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
路遥（原名吴松龄），1927年生，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之一，国内外公认的义和团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率领研究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义和团运动组织、源流、思想、信仰等方面做了拓荒性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山东大学作为海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同时，他对明清以来民间宗教教派独具特色的开拓性研究，也得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2004年起，他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基础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和《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为其近期成果。
2011年，由学术耆宿路遥先生担纲主持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成果《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和《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出版。近日，本报记者就路先生的学术成长道路、这两套书的写作缘起以及主要创见等问题，专门拜访了他。路先生精神矍烁，虽已届耄耋之年，但谈起义和团运动和民间宗教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仍滔滔不绝。在此，本报特将路先生的系统阐述奉上，以飨学界。
1.义和团运动仍是有待开垦的研究沃土
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海内外是热门课题。同时，海内外义和团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已不仅限于义和团运动自身。
《中国社会科学报》： 路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祝贺您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出版。众所周知，您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名专家，目前您所主编的这套书应该说是较为全面的史料汇编，除中文外还有英、日、法、德译文，可以说是集大成的。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编辑这套资料集的缘起？
路遥：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复杂且在当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研究者迄今一直使用着60年前翦伯赞等编著的4册《义和团》资料集。这套资料发挥过巨大作用，居功至伟，但如今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是束缚义和团研究未能充分展开的最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起，山东大学就一直承担着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任务；而从80年代起，每隔10年都要同中国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济南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是历次会议的实际承办者，每次我也都躬与其事。
进入21世纪，在英国、德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都各自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这一点看，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海内外是热门课题。同时，海内外义和团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已不仅限于义和团运动自身，还扩及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教案、基督教在华传播、华北农村社会、民间宗教与国际关系五大方面。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重要问题尚未进一步展开。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秉承校方决定，向清史编委会申报由我承担的国家清史纂修基础工程项目《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2004年12月得到批准。
2.应重视多语种文献资料的翻译和利用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历时性看是从反抗教会压迫斗争发展起来的，而有关的教会档案资料均存于海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怎样来选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这套资料的，其突出的特点或价值是什么？
路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特别重要。对义和团运动研究来说，有两大难题：一是义和团运动起源，二是义和团战争。前者文献严重不足，需靠田野调查；后者虽有一些档案整理出版，但参与侵略的各国文档只出了很少一部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历时性看是从反抗教会压迫斗争发展起来的，而有关的教会档案资料均存于海外，国内研究者难以获阅。现在这套汇编中，我们把从海外找到的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的部分重要文献资料翻译出来了。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战争阶段的资料，我们则是把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有关档案大致全部译出。以上法、德、日译文部分应是研究者最急需的。但方济各会的意大利文档，我们还未弄到手，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关于英译文卷，过去已有部分英美外交档案翻译出版，这次主要是择取有代表性的英美传教士明恩溥、丁韪良、卜舫济等的著述。明恩溥所著《动乱中的中国》一书在西方基督教界很有影响，该书虽站在义和团运动的对立面，但对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也有抨击。他指责天主教会干预民教矛盾诉讼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认为“诉讼就像霉菌在八月的湿热中毫无理由地生长起来一样，一下子就在多个地方出现了”，指责天主教在华实为一个真正的“国中国”。
