。有人说外国也有国君，他们的国君也有专制的，但是比较而言，绝没有能够专制到我们这种程度。请问挪用海军经费一事，英国女王能办到吗？辛亥革命胜利，皇帝制度被废，正是这个荒唐的制度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⑧皇帝制度为了给自己找一块遮羞布，而保留了那么一点点儒家学说，让中华文化中最为光辉灿烂的部分——一幅世界大同的蓝图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了这幅蓝图，后人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成熟得如此之早，在2500年前许多民族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能提出来这样一套人类如何和谐共处、如何永保和平的宏伟方案。这幅蓝图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也不只是理想，而是一幅真正可以操作的工程蓝图。人类要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进步到能够和谐共处互助共生的游戏规则，不知道要通过多少次的实践，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心血，才能拟出一份成果。这幅蓝图正是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天下为公，如何让老百姓能管天下大事？它告诉我们，应该“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西方推行民主几百年，他们的“代议制”也希望“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但是实际上办不到，最多只能做到“富者在位，霸者在职”。有了这幅蓝图，全世界才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崛起，现在还会重新崛起；有了这幅蓝图，全世界才知道中华文化已展辉煌，今后还要再展辉煌。这种辉煌将长期照耀着全世界人类携手并肩共同走上大同之路。
中华文化发挥于今天
问：您对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看法，经过说明，不难理解；但说“中华文化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其涵义是什么？
答：我现在所说的“中华文化发挥于今天”一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内容，我们对它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视之为国宝还是应该批判的过时事物？如果需要继承，是继承哪些精神？过去我们对它有哪些误解需要澄清？根据词书的解释，“发挥”就是“把意思或道理充分表达出来。”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把中华文化的历史、源流演变、大致内容、评价、包括误解与曲解等等有关问题，全都说个清清楚楚，也就是尽量“发挥”。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或称民族魂，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将何以自解！
我所说的第二层意思，是应该让中华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发挥”作用。如果说中华文化之中包括着一幅能让全人类共同走进大同社会的蓝图，我们就应该把它贡献出来，让它尽量“发挥”作用。
这个第二层意思，和下一个小题目“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的想法相同。只不过“发挥于今天”之说是从时间上来立论，有“刻不容缓”的意思。“发扬于世界”之说是从空间上来立论，有“无远弗届”的意思。
问：您提出的“四发”之说（发源、发展、发挥、发扬）是只想说明一个历史问题、学术问题呢，还是有其他的明确的目的？
答：学以致用，我研究这些问题，当然有明确的目的。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我的祖国是中国，我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探讨这些问题，就是希望促进国家的和平崛起与民族的团结复兴。而且，还要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问：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学术问题，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请问怎么能够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答：诚然，学术问题需要长期研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早有定论，早有结论，只是没有做好普及工作，不为一般人所知。从五四运动开始，80多年来，我们对中华文化、对儒家学说，对孔夫子所作的评价一直摇摆不定，褒贬不一，令人无所适从。因此不管对内对外，都造成了许多误解。我们知道，要求一位学者改变他的学术观点很不容易，但是只要有理有据，把话说清楚了，让误解得以冰释则并非难事。我所说的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的工作就是指的这种消除误解的工作。
问：您是否可以举出一些对中华文化误解的例子来？
答：可以。试以五四运动为例，就可以举出不少误解中华文化的地方。
五四运动反对专制与迷信，呼唤民主与科学，这一点完全正确。当时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痛打卖国贼与要求拒签巴黎和约，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次运动的丰功伟绩，应当永远记载在历史上。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做错了，那就是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中华文化。要求青年们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认为中国书都是错误的。其中的误解显而易见的有以下几点：