我们对中文卷资料辑录的视角，关注到传媒的影响，内容从以上海为中心的十几种报刊中进行择取。报刊能及时呈现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有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多方面考察。对于传媒的影响，我们过去估计不足。据狄德满在其新著《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中揭示，当时像《万国公报》等报刊都可在偏远的鲁中、鲁西北乡间看到。我们从报刊中还发现，在1897年南方某省就出现了“顺清灭洋”旗帜或口号。
这套汇编中选择教会记载占最大篇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2004年在台湾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主教对我的质询，大概指我主编的110多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为何没有向教会进行调查。现在我们就把教会内的德、法文部分记载译出来了。
3.教会内部资料表明教会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无论是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还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其重要堂口多设有武装。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对这些教会记载的研究中，有哪些内容令您印象深刻，能否为我们略举一二例？
路遥：好的。事实上，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有许多，但在此我仅举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一是传教与政治，特别是教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德国侵占胶州湾与山东圣言会有着密切关联。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后，主教安治泰从荷兰斯太尔赶往柏林，7日晋谒德皇。皇帝询问他要谋取一个合适港口时，他就提到了胶州湾，还在报上发表了一份“明确无误的声明”，说胶州湾关系到在华传教事业能否繁荣兴盛，“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有副主教福若瑟，因安治泰常回德国，教区行政全由他代管。他多次干预诉讼，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又从济南赶赴青岛拜谒德驻胶州总督并迎候亨利亲王，代表整个传教团感谢德国政府的“有效保护”。
二是教会与武装。这里我要重点谈一下直隶景州“朱家河教案”。这个堂口属于直隶东南耶稣会，建于乾隆年间，历史比较悠久。义和团运动期间，附近各堂口约3000名教徒集聚在此，并在该村周围筑起可列队达1000人的防御工事，储有各种武器、弹药。据教会内部记载，传教士已成为集宗教、民事及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头领，是大家公认的唯一权威。总铎任德芬每天早晨在弥撒之前都要讲话以鼓舞士气，然后让人们去防御工事备战。1900年7月15、16日，义和拳两次来攻都被教民武装击退。朱家河最后一次战斗是在7月20日，据天主教耶稣会直隶东南代牧区（献县教区）所编的《义勇列传》记载，这次死了“三四千教友”，是“死于官兵之手，而非死于义和拳之手”。然而在作为“宣圣”事迹的《中华殉道圣人传略》（台湾主教团宣圣委员会编，2000年10月1日印行）中，没有谴责官军，却把责任全推到义和拳身上，这大概是教会武装事先无故开枪打死了一名官军而自觉理亏之故。还有，据该教区另一神父的信件披露，拳民在7月16日那次被“十字军”追击，死伤七八百人。这些事实都很重要，但上述两种教会资料中却都未收入。
我们将视野再放宽些，不难发现，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无论是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还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其重要堂口多设有武装。教会在武装对抗中是以“十字军”精神为指引，超出了自卫界限。有鉴于此，教会称“朱家河教案”为“教难”，而我的看法则是称之为“朱家河战斗”更符合历史实际。以上所提到的福若瑟和任德芬被教宗列为“宣圣”对象，但从其言行看，真的符合《圣经》精神吗？
4.自主探索民间信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义和团研究外，您还是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相关研究成就卓著。据我们了解，您主编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历时数载也终于出版了。您为什么要编这套丛书？它的创新点有哪些？
路遥：民间宗教是我多年来的另一研究领域，我对这个领域的探索是从义和团调查研究中衍生、拓展出来的，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民间宗教。在研究过程中，李世瑜、马西沙、王见川等的论著对我很有启发。但我主要走自己的田野调查路径，终于历经十多年倾力撰成了45万字的专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这本书有幸得到众多学界同仁、有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和好评，还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我所未料到的。
从2003年起，国家教育部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而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通过公开招标、评选，最后以民主投票方式确定。2004年是第二届，其中就有“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选题。其实这个选题原本就是我校向教育部呈报的，结果通过了。这套丛书原分8卷，教育部通知我让出一卷由新疆师大来撰写，经我们内部商定将调查卷交出来，这套丛书就变成了7卷。
鉴于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复杂，我们是按各卷内容，约请跨学科专家执笔。除个别卷外，都是由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集体完成，这样做质量会更有保证些。
5.“迷信”是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偏见
16世纪明末西方天主教会来华传播，对中国佛道教与民间信仰则以“Superstition”（迷信）一词视之，这一偏见流传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请您以这套丛书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为例，谈谈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路遥：中国幅员辽阔，各大区域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传承并不一致，民间信仰亦呈现多元化。就其整体而言，研究者多集中思考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对民间信仰的概念如何界定；二是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三是它可否被定为属于宗教的性质。