①说儒家学说是专制帝王的帮凶，因而要打倒孔家店，这真是天大的误会。皇帝制度建立之时，孔子已经死了200多年。即便儒家学说以后真的成为专制帝王的帮凶，也不能回过头去追究已死多年古人的责任。更何况皇帝制度与儒家学说从本质上说是完全对立的，是死对头。皇帝制度一建立，立刻大动干戈，焚书坑儒，想把儒家学说、中华文化一举铲除干净。过了2000多年，皇帝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8年之后，五四运动中却有人指责儒家学说、中华文化是专制帝王的帮凶，拿儒家学说、中华文化来当皇帝制度的替罪羊，岂不可笑！
②五四运动时，不少人认为儒家学说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那就是：皇帝给儒生做官，儒生为皇帝出力，帮助他从思想上统治老百姓。这只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没有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外儒内法”的策略，儒家学者多未真正掌权。历代真正的儒家学者都不是卖身投靠之徒，他们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道统，他们出来做官，是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力争推行仁政。对于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是看不起的。他们与皇帝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妥协：我不触动你的皇权，你的施政也不要过分残暴。我们与其说儒家学者是皇帝的帮凶，倒不如说他们对皇帝起到一定的监督与制约的作用。如果皇帝过于暴虐，过于残害老百姓，就有不怕死的儒生奋起力争。结果儒生被杀者有之，皇帝被迫让步者也有之。两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事历代有之。因为生杀大权握在皇帝手中，儒生总不免吃亏。2000多年来，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虽然只有一次，小规模的焚书坑儒则有无数次；因文字狱而杀人的事，更是越来越频繁。到了五四运动，皇帝虽然退位，但是手握实权的许多小皇帝（军阀政客）仍然各据一方。运动的领导者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这些实力派，却把矛头对着历尽劫波的弱势群体――儒生，把儒家学说、中华文化批得一无是处，其结果，军阀混战依然如故，被打垮了的却是年青一代的民族自尊心。
③其实，从汉代实行“外儒内法”策略以来的中华文化，已经是打了七折八扣，远不是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质疑问难、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了。因为受到皇帝制度的约束，它对推动社会前进所起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只有在皇帝的“恩准”之下，儒生才能出谋划策，参与国事，如有失误，大祸立至。这种带着脚镣跳舞的表演是演不好的。到了南宋亡国之后，元、明、清三代都把儒生视为奴隶，颐指气使；连汉、宋各代礼遇儒生的那种优待都没有了，中华民族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在身经国破家亡之痛以后，才深深领悟到明廷之所以覆亡，其罪责不在君臣个人，而荒唐的皇帝制度才是国家大患。皇帝制度已经推行了1800多年，到这时候才有人大胆说出中华民族永远不能长治久安的历史真相。
问：既然如此，如果大家了解历史真相以后，是否能够消除对中华文化的误解？
答：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想速见功效，并不是叫大家都去读史，这是一时难以办到之事。我的想法是：
①80多年来，我们曾经一再自贬中华文化，自贬儒家学说，自贬孔夫子，在他们的头上泼了不少污泥浊水，但是事后并没有人为之平反。因此，不管多少年之后，一谈到中华文化，“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呼声仍在耳边，挥之不去，这不利于我们对中华文化建立起一种新的认识。我认为：没有必要由国家来对中华文化正名、平反、恢复名誉，只需要由教育部门正式行文，推出一份有关中华文化的正式教材就行了。这实际上会起到恢复名誉的作用。
②有关中华文化的教材应该作为公共课，在中、小学阶段就反复地教给学生。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人生课本”，他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知识都从自己的经书（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佛教的各种经书等等）得来。我们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汉族地区大多数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我们民族精神之所由来，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课本”。过去孔夫子说“有教无类”，现在我们是“欲教无书”。如果我们老是从小吃肯德基，长大了学计算机，将来究竟算是什么民族？我们的民族精神又将何以维持？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院长主张把儒家学说作为儒教，以孔子为教主，我不赞成。学说就是学说，既无教旨，又无教规，何以称为宗教？新加坡的学校中有儒学课本，我也不赞成。我认为：中华文化内容极为丰富，不能限于儒学一家。我们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浓缩成为一本小册子，说明民族精神之所由来，作为中小学生的“人生课本”应非难事。
③这样的“人生课本”做到人手一册，与身份证一样，也非难事。这会大大提高我们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④历代专制王朝充分运用儒家学说、三纲五常来维护家庭稳定、社会安定的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社会处于转型期，旧的秩序陆续在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在某些暂时失衡之处，就会有违法犯罪的现象产生。不管法律如何健全，对于违法犯罪，事先防范总比事后补救要好得多。不仅古人曾经借重儒家学说维护社会秩序，连现代的新加坡与韩国也都这么做。儒家学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为什么别人能这样做而我们却不去做！当然，我们的中华文化教材、“人生课本”不会去教三纲五常，但是会有新的“三纲五常”――新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准则，还要加上源出道家学说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准则（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应该在“以德治国”方面比“以法治国”方面做出更大的付出。如果能够花费不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编印一部中华文化教材、“人生课本”，而把我们宝贵的民族精神溶注其中，一定能以很小的付出取得极大的回报。
⑤现在一些有心人看到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滑坡，青少年精神空虚、不求上进，主张依靠儒家学说来挽救“世道人心”。对大学生，让他们去学国学，未尝不可，但是人数不会很多，作用有限。一是师资难找，学生肯学的也少，没有高薪吸引，谁肯坐这种冷板凳？二是只培养文秘人才，学国学的人进不了政策的决策层次，那还说不上真正重视了中华文化。至于小学生“读经”，我认为大可不必。不仅是师资难找，小学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读懂了几部经书，又有何用？经书是中华文化的产物，但它代表不了中华文化的全部，绝大多数人要与时俱进，用最简便的方法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
问：这是对内而言，从外部看，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是怎么来的？有哪些内容？
答：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只有两种来源：一是听来的（听传说），二是看来的（或是在旅游中亲眼所见，或是看中国出品的影视作品）。他们的误解，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印象，把本非代表中华文化的事物看作中华文化的产物，例如男人梳辫子，妇女裹小脚之类。剃发留辫原非中华习俗，是清兵入关后强加给汉人的，双方为此发生冲突，江南老百姓为此死伤数十万人。裹小脚倒是从江南地区开始的，但只限于宫廷与富贵人家，劳动人民如果裹了小脚，请问怎么劳动！这些误解不难说明，而且这些事物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已经不成问题。难以说清的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的误解，例如有关“黄祸”的问题就是如此。
在谈到中华文化历史的时候，完全有必要揭开真相，加以澄清。这就是：在13世纪中，蒙古人曾经三次西侵，在中亚、西亚与东欧一带攻破许多城市，大肆烧杀，使这些地方成为一片废墟。因为蒙古人是黄种人，有人就把这次入侵行为称为“黄祸”，并且说是中国人干的。姑不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如何，“黄祸”之说显然十分荒谬。在国际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战祸，战后追究战争罪责，这是必要的。但是追究罪责，只能追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某些战犯为止，不能追到一个种族头上，说什么黄祸、白祸或黑祸。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战场是日本打中国，黄种人打黄种人；西战场是德国打英、法，白种人打白种人。请问这算是“黄祸”还是“白祸”？蒙古人打了欧洲，你们说是“黄祸”，那么，作为白种人的西方殖民者在几百年中一再侵略了非洲、亚洲与南北美洲，造成无数侵略罪行，我们是否可以站在黄种人、黑种人的立场上，称之为“白祸”？把一个国家，某些个人的罪行株连到一个种族的头上，绝对是错误的。“黄祸”不是一个正式的词语，国内外许多工具书上都没有这个词条。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收了它，解释得也还大致不差。释文如下：“黄祸（yellow peril）欧洲人害怕黄种人兴起所作的一种宣传，他们以13世纪时蒙古人征服欧洲为借口，想要使白种人永远仇视黄种人。”释文不长，却把倡言“黄祸”者的身份与作此宣传的目的都挑明了。他们的身份是充满种族歧视思想的西方殖民者，如此宣传的目的是煽动白种人仇视黄种人。努力宣传“黄祸”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 1859-1941）。他在位时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897年强占我国的胶州湾；1990年加入八国联军，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革命后逃亡海外。这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战争贩子，发动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他热衷于“黄祸”之说，足以说明这种谬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欧洲人挨了蒙古人的打，心存戒惧，不足为奇。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这种戒惧心理，宣传中国人野蛮、可怕，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就会威胁世界。因而主张采取行动，从各方面遏制中国。这种有意嫁祸陷害中国的做法，难以容忍，必须反驳。蒙古西侵一事，确实有之，但是这与中国无干。在蒙古西侵之前，蒙古是亚洲北部刚刚形成的一个游牧民族，与中国（当时的南宋）并无关系。在蒙古建国之初，与南宋并不接壤，中间还隔着一个金国。至于后来有一部分蒙古人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那是多年以后的事。在蒙古西侵期间，中国和中亚、西亚、东欧一些国家一样，同受蒙古的侵略，同样是受害者。蒙古依靠“马背上的民族”军事上的优势，到处横行，燃起一片战火，长达40年之久。当时显然分为东西两个战场，东战场在亚洲东部（南宋），西战场在中亚、西亚和东欧。在这两个战场上反抗侵略的各国军民之间虽无直接联系，但是在客观上，大家是在互相支援，共同作战，共同进行了一场保护人类文明反抗侵略的神圣的战争。在这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最后一年――1259年，中国四川的钓鱼城之战中，中国军民奋勇反击蒙古侵略军，一举击毙蒙古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大汗。许多西侵的蒙古将领纷纷从前线撤军，回来争夺权位，内部纷争不断，从此无力西侵，欧洲由此转危为安。这是中国军民以自己的鲜血支援了西方战友，为这一场世界性的反侵略战争所立下的不朽功勋。