“民间信仰”一词流行于中国大陆学界，而在港澳台地区是很模糊的，更遑论国外了，在欧美就找不到很适合的词汇以对应之。在大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往多认定其为“迷信”。而我们从文献记载追踪发现，“迷信”一词虽在魏晋汉译佛经和中国佛典中已偶尔出现，但那还是属于佛教的宗派哲学范畴。到16世纪明末西方天主教会来华传播，对中国佛道教与民间信仰则以“Superstition”（迷信）一词视之，至17世纪初中国精英阶层的天主教徒受其影响，才用汉语“迷信”一词对应之。这一偏见流传至今，在其支配下，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学者将它作为学科性研究，又接受西方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多视其为“小传统”文化。我们则据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否定了这一流行观点。至于民间信仰算不算宗教，以往研究者多认定其具有民俗性，我们则认定它兼具民俗性与宗教性。是否可以说成“民间宗教”？近来，牟钟鉴写过一篇具有导向性的论文：《对中国民间宗教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认为中国民间信仰若以民俗论之，当为“宗教性民俗”；以民间宗教论之，则属于“民俗性民间宗教”，以区别于那些“组织化民间宗教”。我甚赞同这样划分，借此可以消除一些论著中所存在的模糊甚至极端性的认识。据此，应将民间信仰纳入中国传统宗教的统一体中。
民间信仰是社会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伴随民间社会而产生。以往学术界几乎都认为“民”就是下层社会，甚至是最缺乏文化的底层社会。这也是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但我们证诸中国历史，否定了这一看法。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就开始形成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被称作“士民”，但从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的发展趋势看则是逐渐下降的。钱穆曾指出：“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实际人生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余英时也说，无论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中国古代的士都是迁流不居的，至明代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所以，民间性信仰之“民”，亦应包括“士”在内，这一观点贯穿在各卷中。
中国民间信仰历史相当悠久，随着民间社会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其类别十分繁杂。概括起来说，基本上可分为“原初性”与“创生性”两种。“原初性”主要指原始信仰之传承、遗留，而“创生性”则是指随社会文明发展或正统宗教之衍化、创生。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多喜从原初性作系统调查，而本丛书则是从创生性角度择其典型神明作深入分析。自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扎根于民间社会，不少民间神明信仰已从乡土性发展为地方性—区域性—跨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信仰，如关公、妈祖、真武神、文昌帝君等，至今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原初性与创生性信仰之结合，我们有《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卷进行探析。对于泰山信仰及泰山文化，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之民族凝聚力而独特于世界的。
佛教在其中国化、民间化过程中，菩萨信仰最受民间普遍欢迎并被其所吸纳，成为民间信仰之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本丛书中择取了最为民众信奉的观音、地藏、文殊、普贤四大菩萨作专卷论述。道教本来就源自民间，它如何与民间信仰互动，也有专卷论述。《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卷，以劝善书和关公信仰作为重点论述。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是本丛书很重要的一卷，不少专家参与执笔，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研究民间信仰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更具现实意义。民间信仰作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因素，与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都息息相关。对它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客观认知与科学决策，对当下及未来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文化安全、推进民族复兴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中国学术不能被西方理论牵着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山东大学的终身教授，治史几十年。您认为，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路遥：历史学是一门领域十分广阔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这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我只能就自己的研究经历简单谈一些感受和体会。回顾我几十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从义和团运动起源延至民间教门，再到更为丰富的民间信仰领域，可以说都是脚踏实地、层层拓展。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因此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掌握充实的资料，同时还得接受、吸纳方法论方面的指引。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对西方输入的理论可以吸纳，但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而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
至于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我们还在内部讨论制定中，一是要建设具有国际性的义和团研究资料库；二是建设义和团研究的国际性联络中心，聚拢海内外义和团研究者。特别是我校引进德籍狄德满教授为一级教授，正式加盟我们团队，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的不懈努力，必将推进义和团研究向纵深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第402期