在这一场时40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在保卫自己河山的战斗中英勇壮烈，永垂史册。四川钓鱼城的军民坚守这座孤城（面积不过2.5平方公里）长达36年之久，这绝对是世界第一，古今中外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中华民族就有如此坚忍不拔的精神，能与入侵的强敌奋战到底，为了民族大义，付出任何牺牲都无怨无悔。700多年前的钓鱼城保卫战是如此，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一次次用鲜血写成的捍卫和平的战史，足以证明中华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人民。
近年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逐步提高。我们从来没有去招惹任何人，但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我国的领导人虽然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一再声明，我国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长期建设自己的国家，没有与人争强称霸之想。但是“围堵中国”、“遇制中国”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我痛感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是太少了，误解又太多了。因此，这个误会必须澄清。或曰：对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说清楚了也没有用，他们并非真不知道而是故意装不知道。但我认为：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少数，善良的外国群众总是多数。我们如果对这个问题发起讨论，发表专文，出版专书，广泛宣传，必然能够获得许多外国友人的理解。他们知道了真相，就会在舆论上同情与支持我们。别看政客们有翻云覆雨的本事，也常常会受到民意制约，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基础建设，而不愿意一掷亿金，与别人作军备竞赛。有人发动对我们的围堵，其中当然有出于竞争的因素，但也会有出于误解的原因。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宣传工作，努力消除误解，所用的经费微不足道，远不能与增加军备的庞大数字相比。这完全是一件既合算又能迅速见效的事。但是我们做这一件事，竟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不是来自海外，而是来自国内。
问：请问这种阻力来自国内哪个方面？
答：来自我们国内拍摄的影视作品。我只想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问题，这三个例子是：
① 电视片《康熙王朝》
②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秦始皇）
③ 电视片《汉武大帝》
在举例之前，为了提醒读者，我想先说几句我国历史上的真实情况：
①皇帝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产物，而是另有来源。
②从本质上说，皇帝制度与中华文化是完全对立的。大大小小的焚书坑儒，数不清的文字狱，都是皇帝制度摧残中华文化的具体表现。
③赤裸裸的皇帝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只存在了短短几年，就被人民起义推翻了。而从汉代起实行的遮遮掩掩的皇帝制度（外儒内法）却拖了2000年之久。说明皇帝制度要想生存，不得不和中华文化中的儒家学说进行妥协。
④皇帝制度不废除，国家一治一乱，恶性循环，永无长治久安之日。在《康熙王朝》一片中，编剧朱苏进为了歌颂专制帝王，居然借康熙之口喊出了“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也就是说，在希望让民主、科学、和平、发展为主流的时代，崇拜帝王的讴歌如此喧嚣，这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将造成多么大的损害！
在《英雄》一片中，导演张艺谋竟把我国历史上早有定论的暴君歌颂为“英雄”，而“英雄事业”中主要的业绩就是杀人。把大规模屠杀老百姓的军队当成英雄来歌颂的作品，古今中外，从未见过。如果外国人因此把中华民族当作野蛮民族、侵略民族，一点也不奇怪。
《汉武大帝》一片紧接着又把汉武帝歌颂为舍身救世的英雄人物，说他“燃烧自己”来“温暖大地”，这真是把野蛮当文明、把反动当进步、把肉麻当有趣。其实汉武帝一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他对匈奴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海内虚耗，民生困敝，户口减半（当时人口约六千万，损失一半为三千万，杀伤匈奴不过十余万人）。他自己爱声色，好神仙，奢侈无度；又生性多疑，亲手制造了数不清的冤案，最后连皇后、太子也被冤杀。他晚年已有悔意，曾经下诏罪已，承认“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老百姓）愁苦，追悔无及。”他本人已经公开认错，白纸黑字，记载在历史上。但是编导们却装作不知道，偏要违背他本人的意愿来吹捧他，真不知是何居心！
近年来，对于这些过于出格的皇帝戏，民间是一片反对之声，口诛笔伐，从未中断。有的批评者说：“打开荧屏，眼前只见跪在大殿里的黑压压的一大片，山呼万岁之声震耳欲聋，真是时光倒流，不知人间何世！”有的批评者说：“在君主专制时代，宣传革命是要杀头的。在民主国家里，公开宣传帝制的好处，是不是也应该处以叛国罪？”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艺术宣传，自由也得有个限度，那就是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有些作品损害了个人的形象，还会招来一场官司，这些编导在影视作品中如此损害国家民族的形象，如此诬蔑中华文化，岂能不加过问！有人说：张艺谋的《英雄》票房价值上亿。且不说影视是精神产品，赚钱不是主要的目的，就是纯粹从经济方面考虑，这些影视作品给外国人造成了误解，起了反宣传的坏作用，在围堵中国、经济制裁方面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是那一个亿的票房收入所能抵消得了的。好在影视作品总有主管部门，我们不妨首先寄希望于这些主管部门，请他们管一管。
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
问：现在一方面是有人一再鼓噪“中国威胁论”，一方面是欧美文化盛行于世，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提出让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这种可能性如何？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中缺乏通向现代化的因素，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就要看对象了。如果遇到美国教授亨廷顿，那当然不可能。根据他的说法，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只可能产生竞争与征服，不可能产生交流与合作。他不仅预言这个世界今后将爆发许多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预言儒（中华文化）回（伊斯兰文化）如能对话（交流），将不利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言下颇有大敲警钟之意。在我们看来，这是过虑，甚至是冷战思维。对话即交流，文化交流能够增进理解，还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是今后各民族携手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一点也不可怕。如果你只想争当世界霸主，不想世界大同，那当然又当别论。
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这些有识之士，则把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的想法完全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他们会主动支持我们的宣传工作。请看汤恩比在1974年的纽约《地平线杂志》夏季版发表的《地球的继承者》一文，其中指出未来能够引导世界走向持久和平的，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俄国或日本，而是中国。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抱有大同理想，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
中华民族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已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先进文化――中华文化；提出了人类最成熟的政治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中华儿女永远引以自豪。虽然我们的理想并未实现，只是提出了一张蓝图而已；但是能够提出蓝图也是好事。世界上任何一项伟大的工程，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总需要先有蓝图，能够提出蓝图的人，自然是重大贡献，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我们的理想为什么未能实现，原因也很清楚，那是因为秦灭六国、“天下为私”的皇帝制度出现，天下为公的优良传统从此中断，只能作为民族精神保存于民间。
90多年前，皇帝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始告结束。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现在内部的帝制既已废除，当可长治久安而不复乱。国家重新崛起，民族走向复兴，自是预料中事，当可指日以待。这里所说的崛起与复兴，乃是和平崛起，循序复兴，是指首先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先进的经济、文化事业，并以世界大同的理想与蓝图，贡献给全世界，而非与人争夺世界霸权。我不赞成那种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且不论这种说法出于何种动机，只就说法本身而言，完全是出于互相斗争，互相征服，轮流坐庄，轮流称霸的思路，与中华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
如果这个世界上各国、各民族能在一些国际条约的约束之下，和平共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带来愚蠢的军备竞赛；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也还没有破坏环境，带来严重后果，那么中华文化的价值一时还显现不出来。可惜，数十年的冷战，人类长期进行武器竞赛，已经造成了人类自己可以毁灭地球的危机；冷战结束后，各国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相继激化，演变为局部战争，以后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分配的不公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生态环境的破坏，又造成海啸、飓风等等接连不断的天灾。对于这些足以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病，群医束手，解救无方！
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中华文化就有了再展辉煌的机会。要想根治这些世界病，惟一的药方就是接受中华文化里的一幅蓝图――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来自民间、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我们应该尊之、爱之、珍惜之、继承之、身体力行之、发扬光大之，而切不可等闲视之！
林治波：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化能否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深刻矛盾和尖锐冲突，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实现复兴。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至于如何将中华文化发扬于世界，也是值得探讨的大问题。以后如有机会，将继续请教史教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